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恒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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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强需弱”是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特征的一个重要概括,但如果不加区分地使用,容易将不同性质的经济问题混为一谈,进而影响政策判断。事实上,“供强需弱”有四个层次,必须找到真问题,分类施策:

第一,“供强需弱”主要体现在商品制造,服务领域的问题恰好是反过来的,即需求很强但供给质量难以满足需求,要大力发展文旅康养家政等服务业、提振服务消费。第二,关系到重大战略领域的“供强”是优势,必须巩固优势。第三,房地产、传统基建等部分领域的“供强”则是阶段性产能过剩,需要通过反内卷等方式等让市场出清。第四,“供强需弱”的主要矛盾是“需弱”,而且主要是内需弱,外需是很强劲的。至于内需,不要纠结于要投资还是要消费,一个经济体当然是既有投资又有消费。要通过收入分配、社保制度改革等方式提高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同时找到有投资效益的项目扩大投资。

一、准确理解供需关系:“供强需弱”并非普遍现象,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则是“供弱需强”

“供强需弱”是就经济运行的总体情况而言,但严格意义上并不能完整概括中国经济的供需状况。中国的供给优势主要体现在商品生产特别是工业制造领域。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体系完整、配套齐全、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在中低端产品规模化生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部分先进制造领域也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领域的供给能力都很强。部分高端产品、关键技术环节以及高品质服务领域,仍然存在明显的供给短板。

尤其在不少服务领域,供需关系恰恰不是“供强需弱”,而是需求潜力较大、优质供给不足。以文化旅游为例,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居民对高品质旅游、休闲度假和文化体验的需求不断增长,但一些地方的旅游开发仍以景区观光、商业街区和同质化项目建设为主,千篇一律的人造古镇、仿古街区不少,真正具有文化特色和体验价值的产品却相对缺乏。

家政服务也存在类似问题。随着双职工家庭增加和人口老龄化加深,育儿、养老、家庭照护等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但由于行业标准不健全、服务质量不稳定、信用体系不完善,许多家庭难以获得价格合理、专业可靠的服务,不得不更多依靠祖辈照护等家庭内部方式解决。本来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的部分服务需求,由于供给质量、交易成本等因素制约,未能充分转化为现实消费。

分析供需关系,不能只看生产能力和消费规模的总量对比,还要看供给能否满足需求、供需是否适配、潜在需求能否转化为有效需求。供给能力强不等于有效供给充分,消费规模不足也不等于缺乏消费需求。如果忽视这些差异,把“供强需弱”作为所有行业的统一判断,就难以真正识别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

二、“供强需弱”的四个层次:区分矛盾性质,分类施策

进一步看,“供强需弱”需要从四个层次加以分析。前两个层次着重区分“供强”的不同性质:有的体现为长期形成的产业竞争优势,有的则表现为供给与需求变化之间的阶段性失衡。第三个层次进一步考察供给结构:制造业总体供给能力较强,但高品质服务等领域仍然“供弱”,反映出不同产业之间供给能力的不平衡。第四个层次则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改善供给结构虽然有助于释放需求,但不能替代总需求的扩大,有效需求不足仍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四个层次从辨析“供强”的性质,到识别“供弱”的短板,再到把握“需弱”的宏观约束,逐步深入,也对应着不同的政策着力点。

(一)战略性领域的“供强”是竞争优势,要坚持巩固和提升

在涉及国家安全、产业安全和国际竞争的战略性领域,较强的供给能力具有超越短期市场供求的长期价值。粮食、能源、关键基础原材料等领域的供给保障能力,关系经济安全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高端装备、先进制造和部分新兴技术产业的供给能力,则关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长期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国际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完整的产业体系、强大的制造能力和较高的自主可控水平,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战略优势。部分产业即使生产能力超过国内市场的即时需求,也可以依托技术、成本和产业链配套优势参与国际竞争,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不能仅以国内短期供求关系衡量战略性供给能力的合理性,更不能因短期需求波动而削弱长期形成的产业竞争优势。

要坚持巩固和提升战略性领域的供给优势,统筹产业安全与经济效率,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推动竞争优势从规模和成本向技术、质量和品牌转变。同时,要区分战略性供给能力建设与一般性规模扩张,不能因为产业具有战略意义,就忽视市场需求和投资效率。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化技术水平、市场前景和投资效益约束,防止地方政府盲目布局和企业低水平重复投资。

