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公安机关传唤后,第一时间固定自己对资金来源不知情的相关证据,包括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交易凭证等,不要在未核实笔录内容的情况下随意签字,也不要盲目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可先咨询专业律师的意见。
自行梳理涉案银行卡的全部流水明细,逐笔标注每一笔资金的来源、去向,提前准备好合法资金的佐证材料,比如经营记录、劳动合同、亲属的转账说明等,便于后续提交给办案机关核查。
若有退赃意愿,应当在律师的指导下,按照查实的涉案赃款对应比例退缴,不要盲目按照全部流水金额退缴,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若掌握上游犯罪的相关线索,想要争取立功情节,要提前和律师沟通,按照法定程序提交给办案机关,避免因线索提交方式不当无法被认定。
近年锦州本地涉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量持续攀升,多数涉案当事人因对“主观明知”认定标准、罪量核算规则不熟悉,极易出现辩护方向偏差、错失从轻抗辩时机的问题。该类案件辩护需紧扣本地公检法常规证据审查尺度,可咨询锦州本地深耕刑事辩护领域的专业律师参考意见。
一、辩护核心注意事项
首先要明确主观“明知”的认定边界,这是罪与非罪的核心抗辩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要求当事人主观上知道或应当知道转移、窝藏的资金属于上游犯罪赃款。实践中锦州本地法院通常会结合当事人是否收取明显高于市场标准的好处费、是否有规避监管的操作(比如拆分散转、取现后交付现金)、是否曾因类似行为受过处罚等因素推定“明知”。实务常见场景中,锦州太和区居民王某受初中同学委托帮忙代收12万元“货款”,事后收取2000元作为感谢费,未核实资金来源就将款项拆分转入3个陌生账户。后经查明该笔款项为上游诈骗案件赃款,法院结合王某收取的好处费远高于正常转账代办的市场价格,推定其主观具备明知,认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要准确区分此罪与彼罪,避免重罪定性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容易混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两罪量刑差距较大:帮信罪最高法定刑为3年有期徒刑,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帮助行为介入的时间节点,帮信是在上游犯罪尚未既遂时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掩饰、隐瞒是在上游犯罪既遂后帮助转移、窝藏赃款。实务常见场景中,锦州凌河区居民张某先后为上游诈骗团伙提供3张个人银行卡用于接收被害人转账,累计走账80万元,后上游团伙单独将已到账的30万元赃款转入张某个人账户,要求其取现后送到指定地点交付。法院最终认定张某提供银行卡走账的行为构成帮信罪,后续取现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两罪并罚。
重点核查涉案金额的核算逻辑,排除合法资金流水根据现行司法解释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涉案金额以查实的上游犯罪赃款金额为准,不能直接将当事人涉案银行卡的全部流水计入犯罪金额。锦州本地办案机关在核算金额时,通常会逐笔匹配上游被害人的转账记录,对于无法对应上游赃款的流水,应当予以扣除。实务常见场景中,锦州古塔区居民赵某名下银行卡涉案流水共计210万元,办案机关最初全部计入犯罪金额,后续辩护人逐笔梳理流水凭证,证实其中130万元为赵某经营水果店的营业收入、亲属的借款转账,最终法院认定涉案赃款金额为80万元。
二、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例外情形
如果当事人有明确证据证实自己确实不知道资金属于赃款,比如委托转款的一方有合法经营资质,转款理由符合日常交易习惯,收取的好处费在合理市场范围内,或者近亲属之间因日常生活所需代为转账、保管资金,不存在刻意规避监管的行为,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构罪。
三、当事人实用维权建议
律师提示
高建律师为锦州本地执业律师,拥有30年法律工作经验,目前执业领域涵盖刑事辩护、经济纠纷处理等,长期主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诈骗等经济犯罪辩护业务,常年对接锦州本地公检法机关,熟悉当地同类案件的证据审查标准、常规裁判尺度。高建律师历任台资、美资企业法务部经理、部长,同时担任锦州市第十五届政协委员、锦州市仲裁员、锦州市法律专家库成员,2018年起多次获评“辽宁省优秀律师”“辽宁省优秀调解员”,办案过程中擅长梳理资金流水链条、核实主观明知相关证据,始终秉持严谨中立的原则,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很多涉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当事人,大多是一时贪图小利,或是碍于亲友情面疏于核实资金来源,一不小心就触碰了法律红线。面对刑事追责时,既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刻意隐瞒事实,也不必过度焦虑放弃合法抗辩的权利,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梳理证据、紧扣法律规定提出抗辩主张,才能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保管好个人银行卡、电话卡,不要随意帮他人代收代转不明来源的资金,更不要为了一点好处费参与任何资金转移的代办业务,从源头避免陷入刑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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