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10日,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主持了第九次中顾委全体会议,会上众人一致通过了中顾委向党的十四大的工作报告。

报告里面有一条很关键,就是所有中顾委委员一致建议中央,不再设立中顾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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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顾委的全称及中央顾问委员会,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会议上决定设立的,设立中顾委的初衷,是中央为了解决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而设立的。中顾委的选举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都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这也意味着中顾委在地位上与中央委员会是齐平的,只是主要的职能不同。

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薄一波、陈云、陈丕显等老同志在经过商量以后,一致决定退下来,并且因为中顾委设立的十年里,其作用已经充分发挥,初步形成了要向中央建议不在设立中顾委。

不过很有趣的是,有一个人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时任中顾委委员的张震。

张震1985年、1987年两次当选中顾委委员,还同时担任着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1990年),到1992年中顾委撤销时,已经年近八旬的张震非但没能离休,反而又在党的十四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重新进入一线

让位与留任

1982年十二大之后,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正式打破,离休年龄的规定随之落地,老干部们开始成批地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

为了让经验尚浅的年轻干部平稳接棒,中央同时设置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性的“二线”机构,各省市、大军区也相应成立了顾问组,资历深厚的老同志转入其中,虽然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仍然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的各项会议。

首届中顾委选举的时候,张震其实并不在其中,那时他正担任总参副总参谋长,分管作战训练方面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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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后的1985年,百万大裁军启动,陆海空三军同步精简,一批军级干部被提拔到大军区司令、政委乃至总部岗位上,军队高层的新老交替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正是在这一轮调整中,包括张震在内的64位高级干部集体退出了中央委员序列,把位置腾给刚刚走上重要岗位的一线指挥员。

1985年3月9日,中央调整总参谋部领导班子,张震被免去了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被免去职务的张震非但没有不高兴,反而还感到由衷的高兴,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

“光阴似箭催人老,现已鬓发如霜也。”

张震打心眼里觉得中央这次调整安排,是有利于年轻人锻炼上位。

3月18日,总参谋部召开各局领导会议,会上张震还发表了一段离休感言,不过按照时任总参谋长杨得志的意见,张震还要进行三个月的交接工作,到时候才能全身心的退下来。

然而也就是这三个月的交接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意外变故。

当时中央正在进行百万大裁军的方案制定,因为张震之前就参与过这项工作,不少相关的会议还都请他参与。

一次,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找到张震询问:

“对合并解放军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组建一所国防大学,有什么意见?”

有意思的是,当时张震只说了两个字:

“赞同!”

张震的回答严格意义上讲并不算是敷衍,这主要是因为他在过去几次会议上,都曾表达过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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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中央对三大学院的工作,大体上还是满意的,但是三大学院的招收学员工作,一直进行的不顺利,偶尔会出现向下面各级步兵院校抢学员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当时三大学院和步兵院校的教材有部分重叠,有的学员表示,自己在步兵学校学习的时候,对此类内容还表示新鲜,但到了三大学院,还是学同一套教材,觉得有些陈旧。

张震其实很早就关注到这个问题,他觉得要解决此类问题,非要从体制改革入手不成,因此在杨尚昆问他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的表明了态度。

可张震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中央会要他牵头筹建国防大学。

1985年4月3日,杨尚昆代表中央找到张震,和他提出这件事,张震第一个念头只感觉意外,然而他当时觉得,中央只是要他筹建,又没说要他到院校任职。

思来想去,张震还是接下了这个复杂的任务。

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有50多个年龄稍大的中央委员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进入中顾委。张震看着这些人,心里还很羡慕,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在完成筹建国防大学任务以后,也退居二线。

后来张震还曾跟中央军委表明过这一态度,只是军委没有同意。

然而在当年11月30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正式颁布了国防大学领导班子任命,张震任国防大学校长,李德生任政委,同一时间总政治部宣布发出了关于国防大学党委常委组成的通知,李德生任书记,张震为副书记。

