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又怎样,南阳一男子今年59岁,存款1200万,至今仍单身
那年我23岁。
棉纺厂三车间里棉絮飘得跟下雪一样,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味儿——新棉花带着点土腥气,混着机器润湿的机油,呛得人嗓子眼发痒。我那时候刚顶了我爹的岗,从镇平农村进南阳城,穿一双我娘纳的千层底,走路不敢踩太实,怕布鞋底磨得太快。我们组长老孙头一回见我,上下打量两眼,说这娃手长脚长,站细纱机跟前合适。他给我分了个师父,姓周,四十来岁,脸黑,话少,教接头的时候手把手捏着我的指头往锭子上绕,说你看准了,线头往上一搭,大拇指这么一捻,快了中,慢了断。我学了一个礼拜,手指头磨出七个血泡,晚上回宿舍拿针挑了,第二天裹上胶布接着干。
周师父有个闺女,叫周小满,在厂办当广播员。每天中午食堂开饭前,大喇叭里就响她的声儿,说职工同志们,今日食堂供应胡辣汤和油馍头,请大家排队就餐。那声音清亮亮的,像夏天井水里镇过的黄瓜。我第一次在食堂见她的时候,她正端着搪瓷碗从窗口出来,辫子盘在蓝色工帽里,露出一截白净的脖颈。我后头有人推了我一把,我往前一趔趄,差点撞翻她碗里的汤。她抬眼看我,也没恼,说你就是我爹新收的徒弟?叫啥?我说我叫赵长顺。她嗯了一声,说名字倒老实。说完就走了,油馍头咬了一半在嘴里,腮帮子鼓鼓囊囊的。
那时候车间里三班倒,我年轻觉多,上夜班困得不行,就躲到棉包垛后面眯瞪。有一回被周师父逮住了,他揪着我耳朵把我拎出来,说我闺女要是嫁给你这种偷奸耍滑的,我打断她的腿。我臊得脸通红,从那以后再没敢躲过懒。其实我知道周师父这话是敲打我,因为那阵子小满总往我们车间跑,说是来送广播稿,眼睛却往我工位瞄。有一回她塞给我一个铝饭盒,里头是腌香椿,说家里香椿树摘多了吃不完。铝饭盒盖子上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我攥着那个盒子在车床边站了半宿,愣是没舍得打开吃。
89年开春的时候,厂里传出来要改制,说是要搞什么承包经营,各车间自己找米下锅。周师父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烟屁股扔了一地,说长顺啊,我干了一辈子纺织,除了看锭子别的也不会,这厂子要是黄了,你嫂子跟你小满妹子喝西北风去?我说师父你放心,有我一口就有您一口。这话说得豪气,其实我心里也没底。那阵子我白天在车间盯着,晚上骑着二八大杠去火车站帮人拉货。有一回拉了三麻袋花生到东关,骑到半道下大雨,连人带车摔进路边沟里,膝盖磕掉一块肉,花生泡了水人家不要,赔了八块钱,那是我半个月的工资。
小满不知道从哪听说我摔了,晚上跑到男工宿舍给我送红药水。宿舍里六个光棍汉,见她来了齐刷刷坐起来,慌得有人把袜子往枕头底下塞。她蹲我跟前给我上药,棉签按在伤口上的时候我疼得嘶了一声,她手就轻了,拿嘴吹了吹。上铺的刘麻子吹了声口哨,她头都没回说刘哥你再吹一声我明儿就广播你那双袜子半年没洗。一屋子人哄堂大笑。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宿舍楼,走到梧桐树底下她站住了,说赵长顺你是不是傻,我爹问你的时候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挠挠头说我说啥?她说你哪怕说句“厂子倒了我也养得起小满”呢?我愣住了,说那不成吹牛了?她气得跺脚,说吹牛咋了,我爹要的就是这句话,谁让你真养了!跺完脚走了,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的。我回到宿舍半宿没睡着,把这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嚼,嚼得跟馒头渣似的细碎。
那年夏天厂里评先进,我上了红榜,奖了八十块钱和一条牡丹烟。我拿这钱给周师父买了两瓶赊店老酒,给师娘扯了块的确良,剩下的给小满买了条纱巾。纱巾是粉色的,叠成小方块用玻璃纸包着。她接过去的时候抿着嘴笑,说你这人就是死心眼,送人东西也不挑个花。我说你不喜欢?她说喜欢,就是这色儿太嫩了,我戴出去人家该笑话了。嘴上这么说,第二天中午广播的时候我隔着窗户看见她把那条纱巾系在脖子上,对着玻璃反光左照右照。我心里那个美劲儿,比发了年终奖还舒坦。
