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四十七分。
雨在窗外砸得像筛豆子,防汛大楼三楼的会议室里,灯管白得刺眼。宋怀民站在水位图前,一只手撑着桌沿,另一只手指着红色标记线,手指落地很慢。
“还剩多少?”
县水利局的韩局长把手里那张刚传真过来的数据递过去,声音干涩。
“保证水位还差一米二。上游两个小时的雨量报了三批,一批比一批大。水文站说,照这个涨法,四点半前后到线,五点半要漫堤。”
“漫堤之后呢?”
老韩没答话,把一张航拍图摊开。图上,县城在右下角,密密麻麻一片屋顶,中间是河,左上角是一大片平整的田块,白色的棚膜一排排铺开,像一排排牙齿。
“县城最低处是南门菜市场那片,标高比堤顶低三米八。水一进去,先淹老城区,再往下是中学、幼儿园、养老院。” 老韩的手指在图上挪,“只有一条路 —— 在左岸 1400 米那一段开口,把水引到农业园区那边。那片是低洼地,容得下。”
会议室静了一瞬。“园区是陈万山的。” 有人低声说了句。
宋怀民抬起头,看向说话的人。是常务副县长,江涛。他把手里的茶杯放下,语气不急不缓。
“书记,三思。这个园区是省级示范项目,投了一亿二,光今年上半年的税收就报了八百多万。省里前两个月还在这儿开过现场会。开这个口,等于把一个招牌泡进水里。损失谁担,这个责任谁签?”
“县城十八万人,南门那片三米八,你算过没有。” 宋怀民的声音不高。
“算过。” 江涛把一份文件推过来,“所以我建议,先请示市里。市防指有调度权限,让他们拍板。我们把情况报上去,等批复,最多一个小时。责任在市里,我们执行,谁也不担。”
宋怀民看了一眼那份文件,又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一个小时,水位涨多少?”
“四十公分。” 老韩说。
“等批复这一个小时,水涨四十公分,我们就剩八十公分余量。” 宋怀民把文件推回去,“江涛,防汛预案第几条写了,紧急情况下由属地行政首长先行处置、事后报告?”
江涛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接。
会议室的门在这时候被撞开了。
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冲进来,裤脚全是泥,身后跟着三四个人,个个都拎着伞。他脸上一半是雨水,一半是汗,进门第一句喊得整屋子都听见。
“宋书记!不能开!”
陈万山。农业园区的老板,县里人都知道他路子宽。
宋怀民转过身,看着他。“陈总,这里是防汛指挥部。”
“我知道是防汛指挥部!” 陈万山往前走到桌边,两只手撑在桌沿上,喘得厉害,“书记,那片园区,一亿二,我砸进去一亿二!三百多个工人,一年两季苗,现在正是头茬上市的时候。你一开口,我这辈子就完了!我一家老小都押在里面!”
“县城十八万人也押在里面。” 宋怀民说。
“县城有堤!” 陈万山嗓门更高了,“堤不是年年都保得住吗?加固了多少回!再说了,就算真要开,也轮不到我这块地,往下游去,那边还有滩地!”
“下游滩地容不下。” 老韩插了一句,“算过,只够半个小时。”
陈万山不看他,眼睛只盯着宋怀民。
“书记,我给你讲个实在话。” 他忽然把声音压下去,低得只有桌边几个人能听见,“园区这块地,当年落地的时候,县里、市里、省里都点过头。省里现场会刚开完,媒体通稿都发了。你今天把水放进来,明天省里的电话就打到市里。到时候问的不是水,是政绩,是谁的牌子被砸了。你想清楚。”
雨声从窗外涌进来,把这一层楼填满了。
宋怀民站在那儿,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件事。那时候他还在河湾乡当乡长,也是这样一个雨夜,上游来水,乡里那段老堤没人敢拍板,一群人围着电话等县里指示,等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堤开了,水进了三个村,冲走了一头牛、两间屋,还有一个守堤的老汉。老汉姓赵,五十八岁,家里三个孩子。第二天清点的时候,人是在下游两公里的柳树丛里找到的。
那件事后来做了总结,写的是 “不可抗力”。宋怀民在总结会上没说话,从那以后,只要碰上汛期,他睡觉都不关手机。
他收回目光,看向屋里的人。“各乡镇报一下,转移了多少?”
