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一,萨尔浒。
明军西路军主帅杜松,带着两万多人,连夜渡浑河,去抢吉林崖。他身后有车营,有炮车,有火铳手,按账面上的配置,装备算是相当齐整的一支军队。
第二天天亮,后金兵来了。
《明史·杜松传》只留下一句结果:“松力战,自午至酉,师溃,松死。”
从中午打到天黑,全军崩溃,主帅阵亡。五天之内,另外两路也完了——南路李如柏撤了,北路马林溃了,东路刘綎战死。四路大军,三路覆没。
这场仗叫萨尔浒之战。明军约八万八千人,后金约六万人。明军火炮数百门,火铳上千支。
问题就在这儿:一个能造炮、能铸铳、有专门火器部队、火药配方已经接近近代黑火药最优比例的王朝,为什么在野战中一次次被打崩?
你可能会说:因为火器落后。
恰恰相反。明朝的火器,在十五世纪初,走在世界前列。
(二)
永乐年间,明成祖从交阯得到了火器制法,在京师立了一个专门的营——神机营。
《明史·兵志》记这件事,只有一句:“永乐中,征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
别小看这七个字。这意味着:火器不再是城头几门守炮,不再是某个将领的私房兵器,而是被编进了常备军建制——有编制、有营官、有操典、有专门的训练科目。
同一时期的欧洲,火器还在城堡和雇佣兵手里打转,成建制的火器部队要到十五世纪后期才逐渐成形。
而明军已经在用战术了。
永乐十二年,明成祖第二次亲征漠北,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境内)遇上瓦剌主力马哈木。这一仗的打法,《明太宗实录》记着:神机营先列于阵前,火器齐发,压住对方骑兵的冲锋势头,骑兵随后从两翼包抄。
火器打乱队形,骑兵完成收割——这是冷热兵器混编的标准答案。明军比欧洲人早了几十年就开始练这套配合。
所以说明朝“火器落后”,是站不住的。
真正的问题是另一个:这套东西,后来为什么不管用了?
(三)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一支火铳是怎么从工部的料场,走到士兵手里的。
明朝的火器生产,归工部管。工部下属的军器局、兵仗局,每年按定额造铳、造炮、造火药。定额是死的,人是活的。
一门炮要多少钱?《明会典》里有工料价,一门中型铜炮,铜、锡、炭、工食加起来,折银数十两;一年造几百门,加上火药、铅弹、运输、维修,是笔持续的巨款。
而明朝中后期最大的财政病,就是这笔钱越来越给不出来。
军费拖欠,最先垮的不是士兵的肚子,是工匠的手。
匠籍是世袭的。祖宗铸炮,子孙就得铸炮,工钱却几十年不涨。手艺最好的一批人,要么逃亡,要么在造炮时动手脚——铜里掺铅,锡里减量,壁厚做薄一寸,外行看不出,内行不敢说。
结果就是炸膛。
戚继光在《练兵实纪》里反复讲火器操练的规矩,为什么要反复讲?因为放铳是个要命的活:装药多了炸,铳壁薄了炸,药受潮了打不响,打不响的时候敌人已经冲到十步之内。
一门炮炸一次,死的是炮手全班;炸上几次,剩下的兵就不肯把脸凑到铳后面去了。
赵士桢在万历二十六年进《神器谱》,专门讲这个问题。他推崇鸟铳,骂三眼铳是“笨物”,还提了一条很实在的建议:造铳的工匠要给高工钱、要考试、要署名。
署名——听着像小事。可一门炮上刻着年份、工匠、监造官的名字,炸了膛就能追到人。这门炮的质量,就跟那个名字绑在一起了。
问题是,大部分明军火器上,只有年份,没有问责。
(四)
后金那边,是另一套算法。
努尔哈赤起兵时没有炮。他的兵是重甲步兵加骑兵,最怕的就是火器齐射。
他的解法不是造炮,是改战术。
《满文老档》和《清太祖实录》里反复出现两样东西:盾车、重甲。
盾车是包着厚牛皮的木车,几个人推着往前走,挡铅弹;车后跟着穿两层重甲的前锋,叫“死兵”,专门往前顶;再后面是“锐兵”,等明军装药的间隙冲进去。
火铳的射速是硬伤。三眼铳打三下,就得倒药、装弹、点火,一分钟能放一两轮算是快的。这个间隙有多长,敌人的骑兵就冲过来多远。
更要命的是阵型。明军火器部队依赖车营结阵,车挡马、炮拒骑,一旦被从侧翼撕开,车营就成了困住自己的栅栏。
萨尔浒的杜松部,就是这么没的:连夜渡河,队形散开,火器来不及布阵,被后金骑兵一段一段切开。
而浑河那一仗,说明另一件事。
天启元年,四川白杆兵和浙江戚家军残部在浑河岸边死战。他们没有城,没有车营,只有火器、长枪和刀。从早上打到傍晚,杀伤后金兵数千,最后全军覆没。时人称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这一仗打得极惨,也打得极清醒:火器不是不能打,是打一发少一发——弹药打光了,就只剩刀。
(五)
天启六年正月,宁远。
袁崇焕守城,城里架着十一门红夷大炮——那是从澳门来的葡萄牙炮,比明军自造的火炮射程远、威力大、还不容易炸。
后金兵推到城下,炮响了。《明史·袁崇焕传》记:“炮发,毙贼无算。”
努尔哈赤撤了。这一仗之后,明军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火器守城好使,出城野战不好使。
这个共识救了宁远,也害了辽东。
因为从此以后,明朝的辽东战略变成了“修城—架炮—等敌人来攻”。一座城一座城地修,一门炮一门炮地架。城修得越坚固,越不敢野战;越不敢野战,越只能修城。
后金的应对简单粗暴:绕过去。你守你的城,我抢你的粮。崇祯年间五次入塞,都是绕过重镇,从长城隘口破口而入。
到这一步,火器的战术价值已经被锁死在城墙上了。
(六)
真正的转折点,是天聪五年。
崇祯四年,后金已经能自己铸炮了。《清太宗实录》记:天聪五年正月,后金铸成“天佑助威大将军”炮,由汉军佟养性督造,八旗汉军组建了专门的炮兵。
铸炮的工匠哪来的?从明朝那边过来的。
崇祯四年八月,登州游击孔有德奉命援辽,走到吴桥,因为一只鸡闹出兵变——史称“吴桥兵变”。他带着部下、带着登州的火炮、带着一整套葡萄牙式炮术,渡海投了后金。
跟着他走的,还有几百名炮匠。
《清太宗实录》里,皇太极出城十里迎接。这个规格,不是给一个叛将的,是给一套技术的。
从这一天起,明朝在火器上仅剩的优势也没了。你的炮,敌人也有;你的炮手,敌人工钱给三倍。
崇祯十五年,松锦之战,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开塔山、杏山。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北京,明军城头的炮,已经没人愿意点了——欠饷几个月,火药受潮,点着了先炸自己。
(七)
绕了一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
明朝火器为什么输?