可好景不长。秋天的时候周师父在班上晕倒了,送医院一查,肝上的毛病,大夫说这病不能累着不能气着,最好在家养着。周师父不愿意,说家里还有一摊子呢,硬撑着上了半个月班,到底还是倒下了。那阵子我下了班就往他家跑,帮着买药做饭。小满她妈身体也不好,家里里里外外指望小满一个人。有一回我在医院陪床,周师父半夜醒了,拉着我的手说长顺啊,我要是走了,你师娘和小满你多照应着。我说师父你别胡说,你这就是累的,养养就好了。他叹口气说,我这辈子没儿子,就小满一个闺女,她那脾气犟得很,将来找婆家要是受了气,连个撑腰的兄弟都没有。我说有我呢。他说是啊,有你呢。然后就闭着眼不说话了。那是我头一回听他说软和话,我坐在病床边攥着他干瘦的手,心里酸得厉害。
转过年来周师父的病好一阵歹一阵,车间里的活儿也不能干了,办了病退。顶替他岗位的是个从别的厂调来的男的,姓吴,三十来岁,梳个大背头,见天儿往厂办跑,说是汇报工作,谁不知道他看小满的眼神不对劲。有一回我上中班,看见他堵在广播室门口给小满递东西,小满不要,他硬往人手里塞。我隔着老远喊了一声小满,说有你的电话,其实哪来的电话,就是找个由头。她借机跑了,吴大背头回头瞪我一眼,那意思你算老几。我当时没搭理他,可心里头跟吃了苍蝇似的。
小满从那天起也觉出不对了,下了班就来找我,说长顺你送我回家吧。我就推着车陪她走,从厂门口到纺织路,二里地,走四十分钟。路上她跟我说吴大背头今天又给她送雪花膏了,明天又给她捎上海糖了,她都给扔回去了。我说你扔得好。她说赵长顺你到底咋想的?我说我咋想的不重要,你咋想的?她气得拿手指头戳我脑门,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戳完又笑,说算了,看在你天天送我的份上,我给你个准话,我谁都看不上,就看你顺眼。我说你这话当真?她说我周小满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我当时站在路灯底下,整个人跟踩在棉花包上一样,张嘴想说点什么漂亮话,结果吐出来一句:那我攒钱,明年娶你。她笑得腰都弯了,说赵长顺你真行,求婚都跟报生产计划似的。
九〇年秋天,我攒了三千块钱,买了台红灯牌收录机、两块毛料、四床缎子被面,托了车间主任当媒人去提亲。周师父躺在竹椅上听完,把茶缸子往桌上一墩,说长顺啊,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们结了婚得跟我们住,你师娘这身体,我不放心。我说成,住一块我正好学学怎么伺候师父。周师父咧着嘴乐,说你别伺候我,你给我好好干活挣钱是正经。日子定在腊月里。那阵子我天天掰着指头数,连车间里最吵的细纱机听着都跟唱歌似的。
腊月十二,小满去郑州给她姑送年货,说好第二天回来。我那天上早班,下午四点下班,心里盘算着晚上去她家帮着蒸馍。四点半的时候车间广播突然响了,不是小满的声音,是厂办一个男的在喊,说三车间赵长顺,赵长顺,你赶紧到厂办来一趟。我当时手上还有半排锭子没接完,抹了把手就往外跑。厂办门口停着辆白色警车,周师父瘫在地上,师娘被人搀着,哭得站不住。一个穿制服的跟我说,你是赵长顺?我说是。他说你认识周小满?我说那是我对象。他说,郑州到南阳的班车,在方城那边翻沟里了。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后面他说啥我全听不见了。就记得自己蹲在地上,拿拳头一下一下砸水泥地,砸得指节全破了皮也没觉着疼。周师父给抬回家的时候整个人都脱了相,嘴角歪着说不出话,光拿眼睛直勾勾看我。我跪在床前给他磕了个头,说师父,小满没了。他喉咙里咕噜咕噜响,眼泪顺着眼角淌到枕头上。三天后周师父也走了。街坊都说他是心疼闺女,跟着去了。出殡那天我披麻戴孝摔的盆,送葬的队伍里有人嘀咕说这算哪门子女婿,又没过门。我全当没听见。
周师父两口子一走,家里就剩我一个。我把那台红灯收录机搬到他们屋里,每天放小满以前录的广播稿磁带。那是她在厂里录着玩的,里头有读报纸、有念诗,还有一段是她自己瞎编的,说“今天是1990年9月17号,天气晴,赵长顺同志主动帮我搬了二百斤白菜,特此通报表扬”。磁带转着转着就绞带,我拿铅笔一点一点往回卷,卷好了再放,天天听,听了整整一年,到底把磁头磨坏了,放不出声了。
九二年厂子彻底散了摊子,细纱机全当废铁卖了。我揣着买断工龄的八百块钱,在纺织路夜市摆了个馄饨摊。每天下午四点出摊,支篷布、生蜂窝煤炉子、擀皮剁馅。我的馄饨皮薄馅大,汤用猪骨头熬的,一碗卖一块五。刘麻子那帮老工友下了班来喝酒,喝多了就拿我打趣,说长顺你这手艺中,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东关卖菜那家的闺女,人壮实,屁股大,能生养。我说滚蛋,别耽误我干活。他们就笑,说赵长顺还惦记着周小满呢。我不搭理,低头包馄饨,一个面皮搁手心,筷子挑一疙瘩馅,手指头一攥一捏,就是个元宝。一晚上能包八百个,包到后半夜手指头僵得伸不直。