民政局长翻开本子:“南门街道一千二百一十户,三千六百人;城关镇八百七十户;老城区四个社区全部完成。敬老院二十三个老人,昨天晚上十点转到中学礼堂。幼儿园全放假,家长接走了。”
“还有没有没转移的?”
“南门菜市场有几个摊主,说什么也不肯走,说走了菜就烂了。” 街道书记在电话那头喊,“我们的人在那儿守着,一直在劝。”
“劝不动就架走。” 宋怀民说,“菜烂了赔,人没了赔不了。”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挂了。
江涛在旁边把手机举起来,屏幕朝上:“书记,市防指的电话进来了,我接不接?”“接。告诉他们,我们准备在左岸开口,请市里派专家远程支持,同时报省防指备案。”
江涛接起电话,走到窗边低声说了几句,回来的时候脸色更难看。“市里说,建议再观望半小时,他们正在和上游水库协调,让那边压减下泄流量。”
“半小时?” 老韩把手里的笔往桌上一放,“上游那台机组开起来容易,停下来要时间。半小时之后他们再压,水已经到我们脚底下了。”
宋怀民看了看钟。
“不等。江涛,你再打一个电话,就一句话 —— 清河县已在左岸 1400 米实施主动分洪,请示已同步上报。说完就挂。”
江涛拿着手机,站在那儿没动。“书记,这句话一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
“本来就没有回头路。” 宋怀民说,“你现在不打,五点半我自己打。”
两点零五分,水位牌再翻一次。
老韩拿着对讲机的手有点抖:“书记,涨得快了,一小时四十六公分。”“下游水位站的报数准不准?”
“准。上游水库还在加大下泄,说是保他们自己的大坝。”
宋怀民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楼下那条街已经空了,路灯在水里拉出长长一道光。远处的河堤上,能看见一排手电筒的光点在移动,是乡镇干部在巡堤。
他回过头,看向江涛。
“江涛,你说等市里批复,责任在市里。我问你,市里批复下来之前,堤如果漫了,谁去敲南门那片的门?谁去敬老院把人背出来?”
江涛的喉结动了一下。“我签。”
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过来。
宋怀民把签字笔从口袋里拔出来,在桌面上敲了敲,打开那张《防汛紧急处置令》,在末尾签下自己的名字。字写得不快,一笔一画。
“开左岸 1400 米那一段。开多宽,老韩,你和专家定,我不懂技术,我只看结果 —— 县城不能进水。”
“书记!” 陈万山扑上来,伸手要抢那张纸。
江涛先一步拦在他前面,胳膊横过去,把他往后挡了半步。“陈总,这是命令。”
陈万山被挡住,站在那儿,忽然不喊了。他看着宋怀民,眼睛红着,声音放得很低,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
“宋怀民,你记住今天。这一亿二,我要你赔。”
“该赔的,按政策赔,一分不少。” 宋怀民把笔帽扣上,“但先开堤。”
两点三十八分,河堤左岸。
雨小了一点,风更大了。堤顶上站了三十几个人,穿着雨衣,手电光柱在雨里晃。挖掘机被拖到堤脚,履带陷进泥里,司机探出头在喊什么,被风刮散了。
老韩拿着图纸,蹲在堤顶上跟两个技术员比划位置,一边比划一边回头看水位桩。
宋怀民站在堤顶,雨衣帽子没戴,头发贴在额头上。他脚边是一处蚁穴,已经被巡堤的人用沙袋压住了,沙袋上还留着一个脚印。
“什么时候能开?”
“破口不能太窄,窄了冲不动;也不能太宽,宽了收不住。” 老韩站起来,把图纸折好塞进怀里,“先开十米,看到水走,再放。”
“放。”
挖掘机的斗子落下去,第一铲土翻出来,被雨打得散开。第二铲、第三铲,堤顶被切出一道口子,泥水顺着切口往下淌。
切口开到七八米的时候,堤内的水开始往外涌,先是细细一道,几十秒之后变成一股,声音从 “哗” 变成 “轰”,一股脑往左岸的田里冲。
站在堤顶上的人全都往后退了两步。
水头过处,白色的棚膜被整片整片地掀起来,塑料布在夜里飘得像一群受惊的白鸟。棚架倒下去,一根接一根,声音隔着风传过来,像谁在远处掰断一捆一捆的干树枝。
口子被水冲开了。
十米的破口,半个小时内被冲成十七八米,堤脚底下开始塌,泥土一块一块往下滑。老韩趴在堤顶边上看了一眼,回头就喊。
“收口!快收口!再冲下去堤身要垮,水会倒回来!”