不是因为技术落后。恰恰相反:明朝有《武备志》这样把火器型号画到几百种的兵书,有《神器谱》这样懂行的专著,有《天工开物》里接近最优配比的火药方,有能铸出隆庆四年那种带铭文铜炮的工艺。
也不是因为缺人才。戚继光、俞大猷、赵士桢、袁崇焕,哪一个不懂火器?
输在了三件事上。
第一件,叫“标准”。
明朝火器型号之杂,是中国兵器史上的奇观。《武备志》里列的火器,名字能排几页:大将军、二将军、夺门将军、佛郎机、鸟铳、三眼铳、迅雷铳、火箭、地雷……每一门炮的口径、弹重、装药量都不一样。
口径不统一,意味着炮弹不能通用。一门炮的弹打光了,旁边那门的弹塞不进去。
欧洲人后来做的事,说白了就一句:把炮做成一个规格,把弹做成一个规格,让任何一个炮手都能用任何一门炮。
这件事听着笨,却是工业化与手工业的分水岭。明朝造得出好炮,但造不出“一万门一样的炮”。
第二件,叫“验收”。
一门炮造出来,要试放。试放几发不炸,才能入库。这套制度明朝有,写在会典里。
可制度是会烂的。
监造官收了钱,试放就改成“抽放”;抽放改成“看样”;看样改成“画押”。到最后,炮拉到前线,第一发就炸——炸死的是自己的炮手。
第三件,叫“钱”。
火器是消耗品。一门炮要人抬、要车拉、要火药、要铅弹、要修、要换。这是一条永远在流血的账。
军费给不上,这条账就断。断了之后,明朝的将领只剩两条路:要么少放炮(省弹药),要么少练兵(省工钱)。两条路,都通向同一个结局。
(八)
后金赢的,其实是这一条。
他们没有更先进的火器,前期甚至造不出来。但他们有一套能把资源集中起来、快速变现的组织:八旗牛录,人丁、马匹、铁匠、炮匠,都编在册上;打仗缴获的炮,当场就能分给会用的人;投降的明军炮手,直接给官给银子。
而明朝那边,同一门炮,工部管造,兵部管发,户部管钱,巡抚管用。四家衙门,四本账。
一门炮从北京走到辽东,路上要过几道手续,要盖几个印,要等几批批文。等炮到了,萨尔浒已经打完了。
所以说明朝不是被骑兵打败的。它是被自己那套“能造出好东西、但组织不起来”的体系拖垮的。
(九)
《明史·兵志》有一句话,评明朝火器:“其制益密,其法益备,而卒不能收其用。”
制度越细密,方法越完备,最后却收不到用处。
这十五个字,写的是火器,说破的是另一件事:技术从来不自动变成战斗力。
一门炮的价值,不在它造出来的那一刻,而在它能被造出多少门、能不能打得响、打响了有没有人接着上、打光了有没有人补。
这四件事,一件都不在工匠手里。
(十)
最后说个细节。
万历四十六年,萨尔浒之战的前一年,徐光启在通州练兵。他上疏请求多造火炮、多练火器手,还专门提了一句:要选“有身家”的人当炮手——意思是,家里有点产业的人,才不敢临阵跑。
朝廷批了,钱没给。
第二年,萨尔浒败了。
一门炮的射程有多远,明朝人算得很清楚。可一件事要想清楚有多难,他们始终没算明白。
如果你活在万历四十六年,手里有一笔军费,你会拿它去多铸一百门炮,还是去修那套让炮能打响的规矩?
参考资料:《明史·兵志》《明史·杜松传》《明史·袁崇焕传》《明太宗实录》《明神宗实录》《明熹宗实录》,《清太宗实录》《满文老档》,戚继光《练兵实纪》,赵士桢《神器谱》,茅元仪《武备志》,宋应星《天工开物·佳兵》,徐光启《徐光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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