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1月10日刊发重磅评论,题为《打好扫黑除恶的“新战役”》。

初见标题时,下意识以为又是一起持械聚众、横行乡里的传统涉黑案件。可通读全文后才恍然:此次被聚焦的对象,早已褪去青面獠牙的旧模样,悄然潜入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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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挥拳、不持械、不掀桌。身着休闲装束,手持智能终端,语气温和地与你协商“补偿方案”。有人亮出消费者身份,有人出示记者证照,还有人穿着印有企业LOGO的工装,径直走进施工场地“讨说法”。

公安部近期集中通报8起新型涉黑恶犯罪典型实例。逐案梳理后,一个令人脊背发紧的真相浮现眼前:单看每一起事件——投诉、举报、索赔、曝光——全都嵌套在合法表象之内;但当时间轴拉长、地域坐标串联、行为模式比对,一张层级清晰、角色分明、以牟利为唯一导向的非法网络便赫然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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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出一个现实拷问:当暴力隐退为话术,当威胁藏于截图,我们普通人究竟凭借什么,在彬彬有礼的交涉中,辨识出对方是正当维权者,还是精心伪装的犯罪执行者?

那些看似合情合理的索赔,暗中埋着怎样的伏笔

先看浙江一例。郭某浩纠集多人,专赴各地餐饮场所用餐,随后刻意将毛发、碎石等异物混入餐品,继而提出高额赔偿要求。表面看,确属食品安全投诉范畴——毕竟“异物确凿”。但若调取跨区域监控与消费记录,便会发现该团伙在半年内辗转十余城、光顾超百家餐馆,每次操作流程高度雷同,连索赔话术都近乎复刻。

这已不是个体维权,而是标准化、批量化、流水线化的非法牟利作业。

内蒙古另一起案件更显隐蔽。李某明等人伪造媒体资质,以环保督查为名,密集走访本地企业,宣称其存在排污超标、环评缺失等问题,并同步在网络平台发布不实帖文。企业闻讯恐慌,主动接洽协商,对方随即抛出“删帖服务费”“合规辅导金”等名目。最终,50余家单位及个体经营者被迫支付“息事款”,金额累计逾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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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甚至无需登门,仅凭指尖敲击键盘,在虚拟空间制造舆论风暴,就足以令实体经营陷入瘫痪式震荡。

翻阅权威统计,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摧毁黑社会性质组织84个、恶势力犯罪集团2127个。若置于十年前语境,此类数字或引发公众对治安形势的担忧。但若结合近年执法重心迁移轨迹便可读懂深层含义:那种靠肢体威慑、地盘控制、暴力敛财的传统黑恶势力,确已被系统性压缩至历史低位。

然而,“压下去”绝不等于“根除掉”。恰如按压水面浮萍,此处暂伏,彼处复涌。昔日靠拳头收取“保护费”,今日借投诉索要“平事费”;外衣换了,逻辑未变,生意照做。

正因如此,《人民日报》此次特以“新战役”三字破题定调。战场已从街巷转向平台,对手已由打手变为“操盘手”,战法自然亟需升级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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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为何这些新型犯罪团伙频频锁定餐饮门店、建筑工地、小微商户?答案直指要害——这类主体抗压能力最弱、应变资源最少、危机处置经验最缺。

从工地围堵到直播施压,他们的盈利逻辑已然重构

广东韦某团伙的操作极具代表性。他们长期活跃于主流招聘平台,以“高薪技工”为诱饵进入多个在建项目。入职后即消极怠工、蓄意制造矛盾,待被清退时立即索要误工补偿与交通补贴。若遭拒绝,便集结人员封锁工地出入口,阻断物料运输与人员通行。

乍看是劳务争议,劳动法规确有相应补偿条款。但若回溯其活动轨迹:三个月内连续入职13个工地,平均驻留不足5天,每次均以相同方式离场并索赔——这显然不是求职,而是将工程项目当作周期性提款终端。

再看山西太原刘某某案。此人注册运营数十个自媒体账号,构建起覆盖图文、短视频、直播的传播矩阵,专盯省内重点行业龙头企业。一旦锁定目标,即密集发布含糊其辞的质疑帖文,内容多涉产品质量、税务合规、用工规范等敏感议题。企业方舆情预警后上门协商,对方则顺势推出“品牌共建计划”“年度战略合作赞助”等包装精美的收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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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负面帖文是诱饵,删帖谈判是钓竿,资金入账才是终极目标。

山东威海齐某某则更擅营造人设。他长期以“民间监督者”自居,在社交平台持续输出所谓“打假”“揭黑”类短视频,迅速积累数十万粉丝。随后利用该影响力,定向联系中小企业主,以“联合调查”“深度报道”为名拍摄所谓“暗访视频”,继而索要“合作推广费”。拒不支付?视频即刻全网推送,配合水军刷屏,实施精准社会性封杀。

