人工智能、产业链、区域贸易……东盟国家当前最关心什么?面对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新一轮技术变革,东南亚又希望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1月15日至17日,第49届东盟峰会及相关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成为本届东盟峰会的重要议题,从技术创新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再到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东南亚正在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机遇。 紧接着,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其中,中俄美三国元首会晤,备受全球瞩目。 近日,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高级研究员彭润年在与观察者网的对话中表示,东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面对全球贸易环境和技术格局的变化,东南亚国家既需要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应积极拓展与中国等经济伙伴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在他看来,东盟不仅应在区域经贸合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还要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争取自身的发展主动权。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彭润年在“文汇讲堂”发表演讲。图源:文汇讲堂/新浪财经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东盟最关心的是什么?
观察者网:美国刚刚结束中期选举,民主党赢得了国会两院的控制权。您如何看待这一结果?它可能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东南亚政策产生什么影响?
彭润年: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遭遇了历史性挫败,尤其是从两党席位变化来看,失利幅度相当大。如果从全球层面来看,失去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后,外界自然会认为他的政府会变得更弱。但这一结果对东南亚究竟意味着什么,还很难判断。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难以预测,政策反复无常,也给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的商业活动带来了威胁。但这次选举影响的是立法部门,而外交政策属于行政部门,仍然掌握在总统手中。关税等贸易措施也主要由白宫通过行政权力推动。
美国的权力分立意味着,国会可以在预算、税收和条约批准等方面发挥作用,但行政部门的贸易执行权仍然掌握在白宫手中。民主党控制国会后,可以举行听证会、阻止拨款,但不能直接撤销出口管制,也不能自动推翻白宫已经作出的各类行政安排。更大的变化在于,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的分歧会进一步扩大。
一个在国内议程受阻的美国总统,往往会转向外交领域寻求成果。美国的对外贸易以及外事活动,正是特朗普仍能相对独立行动、展示成绩的领域。所以,对于亚洲的几场峰会,我们还需进一步观察,才能了解具体的影响。
观察者网:去年您在与观察者网的对话中,曾谈到美国和马来西亚签署的互惠贸易协定,其中部分条款可能会限制马来西亚的对华合作。一年过去了,您认为东盟国家是否因此获得了更多与华盛顿谈判的空间?美国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几经变化,带来了什么影响?
彭润年:就马来西亚而言,我当时批评的就是美国与马来西亚签署的互惠贸易协定。11月3日的中期选举结果并没有改变这一点。真正改变局面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对相关关税措施作出的裁决。
现在这项协定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它于2025年10月在吉隆坡签署,但尚未正式生效。
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已经几经变化。最初的法律依据在今年2月被推翻,随后特朗普又援引另一项条款,为自己争取了150天的授权;这个期限届满后,他又转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马来西亚贸易部长曾表示相关互惠贸易协定无效,但协定本身已经签署,至今仍未正式生效。
中期选举确实增加了不确定性,但关税政策最终会走向哪里,不能简单归因于选举结果。我们首先要区分立法权和行政权:中期选举改变的是国会的构成,而关税和贸易执行措施很大程度上仍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
从东盟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各国应当把更多精力放在自己能够掌控的政策工具上,例如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成果的批准和实施。这些才是东盟可以主动推进的区域合作机制。
观察者网:特朗普此次亚洲行先在马尼拉参加东盟—美国特别峰会,随后赴深圳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您如何看待特朗普这次亚洲行?