三十几个人往破口两边跑,沙袋从卡车上扔下来,一袋一袋往下压。石笼网被拖过来,几个年轻的乡镇干部光着膀子往堤边推,雨水混着泥水浇在身上,谁也顾不上。
一个姓丁的小伙子踩空了,左脚滑进破口边缘,整个人往下坠。旁边两个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硬拽回来,裤子被撕开一道口子,小腿上划出一条血印。他坐在地上喘了两口气,爬起来又去搬沙袋。
宋怀民站在堤顶上,看着破口两边一袋一袋往上垒。垒到第四十袋的时候,水的走向慢慢偏了,冲刷的劲头弱下去,堤脚不再塌。
老韩直起腰,喘着说:“稳住了。”
宋怀民点点头。他的雨衣早就湿透了,里外的水混在一起,不知道哪一层是雨。
两点五十分,破口定型。水位牌上那条红线,开始一厘米一厘米地往下退。
陈万山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上来了,站在二十米外,没打伞,雨浇在身上。他没有再喊,只是盯着那片水,一动不动。看了大概两三分钟,他转过身,往堤下走,走了几步,脚下一滑,跪在泥里,撑着地站起来,接着往下走。
三点五十分,水位开始回落。
水位牌翻回了一格。
老韩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出来,带着一种脱力的沙哑:“书记,退水了,退了…… 县城那边报,南门水位没上去。”
堤顶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喊的什么听不清,然后一群人跟着喊。
宋怀民没有喊,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上有十几个未接来电,市里的、县里的、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号码。
他先打给南门街道的书记。“人怎么样?”
“都转移了,敬老院二十三个老人,昨天晚上十点就背到中学去了,一个没落下。就是菜市场那片进水到脚踝,不深。”
“水退以后,先把电断了,别让人回去触电。”
天蒙蒙亮的时候,雨停了。
县城没有进水。南门菜市场的地上有薄薄一层泥,几个摊主拿着扫帚在扫。中学操场上摆着几十张行军床,老人裹着被子坐在床边,喝着热粥。
宋怀民六点多去了趟中学礼堂。
礼堂里搭了临时床铺,靠墙一排暖气片,热得有点闷。二十几个老人坐在床边,有人已经睡着了,有人睁着眼看天花板。一个穿蓝布外套的老太太端着搪瓷缸走过来,把缸子往他手里塞。
“喝口热的,你脸都白了。”
宋怀民接过来,是姜糖水,烫得手心一缩。“大娘,住得惯吗?”
“住得惯。” 老太太指了指床边的暖水瓶,“昨晚十点就把我们背过来了,一个小伙子背我下了三层楼,他自己鞋都掉了一只。”
旁边的街道书记低声补了一句:“就是丁小军,脚上划那个。”
宋怀民点点头,把缸子喝完,放回她手里。“在这儿住两天,等水退了,我让人送你们回去。家里要是淹了,先别急着进屋,等我们检查完电线。”
老太太摆摆手:“房子淹就淹了,人都在就行。”
园区那边,水已经退了大半。三千亩地里,棚膜撕成一条一条挂在架子上,苗全倒了,泥浆盖了一层。陈万山蹲在自己园区门口的一块水泥墩上,抽了半包烟。
三天后,县里成立了核损小组,按政策一家一户丈量。
同一天,省里派了调查组下来 —— 不是查泄洪,是查园区。
起因是县水利局在核查洪痕的时候发现,园区的围墙压在行洪区界桩里面,往里占了。《防洪法》里写得清清楚楚,行洪区里不许建碍洪的建筑物。核查组调出 2019 年的审批档案,园区一期、二期占地一千八百亩,全部在行洪区范围内,评审意见那一栏,写着 “原则同意”。
签字的,是当时分管水利的副县长江涛。
宋怀民把那份复印件放在江涛面前。“你签的?”
