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范仲淹,大部分人第一反应都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家记住他,大多是因为《岳阳楼记》,记住他心怀天下的文人风骨。但很少有人知道,范仲淹在杭州任职的时候,遇到一场特大饥荒,他一套操作在当时惊掉所有人下巴,无数官员上书弹劾他,说他灾年肆意玩乐、大兴土木,可最后的结果,几十万灾民靠着他的办法安稳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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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聊聊范仲淹的生平。范仲淹幼年身世很苦,父亲早早离世,母亲带着他改嫁。年少的范仲淹在艰苦环境里面刻苦读书,留下“划粥断齑”的故事,一碗粥放凉划成几块,配着咸菜充饥,日夜苦读。后来科举入仕,从基层小官一步步往上走。他一直心系底层百姓,性格刚直,多次因为直言进谏遭到贬官,仕途起起伏伏,从来没有一帆风顺。后来他还主导庆历新政,试图改革朝堂积弊,虽然新政最后没能长久推行,但是他为国为民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

咱们把镜头拉到杭州那场大饥荒。那一年粮食大幅度减产,粮价飞速往上暴涨,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吃不饱饭的灾民。放在古代,绝大多数地方官员遇到灾年,固定思路都很简单:第一,打开官仓,免费发放粮食救济灾民;第二,严厉打压哄抬米价的商人,强行压低市场里面的粮食价格。这套流程,属于古代赈灾的标准操作,大家都这么干,就算最后效果一般,至少不会被人挑出大毛病。

但是范仲淹,偏偏不按套路出牌。

当时他做出的几件事,在旁人眼里简直离大谱。

第一件,鼓励老百姓举办龙舟竞渡,大力支持民间开展游玩赛事。灾年啊,遍地饥民,别的官员都倡导节俭,停止一切游乐活动,范仲淹反而鼓励大家出来看热闹、游玩,带动当地消费。

第二件,号召官府还有大大小小的寺院,趁着这个时机大兴土木,大量开工修建各类工程,招募人手干活。

第三件,别的官员拼命压粮价,范仲淹反而公开允许、甚至推动杭州本地米价继续抬高。

消息一传出去,整个官场一片哗然。无数同僚觉得范仲淹脑子出问题了,灾年不专心救灾,反而怂恿大家吃喝玩乐,花钱大兴工程,还放任米商疯狂涨价。一份又一份弹劾奏章送到朝廷,指责范仲淹铺张浪费、无视灾民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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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件事,难处远远不止被人弹劾这么简单。

一旦策略出错,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大量灾民依旧得不到食物,出现流民暴乱,范仲淹作为地方主官,要承担全部罪责,丢官是小事,严重的话甚至要被追责下狱。而且他要去说服当地寺院、乡绅拿出资金开工,说服商人,安抚恐慌的百姓,每一环都充满变数。很多人不理解他,到处流言四起,百姓里面也有不少人不明白他这么做到底图什么。

但是范仲淹心里算得清清楚楚。

鼓励龙舟游玩,大量游客来到杭州,带动旅店、餐饮、小摊一系列生意,很多普通人可以靠着做小买卖赚到收入,不用单纯等着官府施舍。

大兴土木,不管是官府项目还是寺院工程,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灾民可以通过做工拿到工钱,靠自己劳动换饭吃。以工代赈,相比于单纯发放救济粮,有巨大好处。单纯发粮食,一方面官府储备粮食有限,坐吃山空;另一方面,大量灾民闲在家中无事可做,很容易滋生动乱。有工作可以做,灾民有收入,人心自然安定。

至于抬高本地粮价这件事,更是一招妙棋。外地米商听说杭州这边米价高,有利可图,纷纷大批量运送粮食赶往杭州。等到大量粮食源源不断涌入,市场上面粮食供给充足,供大于求,粮价自然而然就回落下来。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效果远远超出所有人预料。

杭州地区几十万灾民,顺利度过这场可怕的饥荒,当地没有爆发大规模流民暴乱,比起周边很多受灾地区,杭州的局面平稳得多。当初那些疯狂弹劾他的人,看到最后的结果,才慢慢反应过来,范仲淹这一套思路,远比死板的开仓放粮更加长远。

这件事,放在那个时代,真的特别超前。大多数古代官员处理问题,习惯照搬前人旧例,只求不出错,不求新思路。可范仲淹跳出固化思维,不被固有经验捆住手脚,懂得利用市场规律,创造就业岗位去解决底层生存难题。

当然,范仲淹不是完美的,之后他推行的庆历新政,触动大量既得利益群体,重重阻力之下,改革最后没能坚持下去。但是单单看这次赈灾,就能看出他的思维,远远超越同时代很多官员。他心里装着百姓,不会为了自己安稳避祸,就选择最保守、最不会犯错的方案,敢于顶着漫天非议,去尝试更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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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读到这段故事,都会忍不住感慨。很多时候解决问题,不一定只有一条标准答案。敢于跳出惯性,愿意承担压力去尝试新思路,这份勇气,从古至今都特别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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