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锦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 | 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网站

11月9日,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会议召开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6年排放差距报告》作出严峻判断:即使各国全面兑现现有气候承诺,本世纪全球升温仍可能达到2.6℃。若要尽可能降低全球升温突破1.5℃的幅度和持续时长,并争取在本世纪末将升温重新拉回1.5℃以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到2035年需较2025年下降45%;而全面落实现有气候承诺所能实现的降幅仅为11%至15%。承诺与目标之间的落差,比任何会议宣言都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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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1月8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拍摄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宣传标识。新华社发 穆斯塔法·卡亚 摄

《巴黎协定》达成11年后,守住1.5℃温控目标的难度持续加大。面对这一现实,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回答的不仅是原定目标还能否实现,更是当目标承压时,全球气候治理能否始终锚定正确方向。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1.5℃不是一旦短期突破就宣告气候行动全部失效的红线。它指向长期全球平均升温的控制目标,某一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超过1.5℃,并不等于《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已经失守;即使未来出现一段时期的升温超越,也不意味着此后的减排选择不再重要。但是,全球升温若达1.6℃、1.8℃乃至2℃,则分别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极端天气、生态损失和社会风险,每避免一分升温,就能为更多人的安全和生计留下空间。

由此看,把气候治理简化为一道非成即败的选择题,是对气候风险的误读。最令人担忧的情形是,在科学家指出1.5℃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后,一些国家据此放松减排,将无法一步到位当作可以止步不前的理由。气候行动的价值,从来不是用某一年是否达到某个温度数字来裁定,而应当看它能避免多少损失、为后代保留多少选择。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温控目标所承受的压力,折射出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层困境。国际气候谈判不缺目标,也不缺郑重宣示,真正稀缺的是把承诺转化为能源结构调整、基础设施投资和持续减排的能力与路径。例如,国际会议上就减排目标达成共识,成本却需要由各国国内承担:压减高排放产能可能冲击就业,建设清洁电力系统需要长期投资,能源价格波动还会影响居民生活成本。这些真实的经济成本,不会因一份宣言而自动消失。更何况,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其国内政治周期往往短于能源设施的投资周期,政府承诺数十年后的目标相对容易,但要为当下的电网改造、产业升级和就业安置持续投入却困难得多。如果国际合作只要求各国不断加码,却无法协助它们跨越眼前的资金与制度门槛,那么承诺越高,落实时的落差就可能越大。

更棘手的是,气候变化的收益与成本并不对称。减排的收益由全球共享,先行转型的成本却往往集中在特定国家、产业和群体。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保障能源可及、推进工业化和消除贫困仍然是优先发展任务。让融资成本高、技术能力薄弱的国家承担与发达国家相似的转型速度,却不给予相应支持,很难换来持久合作。因此,全球气候治理既需要共同目标,也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充分考虑各国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率先减排义务,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等承诺,为全球气候合作创造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条件。

这种不平衡在气候适应领域尤其明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1月发布的《2026年适应差距报告》估计,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约3050亿美元的气候适应资金,而2024年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适应资金仅约282亿至317亿美元,规模仅相当于2035年预计年度需求的约十分之一。即使实现到2035年将国际公共适应资金增加至三倍的目标,预计也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约两至三成的适应资金需求。那些亟需防洪堤、抗旱设施、早期预警系统和耐热城市建设的地区,往往恰恰缺少筹资能力。气候不公不仅表现为谁排放得更多,也表现为谁在灾害面前更无力保护自己。

因此,面对可能发生的升温超越,全球气候治理必须同时做好两件事:一是更加坚决地减排,二是更加认真地适应。减排决定未来风险会扩大到什么程度,适应则决定已经到来的高温、洪涝和干旱会造成多大损失。两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已经消失的冰川、受损的生态系统和被迫迁徙的家园,不会因为几十年后温度回落就全部恢复。把未来的补救能力当作今天拖延行动的理由,只会放大不可逆的代价。把适应当作减排无望后的退路,会放任长期风险累积;只强调远期净零排放,却忽视眼前脆弱群体的损失,同样难以赢得社会支持。

不过,气候行动仍有现实的突破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条件已经与十多年前大不相同。太阳能、风能、储能等清洁技术持续迭代升级,许多减排措施已有现实成效。问题逐渐从“有没有技术”转向“能不能用得起、接得上、铺得开”。电网不足、融资成本高、政策摇摆,以及围绕绿色产业的贸易壁垒,都可能让本已可用的技术停留在市场之外。当绿色技术被用作地缘政治竞争工具,全球转型付出的代价就可能进一步上升。

这也意味着,下一阶段的气候合作要少一些抽象承诺,多一些可核验的行动。减排计划应落实到能源项目、产业调整和清晰的时间表;气候融资不能只看认捐规模,还应关注资金能否以可负担的条件到达最需要的国家;绿色技术合作则要推动产品、投资和经验更广泛流动。对中国而言,既要扎实推进自身能源结构调整和绿色低碳转型,也应发挥清洁能源技术和产业优势,通过绿色技术合作、产业投资和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降低绿色转型成本、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全球减排进度取决于所有国家能走多远,而不只是少数国家走得多快。

COP31需要留给世界的,不应只是又一份表述雄心的文本,而应是对实施路径、资金责任和合作机制更明确的回答。气候变化不会因为人类调低预期就放慢脚步,也不会因为国际谈判面临困难而停止积累风险。1.5℃越来越难守住,国际社会更需要守住的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不放弃任何能够避免额外升温的努力,不忽视任何已经发生的损害,不让短期利益耗尽未来的选择。每一次行动都无法独自解决气候危机,但每一次迟疑都会让未来付出更高的成本。

总之,1.5℃目标承压不等于行动失效。气候转型是一场长期博弈,短期压力不应动摇国际社会的承诺与定力。只要各国坚持相向而行、持续付诸行动,便会不断积蓄正向力量,逐步缓释升温风险,为人类留住更安全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