江涛盯着纸看了很久,才开口。“那时候为了赶省里的项目申报,时间紧。水利局报上来的意见是可以优化调整,我就签了。”
“优化调整,是把界桩往里挪了三十米?”
江涛没说话。“陈万山是你什么人?”
“表弟。” 江涛的声音很轻,“这件事我该回避,我没回避。我认。”
调查往下走,水利局一个副局长被带走,园区申报材料里的洪评报告是找人做的,数据改过。陈万山也被立案,园区的违建部分要拆,行洪区要退出来。
陈万山是自己走进县纪委的。
那天下午三点,他把车停在纪委门口,一个人在车里坐了十几分钟,才下车。进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交给工作人员,里面有账本、合同,还有几张照片。
问话的时候,他讲得很平。
“2019 年那个洪评,我知道有问题。做报告的公司在市里,姓吴,我通过别人介绍的。他跟我说,界桩往外挪三十米,报告就能过。我当时问了一句,挪这么多,出事怎么办?他说,汛期来水先淹别处,淹不到这儿。”
他停了一下,端起纸杯喝了口水。
“我知道那是行洪区。文件摆在我桌上,我看了。我存了侥幸,觉得二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轮不到我这几年的运气。这几年一直没发大水,我越发觉得没事。去年省里来开现场会,我站在台上讲话,说我们园区选址科学、规划合理。”
办案人员问:“这些钱,都送给谁了?”
陈万山把一份清单推过去,一家一家写清楚。水利局那个副局长,收了三次;评审环节有两个人,收的是装在茶叶盒里的;江涛那边,他没送钱,只逢年过节送点东西,江涛从来不收。
“他是我表哥。” 陈万山说,“他不收我的钱,可他给我签了字。这比收钱还难办。”
这句话被原原本本记进了案卷。
水淹掉的那部分损失,按政策核损赔付;占行洪区的那一千八百亩,另案处理。
通报出来的那天,县里开了个会。宋怀民在会上讲了三句话。
“第一,防汛那晚上的决定,我签的字,责任我担。第二,园区占地这件事,谁签的字谁担,跟我没关系也不行。第三,从今年起,全县所有涉河项目,洪评报告一律重新核,界桩重新打。”
江涛的处理结果也下来了。党内严重警告,免去常务副县长职务,调到市里一个清水的岗位。通报里写的是 “违规审批、未按规定回避亲属事项”。他走的头一天,来宋怀民办公室交接工作,材料摞得整整齐齐,最上面压着一张便签,写着几件还没办完的事。
宋怀民把便签看完,放进抽屉。“到了新岗位,把那点侥幸心收起来。”
“收了。” 江涛说,“这半年,我天天晚上想那天的事。”
散会后,江涛在走廊里叫住他。“书记,那天晚上,我要是不劝你等市里,你会不会少担一点?”
宋怀民停下来,看他。
“你劝我等,我要是等了,今天站在这里说话的可能就不是我们两个了。” 他顿了顿,“你拦陈万山那一下,我记着。”
江涛低下头,走了。
一个月后,园区退出来的那片行洪区,种上了芦苇。县里立了一块牌子,写着 “行洪区,禁止建设”。
秋天的时候,芦苇长到一人多高,风一过,白白的一片,翻得像浪。有人从堤上骑车过去,会停下来看两眼。
宋怀民有时候晚上也会去堤上走一段。走到左岸 1400 米那个位置,堤顶还留着当年挖开又填回去的痕迹,土色比旁边深一点,草长得也晚一点。
他站在那儿,看着下游那片灯火,一栋一栋亮着,从老城区一直连到新区。中间有几扇窗户关得很早,有几扇亮到半夜,那是有人在写作业,有人在加班,有人在给孩子喂奶。
水退了,日子还得往下过。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往回走。堤下的路上有一辆电动车驶过,后座绑着一箱矿泉水,箱子歪着,绳子松松垮垮。
宋怀民看着那辆车走远,忽然想起那天晚上陈万山跪在泥里的样子。他叹了口气,脚步没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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