彭润年:我认为这两场峰会将很有意思,因为特朗普需要拿出一些成果。外交和对外贸易是他目前仍然拥有较大行动空间的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中期选举之后,他最初的反应之一,是尝试在移民问题上与民主党妥协。因此,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他的政策未必会朝着更加危险的方向发展,反而可能出现一些妥协和合作的空间。
不过,任何真正实现外交突破的努力,如今都面临着明显加剧的美国国内政治制约。特别是在对华技术政策上,华盛顿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分歧正变得更加突出。英伟达负责人黄仁勋如今也已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原本他很有可能于本周陪同特朗普前往深圳。在我看来,这一变化至少说明,在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那些主张保持商业往来、寻求务实合作的声音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现在谈论美国外交政策确实很困难。特朗普是一回事,但美国内部对华政策也存在不同派别和路线。对美国决策者来说,东南亚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政策对象,而是被放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框架之下。这正是东南亚长期面临的问题:美国习惯用大国竞争来定义地区事务,而中国是其最主要的竞争对象。
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无法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中国身上,因为它同时被欧洲和中东局势牵制。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即将控制参众两院,特朗普想要在乌克兰问题上抽身可能会更加困难;同时,特朗普政府又深陷波斯湾局势,尤其是对伊朗的战争。围绕这些问题,都存在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和游说力量。
即使在对华政策内部,也存在分歧。有些人,比如鲁比奥,希望美国重新把中国视为首要竞争对象,但他也对美国无法集中力量应对中国感到沮丧。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显然是一次严重误判,甚至可能成为美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地缘政治错误之一。美国国内的强硬派因此会希望把政策重新拉回到遏制中国的轨道上。
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技术限制,尤其是出口管制和人工智能,将成为最重要的议题。
东南亚最关心的是供应链的完整性,以及贸易能否继续保持开放。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经济体都深度参与以中国为中心、并与美国市场相连接的供应链。这些供应链非常脆弱,容易受到白宫、美国商务部等行政部门政策的影响。
美国内部确实存在不同路线:一些人希望重新集中力量遏制中国,认为必须趁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之前采取行动;另一些人则意识到,美国同时被欧洲和中东的冲突牵制,无法轻易摆脱这些局面。
直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对美国来说并不可行。美国可能通过代理人采取行动,但直接军事对抗几乎不在选项之内,因为那将导致决定性的失败。因此,贸易和技术措施会变得更加重要。
这种路线之争,在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内部表现得尤其明显。一方是以部分芯片企业领导人和特朗普前“人工智能沙皇”戴维·萨克斯为代表的务实派。他们认识到,美国需要维持开放市场,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并与中国寻求一种理性的相处方式。即使接受对最先进芯片出口实施一定安全限制,也不意味着必须彻底切断正常的商业和技术联系。
另一方则是美国人工智能产业中寻求市场垄断的势力,以及鼓吹“硅和平”(Pax Silica)的对华强硬派。他们倾向于将人工智能视为一场只能有一个赢家的战略竞争,甚至将其比作新的“曼哈顿计划”,仿佛人工智能是一种只能由少数国家掌握的核武器。一些人不断强调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风险,并据此主张通过更加严格的监管和技术控制,将最重要的人工智能资源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
在我看来,这些科技巨头惊人的估值,实际上与其能否取得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的支配地位密切相关。它们希望通过影响政府政策,使自身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成为其他国家不得不依赖的基础设施。这就不再只是正常的商业竞争,而涉及私人企业能否通过国家权力巩固市场垄断地位的问题。
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里森曾回忆,他参加过一次令他非常震惊的会议。按照他的说法,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员当时向科技行业人士传递的信息是,不必再浪费资金投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因为政府倾向于将这一产业集中到两三家受到严格控制的巨头手中。监管措施和技术保密分级制度,可能使开源人工智能和规模较小的竞争者被排除在外。
我认为,今天美国国内的一些强硬派仍在推动类似的思路。他们希望借助国家安全、出口管制和产业监管等政策工具,形成由少数企业主导、政府力量加以维护的人工智能产业格局。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人工智能政策的争论,不仅在于是否允许向中国出口某些芯片,更在于未来全球人工智能体系究竟应该保持开放,还是被划分成彼此隔离、由少数企业控制的技术生态。
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接下来必须面对的选择。如果美国决定继续强化技术壁垒,推动中美人工智能生态全面分离,那么遭受冲击的不会只有中国,也包括深度参与全球技术供应链的东南亚经济体。
因此,观察特朗普在这两场峰会上的表现,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美国对华政策下一步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观察者网:对东盟峰会,您觉得东南亚国家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贸易、投资和产业链问题是否仍是最核心的关切?