九五年夜市整顿,不让摆了。我在纺织路租了个门面,挂了个牌子叫“小满馄饨”。街坊都说这名字好听,念着顺嘴。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三个字我写在招牌上,每天开门头一件事就是拿抹布把牌子擦一遍。生意慢慢做起来了,我又添了胡辣汤和水煎包,雇了两个下岗的老姐妹帮忙。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和面,晚上十点收摊,钱匣子里毛票钢镚天天塞得满满的。到两千年的时候我盘下了隔壁两间门面,扩成了个小饭馆。
中间也有人给说过媒。有一个是棉纺厂原来的会计,姓方,离了婚没孩子,人挺文静,来吃过两回馄饨。我姐从镇平跑来劝我,说长顺你也三十大几了,好歹成个家。我就去跟方会计吃了顿饭,在梅溪路那家饺子馆。她聊厂里新来的领导,聊她养的那只猫,聊她娘家侄子考大学。我坐在对面嗯嗯啊啊地应着,脑子里想的全是小满要是活着,这会儿该骂我笨了——她最烦吃饭不说话的人。那顿饭吃完我送她到家属院门口,她等了一会儿,看我没话,就笑笑说赵老板你忙你的去吧。后来她再没来过店里。我姐给我打电话骂了一顿,说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我说中啊,光棍不拖累人。
零三年非典那阵子饭馆不让堂食,我干脆把店关了三个月,回镇平老家帮我哥收麦子。我哥家三个孩子,老二是个闺女,那年刚考上南阳师院。我去县里给她送学费,小姑娘接钱的时候说叔,你一个人在城里咋过的?我说咋过,一天三顿馄饨呗。她说你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说有,饭馆里人来人往,比你们学校还热闹。她不信,说你晚上回家呢?我让她问住了。那晚上我在镇平老宅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听见墙外头蛐蛐叫,忽然想起来小满有一年夏天跟我说,赵长顺你睡觉打呼噜不?我说我不打。她说那正好,我打,咱俩扯平了。我躺在黑地里笑了一声,笑着笑着嗓子眼堵得慌。
零八年前后拆迁,我那两间门面房正好在规划路上,赔了一笔钱,加上这些年攒的,凑吧凑吧在南阳新区买了三间商铺,都租出去了,一个月收万把块租金。馄饨店我又搬了个地方,还是叫“小满馄饨”,不过不自己包了,雇了师傅,我就管收账。日子清闲下来,倒觉得空得慌。后来社区搞什么空巢老人结对子,我报了名,没事去给孤寡老人送饭。有一回给一个姓杨的老太太送馄饨,她问我,小赵啊,你这辈子就没遇着合适的?我说遇着了,没留住。她叹口气说,人这一辈子啊,有的人是过日子的,有的人是过心的。你这是过了心了,可惜了。我说不可惜,心里头有个人,比空着强。
前年我五十七,社区给介绍了个相亲会,非拉我去。我穿了件新买的夹克去了,坐了一下午,跟三个老太太聊了天。一个问我退休金多少,一个问我房子几套,一个问我身体咋样有没有三高。我说都挺好,就是睡觉打呼噜。头两个听完就不吭声了,第三个说打呼噜好,我耳背。我乐了,说那咱俩合适。结果老太太回去跟儿女一商量,儿女说不行,这岁数了还找个打呼噜的,夜里谁伺候谁。这事就黄了。我姐又打电话来,说你就不能把打呼噜那话咽回去?我说咽回去干啥,早晚要知道。
今年我五十九了。上个月去银行办业务,柜员小姑娘看我存单上的数字,数字后头一串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看存单,再看我。我知道她想啥——一个穿灰夹克的老头,手上全是茧子,鞋上还有面汤点子,哪来这么多钱。我没解释,办完手续往外走,听见她在后头跟同事小声说,这人存了一千二百万,咋还是一个人来办业务啊。我没回头,心说姑娘,你这话问的,有钱能咋?
昨晚上关了店门,我一个人坐店里吃馄饨。窗外路灯底下有小年轻手拉手走过去,女孩子笑得咯咯的,跟小满当年一个样。我吃完把碗收了,拿抹布把“小满馄饨”四个字又擦了一遍。那牌子是我自己拿砂纸打磨、自己刷的漆,漆面有点起皮了,我一直没换。刘麻子前几天还打电话来,说老赵你现在啥都不缺,就缺个伴儿,要不我再给你划拉划拉?我说你划拉的那几个,还没我馄饨馅儿大呢。他在电话那头笑得直咳嗽。
撂下电话,屋里就剩我一个人。灶台上汤锅咕嘟咕嘟响,白气顺着抽油烟机往上走。我摸出钱包看了看,里头夹着一张旧照片,是小满在广播室门口的梧桐树底下照的,辫子搭在肩膀上,手里拿一卷稿纸,笑得露了八颗牙。照片背面有一行圆珠笔字,是她自己写的:给赵长顺,1990年6月。字迹有点洇了,我拿透明胶粘了一层又一层。
有钱又怎样呢,这话我自个儿问自个儿。
没人应声,就馄饨汤在锅里翻着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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