(二)房地产、传统基建及光伏等部分领域的“供强”表现为供需失衡,要分类调整

与战略性供给优势不同,房地产、部分基础设施以及光伏等新兴产业的部分环节,面临的是原有供给规模、结构或投资方式与市场需求变化不相适应的问题,但具体成因有所不同。房地产主要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人口流动、城镇化进程和居民购房预期变化,一些地区原有开发规模与实际住房需求不再匹配,存量消化和结构调整压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则是随着发展阶段变化,部分传统投资领域已由补短板阶段转向相对完善,继续扩大建设规模面临边际收益下降、利用效率不足和债务约束增强等问题。光伏等新兴产业的部分环节则是在市场前景较好、技术进步较快的背景下,投资主体集中进入、生产能力快速扩张,短期供给增长快于市场需求增长,导致价格竞争加剧、企业利润受到挤压。三类问题分别涉及需求结构变化、投资收益变化和产业扩张节奏变化,虽然都表现为阶段性供需失衡,但调整的重点和方式应有所区别。

房地产应适应供求关系变化,加快存量盘活和住房供给结构优化,更加注重改善居住品质和满足真实住房需求,推动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基建投资应更加重视实际需求、项目效益和债务可持续性,减少缺乏需求支撑的低效投资,将更多资源投向城市更新、公共服务等仍有明显短板的领域。光伏等新兴产业则应完善公平竞争和市场化退出机制,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和产业扶持行为,减少同质化投资与“内卷式”竞争,引导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和质量竞争。

(三)制造业供给较强与服务业优质供给不足并存,要加快补齐服务供给短板

前两个层次主要分析供给能力较强的领域,但从产业结构看,中国经济还存在明显的供给短板,突出表现为制造业总体实力较强,而部分现代服务业和高品质生活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随着居民消费从以商品消费为主逐步向商品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服务供给的质量、多样性和可获得性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日益突出。如果服务供给不能适应需求升级,即使居民具有消费意愿和一定支付能力,也难以形成相应的市场交易。这既制约了居民生活质量改善,也限制了消费潜力释放和就业机会创造。

服务业供给不足的形成机制与制造业有所不同。制造业可以通过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和规模化生产较快提高供给能力,而养老、托育、家政、文旅等服务业更依赖专业人才、行业标准、信用体系和制度环境。其中,家政、托育、养老等领域的突出问题是服务质量难以事先判断、行业规范和信用机制不健全,消费者面临较高的信息成本和信任风险;文化旅游等领域则更多表现为产品同质化、创新不足,难以满足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详见《》)

补齐服务供给短板,既要破除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鼓励多元化市场主体参与,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也要完善行业标准、职业培训、信用评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提高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对于托育、养老等兼具公共服务属性的领域,还应通过适当的财政支持和公共服务供给,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服务业提质扩容不仅能够释放尚未充分实现的消费需求,还能够创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形成供给改善与需求扩大的良性互动。

(四)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要把扩大内需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前三个层次主要涉及供给能力和供需结构,但供给结构调整不能替代总需求的扩大。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动力不足、企业投资意愿偏弱。居民消费不足,既与收入增长和就业预期有关,也受到社会保障不够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压力较大、预防性储蓄倾向较强等因素影响。企业投资不足,则主要受市场需求偏弱、盈利预期不稳和投资回报下降等因素制约。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又会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就业和居民收入,形成需求不足与预期转弱相互强化的循环。由此可见,当前经济运行不仅面临供需结构不匹配的问题,还受到宏观总需求不足的制约,必须在优化供给结构的同时,着力增强内需动力。

扩大内需,关键是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激发企业投资活力。消费方面,要着力促进就业、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减轻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负担,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释放消费潜力。投资方面,要稳定政策和市场预期,改善营商环境,拓展具有真实需求和合理回报的投资空间,增强民间投资动力,同时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还要加强扩大内需与优化供给的政策协同,以优质供给满足和创造消费需求,以有效需求引导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消费、投资与生产形成良性循环。

总体来看,“供强需弱”并非简单的供给过强与需求不足,而是不同性质的供需矛盾相互交织。政策上应坚持分类施策,既要巩固战略性供给优势,推动房地产、传统基建及相关产业领域的供需再平衡,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短板,也要把扩大内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只有把供给结构优化与有效需求扩大结合起来,才能推动供需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风险提示: 外部冲击超预期、宏观政策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