彭润年:以马来西亚为例,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经济结构和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也具有代表性。
马来西亚出口部门中,半导体约占三分之一,是最大的出口板块之一。这一产业确实容易受到单边贸易限制和技术管制所带来的冲击,但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和制造环节,也深度嵌入了美国科技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事实上,美国企业将半导体和电子制造外包到东南亚,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这种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意味着,任何强制推动产业脱钩的政策,最终也将反噬美国自身。
2026年6月,MKS槟城超级中心工厂举行开幕仪式。
这意味着,我们谈论的并不只是最终消费品的贸易,还包括大量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流动。这些中间产品可能受到技术限制,也可能因为其他地区的限制而出现短缺,或者受到全面技术管制带来的市场扭曲。因此,东盟各国贸易部长在参加峰会时,最希望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维持贸易开放,让商业活动照常进行。
我们需要保护的是一个高度互联的产业网络。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不能简单理解为进口和出口的单向关系。很多东盟国家从中国进口商品和零部件,经过本地加工、增加附加值后,再出口到其他市场。因此,一些国家对华贸易可能并非逆差,而是顺差。这个相互连接的网络才是各国真正希望保护的。
当然,东盟过去常说要保持中立、不选边站,但要做到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人工智能领域尤其如此,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产业生态都正在出现分化。
例如,美国针对在新加坡注册的Megaspeed公司及其马来西亚关联企业Speedmatrix Sdn Bhd采购英伟达GPU一事所实施的域外审查与施压,就引发了东南亚对技术贸易限制的担忧。在我看来,这反映出华盛顿一些强硬派正在动用各种政策工具,推动全球人工智能体系分化,并迫使其他国家和合作伙伴在不同技术体系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排他性选择。
如果从马来西亚或越南的产业实际出发,就会发现中美技术体系之间存在极其紧密的联系。试图把它们彻底切割开来,既不现实,也会造成巨大破坏。
美国一些政策制定者似乎并不了解产业和贸易的实际运作方式,也没有真正理解供应链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分离,但要彻底切断两者之间的联系,几乎不可能。
如果未来真的是“亚洲世纪”,东南亚将处于关键位置
观察者网: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成果签署已经过去一段时间。您如何评价目前的进展?您认为,哪些产业最有可能从中国与东盟进一步深化合作中受益?
彭润年:这项升级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说明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势头仍在继续。
我认为,中国所说的“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对东南亚同样非常重要,也是东南亚未来增长的重要来源。
以人工智能为例,我们不应该把AI视为一种脱离实体经济的聊天机器人服务,也不应该将其简单理解为一种按照使用量收费的软件产品。我们需要打破围绕人工智能的神秘化叙事,将其建设成为一种基础性的产业基础设施,就像电网和高速铁路一样,使之真正植根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出发,首先需要关注的是能源。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大量电力,但能源问题的重要性远远不止于AI。东南亚正在经历电动汽车革命,电动汽车产业将人工智能、卫星导航、物流和规划等技术结合起来,同时也要求能源体系向新能源转型。这就需要升级电网,建设更加智能化的电网,并推动大规模电气化。
即便不考虑人工智能,东南亚也需要大量电力来满足基本发展需求,例如农村地区的电气化。现在,这一基础发展需求与新一轮电气化革命同时发生。有些测算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使整体电力需求翻倍。
中国在发电、输电和新能源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成熟的能力,东南亚也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快发展,因此双方合作空间很大。
此外,交通和物流互联互通也非常重要。过去最受关注的标志性项目是高速铁路连接。东南亚已经有一些相关项目,马来西亚也曾有过规划,虽然部分计划一度搁置,但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并安排推进时间表。
我们需要把整个地区连接起来,不仅要加强交通运输,也要在通信、信息、电力和能源等方面实现互联互通。这些基础设施彼此关联,共同构成区域发展的底层条件。
观察者网: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刚刚开始试运行。作为一名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学者,您如何评价这一项目?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如何从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延伸到制造业、物流和本地就业?