将上述案例横向对照,一条清晰脉络跃然而出:前端靠流量引流造势,中端靠专人出面施压,后端靠技术团队控评炒热。指挥靠加密群组,施压靠算法推荐,分赃靠电子支付。这早已超越松散团伙形态,演化为具备明确分工、稳定收益、闭环运转的新型犯罪产业链。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早于数年前即联合出台指导意见,明确界定:凡足以引发心理强制、足以干扰正常经营秩序的行为,均属“软暴力”犯罪范畴。《反有组织犯罪法》亦作出刚性规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符合有组织犯罪法定特征的,依法认定为有组织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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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标尺其实早已立在那里。那为何同类案件仍呈多发态势?

最难的环节不在抓捕,而在甄别

因为真正的难点,从来不是锁定嫌疑人,而是穿透表象识别本质。

试想:当一位顾客举着餐盘指出菜中有异物,你如何判断他是真实遭遇食品安全问题,还是职业索赔惯犯?当一名工人手持辞退通知索要补偿,你如何分辨他是权益受损劳动者,还是惯用劳务纠纷碰瓷的“职业闹事者”?当某自媒体账号突然发布你企业的负面内容,你又如何确认其动机是履行舆论监督职责,还是静待你主动联系谈价删帖?

这正是《人民日报》评论反复强调的核心症结:“识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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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黑恶犯罪,识别门槛极低——刀具、伤痕、聚众痕迹、固定据点,皆为显性标志。而今的新型犯罪,违法线索却高度碎片化,散落于12315平台投诉记录、短视频平台举报数据、劳动仲裁受理台账之中。当事人持材料前往派出所报案,一线民警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属于普通消费纠纷,建议走调解程序。”

恰恰是这种“调解优先”的惯性思维,为新型犯罪提供了温床与掩护。

为此,湖北公安厅专门编制《新型涉黑恶线索识别指引》及配套教学案例,下发至全部基层所队。其中明确列出:同一IP地址高频发起投诉、索赔话术模板化率超85%、索赔对象集中于特定行业且无实际消费凭证等12类高危特征。本质上,这是为一线执法力量绘制了一张精准识别作战图谱。

他们打通市场监管、人社、网信、公安等多源数据库,组建跨部门研判专班,对异常数据流进行动态建模分析。单次投诉微不足道,但若某连锁医美机构在90天内收到137起内容雷同、时段集中的“服务瑕疵”投诉,背后必然存在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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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在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关键尺度。

打击新型黑恶势力,最大的风险并非“打不净”,而是“打过界”。倘若将真实消费者的合理投诉一律归为恶意索赔,或将正当媒体监督粗暴贴上“涉黑”标签,受损的将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信任根基。《人民日报》评论中亦隐含此层深意:既不可将黑恶行为轻描淡写为普通纠纷,亦不可将正当维权强行拔高为涉黑涉恶。

这一尺度如何拿捏?答案在于三重验证:数据密度、行为模式、行为链条。个体消费者偶发一次投诉,属正当权利行使;而同一团伙在三个月内,针对同一细分行业32家商户发起结构一致、话术重复、索赔金额趋同的68次交涉,则已构成典型的职业化经营行为。

对广大经营者而言,此次《人民日报》警示实为一场及时提醒。若您是餐饮店主、建筑包工头或小微企业主,面对以差评胁迫、发帖施压、投诉勒索等方式索要钱财者,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私下转账、妥协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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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保存通话录音、微信聊天截图、平台发帖链接、现场视频等原始证据,第一时间向属地公安机关报案。若您是普通消费者,遇到真实侵权问题,依然应当理直气壮依法维权,无需因顾虑被误判为“职业索赔”而沉默退让。

我的观点十分清晰:黑恶势力改换马甲的现象,短期内难以彻底绝迹。只要有监管缝隙可钻、有利可图的空间存在,就总有人试图游走于法律边缘。

但反观全局,亦可见积极信号——《人民日报》专题发声、公安部集中公布典型案例、多地公安与市场监管部门建立线索互推与联合研判机制,这套组合拳释放出明确信号:治理重心正加速从“事后惩处”转向“事前识别”,从“个案打击”升维至“系统防控”。

未来的扫黑除恶斗争,将不再是等待恶性事件爆发后的雷霆出击,而是在数据模型触发红色预警的瞬间,即启动跨部门响应机制,将风险扼杀于萌芽状态。那些披着合规外衣行走于灰色地带的人,其“舒适期”已然进入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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