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春,绥远河套一间土坯房里,傅作义面前摊着一封来自重庆的电报。电报意思很硬:绥远战局已经撑不住了,把残部往后撤,他本人立刻动身去兰州,就任第八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从军长到战区司令,中间隔着一级集团军总司令,他这一跳等于连升两级。参谋长看完电报,说了一句“司令,这是好事啊”。傅作义把电报纸往桌上一扣,只说了三个字:不去。回电的意思更短:不去兰州,要打五原。
那几个月是傅作义带兵以来最紧的时候。日军驻蒙军为了配合南方作战,对绥西发动大规模扫荡,三十五军从包头退到五原,又从五原退到临河,最后缩在黄河边上窄窄的一条地带里。清点人数,能打仗的只剩三千出头,另外四千是伤员。
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棉衣凑不齐,退到临河时有些士兵脚上的鞋磨穿了底,用破布裹着脚在雪地里走。重庆那边的判断很干脆:绥远没救了,一个能打的将领不能跟这块烂摊子一起沉下去。
傅作义不接这道命令,不是赌气。他算过兰州那个位子的底。第八战区名义上管辖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四省,听着地盘很大,但甘肃和宁夏是马鸿逵的根基,青海是马步芳的地盘。
马家军几代人经营西北,兵是自己的兵,官是自己的官,一个从山西体系里打出来的外省人空降到兰州,命令出得了衙门,出不了城门。
更麻烦的是胡宗南的中央军就摆在陕西,几十万人盯着西北,傅作义去了,名义上是指挥,实际上夹在马家军和中央军之间,连自己的落脚点都要看别人的脸色。他对身边人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大意是:将不离兵,兵不离土,人离开了自己的兵,就是一个光杆。
傅作义敢留下来,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时间窗口。河套这地方每年三月中旬黄河开河解冻,冰汛流凌,地面翻浆,道路烂成泥塘,日军的汽车往下陷,重炮推不动,机械化部队最硬的那条腿被地皮吸住了。
他要等的就是这段泥泞期。2月25日夜里,他在临河县一个叫亚麻来的沙窝村子里召集董其武、孙兰峰、袁庆荣几个师长和郭景云、王建业两个团长开会。会上他把话说得很直:包头和绥西两仗有打得不合计划的地方,这次不能再犯。
反攻五原的决心已经定了,剩一兵一卒也不离开绥西。会后各部开始技术练兵,练夜战、巷战、爆破,把埋在沙窝里的弹药挖出来,从石嘴山仓库运被服,政工人员下到各乡动员群众帮侦察、送粮、抬伤员。
他还提前让人在五原东北的乌拉壕挖渠放水,把南北两条大路漫成泥沼,专门招呼日军增援的汽车和坦克。
3月20日夜里,战斗从两个方向同时开始。城南方向,突击队摸到城门,几分钟解决守兵,占了城门,主力往里灌。但真正决定胜负的地方不在城墙下面,在城北的乌加河桥。那座桥是包头方向日军援兵赶来的唯一通道,傅作义把这个任务交给了302团团长郭景云。
郭景云手里的兵不足八百,对面是拥有坦克、重炮和汽车的三千多日军。他带着人摸上桥头,先把守桥的伪蒙军解决掉,然后把桥炸断,在河岸上挖工事,轻重机枪前移到河滩上,等日军的橡皮舟一下水就开火。
日军修桥,他就打修桥的人;日军强渡,他就在河里把人截住。从20日夜里打到22日清晨,桥始终没有修起来,援兵始终没有过河。
五原城内的仗同时在进行。突击队破门之后,与潜伏在城里的内应配合,先把通讯设施破坏掉,然后直扑日军指挥部。巷战打到21日拂晓,城外据点大部被清,残敌退入城内。日军指挥部是一个硬钉子,火力密,攻了几次都被压回来。
后来连长孙英年提出用山炮平射,把炮推到近距离直接轰,才把那个点砸开。到22日,五原城内的日伪军被全部解决,日军水川伊夫中将被击毙。这一仗打下来,日伪军被歼四千余人,傅作义部牺牲一千一百余名将士。
从1939年12月冬季攻势算起,三十五军和友军大小作战五十七次,累计歼敌一万余人,最终把五原收了回来。
五原收复的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下令授予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傅作义在5月23日发了一封辞勋电,说这一仗是全体官兵打出来的,自己不该领这个奖。他把阵亡将士的姓名、年龄、籍贯、阵亡时间写在一块白布上,挂在办公室墙头。
辞勋归辞勋,蒋介石随后给了三十五军两个暂编军的番号,同意扩编,这是实实在在的补偿。傅作义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正式接受了那枚勋章。第八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的位子,后来由别人去坐了。
他始终留在绥远,三十五军后来从一支残兵扩成了三个军,他还是在河套、绥西这一带活动。1940年春天那封电报摆在他面前的时候,摆的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划算的选择:丢掉绥远,去兰州当一个体面的长官。
他没有选那个选项。他选的是留在泥泞的河套里,等黄河解冻,然后把乌加河桥守住,把五原城砸开。那块挂在墙上的白布,比后来任何一枚勋章都更清楚地说明了他为什么不去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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