彭润年: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ECRL)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目前正在推进,预计最早在明年年初实现全面运营。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EMU-001动车组在中国国家铁道试验中心测试。
它不仅是连接马来西亚东海岸和西海岸的交通线路,更有望带动一条产业走廊的形成。东南亚其他地区也应该以更大规模推进类似的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能够嵌入一种有效的发展模式,并与我们北面的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经济体——中国——实现深度连接。
如果看马来西亚半岛的地图,会发现东西向距离并不算远,但由于中间有山脉阻隔,两侧的交通联系一直比较薄弱。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对当地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项目。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为这种合作创造一个空间,使其不受地缘政治干扰,尤其是不受美国遏制中国的强硬政策影响。
我希望美国和欧盟都能够调整对亚洲的认知,接受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对东南亚而言,中国显然是东亚最重要的经济体。
西方试图阻碍中国发展的许多措施都没有奏效,反而经常对西方自身造成更大伤害。芯片限制就是一个例子。美国想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端GPU,但中国可能因此转向自主研发,现在不仅希望自己生产,还希望把产品卖到其他市场。这些政策本身的矛盾正在不断显现。
我们需要为理性的人和理性的政策创造空间,让西方能够正视亚洲发展的现实。同时,我们也不能停下来等待西方调整。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非常重要。
我们正在与中国高校合作,推动在吉隆坡建立发展与治理中心。我们希望这一中心能够与全球南方以及世界各地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框架,从全球南方自主的视角研究现代化发展道路与共同发展问题。我们需要这样一些扎根本土、具有独立性的知识生产与思想交流平台。
观察者网:在这些产业和合作议题上,东盟国家内部的立场都是怎样的?面对中美竞争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明显分歧?
彭润年:东盟并不存在一套统一的战略自主政策。所谓战略自主,更像是一个框架,各国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和实践自主与中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的做法都不一样。
因此,不要期待东盟在所有问题上形成一条统一的立场。各国确实有一些共同承诺,例如维护主权和战略自主,但中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中有很大差异。菲律宾目前的做法,与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就很不一样。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强调多方结交、避免树敌,马来西亚长期奉行“广交朋友、不树敌”的外交传统。马来西亚与世界各国保持着广泛的外交关系,即使某些关系并不一定能带来明确的贸易或投资收益,也会积极维持。这与其他东盟国家维护主权和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有所不同。
所以,东盟内部出现分歧是正常的。关键在于,各国能否围绕共同的原则和优先事项形成合作。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显然符合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共同利益。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贸区的构想由来已久,甚至早于东盟内部自贸区的建立。中国在这一进程的早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随着全球环境变化,各国会根据自身情况调整政策,但这些变化仍然需要在区域合作的框架内协调。以防务为例,东盟并不要求所有成员国奉行统一政策,而是要避免各国不同的外部结盟关系破坏地区共同市场和经济合作。
我还想强调一个重要变化:东盟正在成为多极世界中一个更主动的参与者。
2025年,东盟外交出现了某种“跨区域化”转向。过去,东盟主要通过“东盟+1”等机制管理双边对话,之后逐步发展出东亚峰会等区域性平台;现在,它开始发挥更广泛的跨区域协调作用。例如,去年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上,促成了东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中国之间的对话。
更重要的是,在2025年9月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包括东盟秘书长在内的多位东南亚国家代表出席。这传递出一个信号: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应该加强对话,因为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出现碎片化,越来越多的“小多边”机制正在形成。