张震后来在国防大学校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数年。

二线与一线

1987年11月10日,党的十三大召开时,中顾委进行了换届选举,31名老同志正式退出,同时又增补了59名新的老同志。

张震虽然仍任国防大学校长,但名字却没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上,而是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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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张震在十三大之后的五年里,虽然实际工作强度丝毫没有减轻,在党内的正式层级上却处于一个被刻意“压低”的位置。

这个安排无疑也说明,党的工作重心确实已经往经济建设上来转。

要知道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一共25名,其中军人出身的就有10人之多,到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就只剩下了17名,军人出身的只剩下军委秘书长和国防部长两人,上届九位军人政治局委员中有八位退了下来。

这显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安排,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方向调整。

理论上来讲,当选中顾委委员意味着张震已经正式进入到退居二线的准备阶段。

十三大之后留在军队一线位置上的开国将领已经屈指可数,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张震等十来位老将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仍然在重要的军事或军事教育岗位上工作,却大多不再拥有中央委员的身份。

到五年以后的1990年,就只剩下张震、秦基伟、刘华清没有退下来。

1990年4月,中央军委再次调整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当时已经76岁的张震再次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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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这一次可以说是信心十足,毕竟和他搭班子的李德生都退下来了,李德生出生于1916年,比他还小两岁(1914年)。

“我们是一起来的,我还比他大一两岁,要下就一块下吧。”

然而组织上再次忽略了他的请求,考虑到国防大学实际建设以及张震本人身体还不错的情况,中央军委不仅没同意他离休的请求,还要他兼任了李德生空出的国防大学政委一职,并同时担任校党委书记。

当时的张震以76岁高龄,成为全军大军区正职领导干部年龄最大的一位。

七十八岁再上一步

1992年十四大召开前,中央顾问委员会走完了两届十年的历程,向大会建议不再设立这一机构,十四大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对老同志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交替中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顾委的撤销意味着一个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终结,转入其中的老同志绝大多数在这一节点上正式离休,二线身份所附带的所有模糊空间也随之消失。

张震的处境在这一刻变得格外清晰,事实上在当年4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就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军委的会议。

为了做好工作交接,张震还特意把平时自己就考虑的军队建设等建议写成一个报告,并郑重其事的在报告中提到希望中央派一个年轻同志来接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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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9月,一个中央的同志突然来通知张震,说中央已经接受了小平同志的建议,准备安排他到军委工作。

邓小平后来更是直截了当的跟他表示:

“你比我还小10岁,还能再干一届嘛!”

不久之后,邓小平正式给中央政治局写信,军委的工作由刘华清、张震负责:

“据我了解,刘华清、张震同志最熟悉军队。将来挑选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军队的人来承担责任。”

张震也吃了一惊,毕竟他已经年近八旬,他担心自己难以承担这个重担。可是考虑到党和国家正处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时刻,能否保持军队的稳定是党和国家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战士,在党和军队需要自己的时候,应当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

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张震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不久后召开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刘华清、张震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邓小平在会见十四大代表时特意走到张震面前,握着他的手,反复交代要协助军委主席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军队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

张震三次想要离休,结果都没成功,从“中顾委委员”到“中央委员”,中间隔着的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个人升迁,而是一整套制度从过渡状态走向定型之后的重新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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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震在十四大之后没有被选入政治局,这同样不是孤立的个案,十三大开启的军人进入政治局比例收缩的趋势在十四大上延续了下来,军委领导层中只有一位进入政治局,其余包括张震在内的军委副主席和委员都留在政治局之外。

这件事比张震个人的进退更能说明那个年代的走向:军队高层在政治局的席位继续压缩,军队的职能被逐步收束到“保家卫国”的本位上来。

张震在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上又干了五年,一直到1997年8月17日的军委会议上,才明确十五大以后,张震退出军委领导班子。张震在会上表示完全服从中央的指示,还口沾了一首诗:

“八十三岁脱戎装,着我工农旧时裳。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1998年3月,张震正式退出了军委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