未来的问题是,这些不同组织如何协同合作。东盟希望成为连接各方的桥梁。马来西亚此前也提出,希望在金砖国家与东盟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更加去中心化,由多个相互重叠的国际机制构成,包括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RCEP、海合会、联合国和东盟。东盟长期以来就具有多重成员身份和跨机制合作的经验,这与多极化世界的结构是相适应的。东盟的思想传统本身就具有多极化色彩,可以追溯到万隆会议及其所代表的历史理念。
观察者网:那么,您认为当前东南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主要来自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
彭润年: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积极的挑战。我不认为东盟正处于危险之中。恰恰相反,东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同时,我也不认为东盟会因为大国压力而走向分裂。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更加倾向于中立,另一些国家则与西方走得更近,菲律宾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但东盟仍然维持着整体团结。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东盟会不会分裂,而是它能否抓住当前巨大的机遇,还是会错失这个时刻。
如果我们承认世界秩序正在变化,就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多极世界已经形成,美国单极主导的时代已经结束。许多西方政治人物和智库至今仍在机械地重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类的口号。他们始终被困在一种思想霸权之中,而这种思想霸权恰恰也是他们接受教育、获得学术资历和建立职业地位所依赖的体系。
由于长期习惯于这一思维框架,他们已经与现实严重脱节,仍然将西方视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默认标准,仿佛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的唯一道路。然而,那个时代早已结束了。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适应正在形成的新秩序。
我认为,亚洲非常重要,尤其是由中国、东南亚和东盟构成的东亚经济、文化和政治体系。这一区域是全球发展和工业化的重要引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规模已经达到约1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关系之一。
在这一体系中,东南亚和东盟发挥着关键的节点和中心作用。东盟具有一种独特能力:它能以相对不具威胁性的方式,把不同国家和力量召集到同一个平台上。本月你会看到美国、欧洲等各方纷纷来到亚洲,而东盟正是组织这些多边倡议、推动各方对话的重要平台之一。
我担心的是,东盟可能继续沿用冷战时期形成的惯性。东盟诞生于去殖民化和冷战时期,当时有特定的地缘政治使命。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美国单极主导的阶段,而那个阶段如今也已经结束。
东盟不能仅仅因为继续存在就保持重要性,它需要主动承担更大的协调和连接作用。如果未来真的是“亚洲世纪”,东南亚将处于其中的关键位置。东南亚的发展,以及建立新的合作平台,让不同国家和人民能够对话、共同工作,将变得非常重要。
以马来西亚为例,这里有同时运行中国和美国模型的数据中心,也有中美科技企业的投资。谷歌刚刚宣布将在马来西亚投资150亿美元;与此同时,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腾讯等中国企业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布局。这些企业在当地并肩发展,产业链和技术合作并不会因为国界而自动分开。
然而,美国试图将这种合作关系政治化,甚至把正常商业活动刑事化。例如,一家马来西亚公司采购了大量英伟达芯片,却因此受到美国方面的审查和质疑。我想问:企业之间正常的技术采购,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框架?对于这些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东南亚企业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未来,许多地缘政治问题都会在东南亚汇聚。马六甲海峡就是一个例子。经由马六甲海峡运输的贸易价值甚至高于波斯湾,但由于这里长期保持和平,人们往往没有把它视为一个问题。
马六甲海峡实际上是支撑亚洲乃至全球繁荣的重要贸易与能源运输大动脉。然而,如今一些外部势力正试图将冷战式的“战略咽喉”思维强加于这条海峡之上,将其地缘政治化,甚至试图把它武器化。
东盟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坚持核心原则的同时保持开放,并抓住全球战略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机遇。东盟需要思考如何加强与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的联系。我过去几年也一直在推动把吉隆坡建设成一个平台,汇聚全球南方的领导人、人才和思想,同时促进全球南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流。东盟如果只是维持现状,而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就可能错过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马六甲海峡上的货轮。
观察者网:展望未来三到五年,您如何看待东南亚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以及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前景?
彭润年:我刚才已经谈到了一些希望东南亚在全球秩序中发挥的作用。坦率地说,我很难完全置身事外,因为我自己也在积极参与这些工作。
例如,我目前在吉隆坡的亚洲—欧洲研究院(Asia Europe Institute)任职。该机构成立于1996年。当时,欧洲国家、东盟七个成员国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齐聚曼谷,启动亚欧会议进程。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马来西亚主动提出建立一所教育和研究机构,推动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联系。
现在的国际环境已经很不一样。过去,中国可以与东盟、日本、韩国一道被纳入同一个合作框架;而今天,一些西方国家在看待中国时,往往把中国视为一个单独的、体量巨大的对象。
然而,亚洲与欧洲之间的直接对话仍然至关重要。吉隆坡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它能够超越冷战式的集团对抗思维和单极世界叙事,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交流与政策协调平台,将亚洲、欧洲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南方联系起来。这不只是地理位置的问题,更关系到我们能否建立一些不受西方知识体系和政治叙事所支配的自主交流平台。
这也不仅是外交对话的问题,也涉及如何把重要的多边倡议真正落实。例如,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了一个重要倡议,并在上海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是把人工智能纳入外交政策和多边治理议程的一项重要尝试。人工智能的影响如此深远,已经足以成为一个需要各国共同讨论和合作的多边议题。目前,已有38个国家成为这一组织的创始成员国,马来西亚也是其中之一。
这一倡议需要各国共同支持,不能只依靠上海单方面推动,各国都需要思考如何参与其中。人工智能治理关系到AI能否真正造福人类,能否成为一项有益于文明发展的事业。因为它不单是一种产业技术,更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明性技术”。
我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语词技术”,它带来的变革可以与人类从口头语言走向文字,以及印刷术的出现相提并论。这些历史性变化不仅改变了人类传播和记录知识的方式,也重塑了人类的意识、文化和政治生活,并为欧洲宗教改革等重大历史变革创造了条件。
与此前的数字媒体不同,过去的数字技术主要是将文字作为一种被动传播的内容进行复制和传递,而人工智能则能够主动生成语言,甚至将人类的判断活动本身自动化。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社会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进行治理,以及如何保存和理解自身的历史记忆。正因为如此,它实际上掌握着影响人类认知主权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力量。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或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不同文明未来如何延续和发展的根本问题。
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一个缩影,甚至比传统军事领域的竞争更加两极化。在这一技术的前沿,真正有能力推动技术发展、并以自主方式掌握技术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是不能只做旁观者。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说过的,要么坐在餐桌旁,要么就成为餐桌上的食物。
美国提出的“硅和平”模式,并没有提供真正的治理框架,而更像是一套合规框架:其他国家必须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和地缘政治优先事项,尤其是限制中国发展的政策。该项目的负责人甚至表示,这不是一道可以任意挑选的菜单,各国不能只接受美国规则中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硅和平”代表的是一种排他性的控制、依附和寻租模式。它试图将智能转化为一种由单一霸权力量垄断和控制的持续性服务,这种服务可以被随意限制、操纵,甚至随时被切断。这实际上是在要求其他国家服从霸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理。
另一条道路,则是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倡议为代表的多中心公共产品模式。这种模式试图消除围绕人工智能的技术神秘主义,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关键的公共基础设施,而不是某个国家或企业独占的专有武器。
它强调共同治理与自主算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走向文明化,使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在保护自身数据主权、文化主权和认知主权的同时,探索多元化的现代化道路。这意味着,全球南方国家不必被动接受某一种技术体系所规定的发展模式,而是能够根据自身的社会条件、文化传统和发展需要,决定如何使用和治理人工智能。
因此,如果要问未来五年东盟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我认为人工智能治理是关键领域。它还需要与新能源、电气化等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人工智能不应成为少数科技巨头收取租金的工具,而要真正转化为服务社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力。
东盟整体参与当然重要,但东南亚各国也需要根据自身情况,以不同方式参与这一更广泛的合作。东盟未来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一个关键挑战是提升自身机构的能力。东盟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远远超过它目前推动共同政策、表达自身理念的能力。换句话说,东盟的实际影响力已经很大,但它在思想表达、软实力建设和参与全球议题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