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约3502万人,“3500万单身男”的说法一度引发热议。几年过去,这个差距并没有原地不动,而是在持续缩小。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男性71722万人,女性68823万人,两者相差2899万人。2899万人大约相当于一个马来西亚的人口、三个希腊的人口、四个中国香港的人口。
如果把这些多出来的男性单独组成一个国家,它甚至能排进全球人口前50。和2020年相比,男女人数差减少了603万人。
从这几年的数据看,这种变化早有预兆。2021年,国内男性人口首次净减少,当年减少46万人,女性人口则增加了94万人。
2022年,全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这一年男性人口又减少105万人,男女差距进一步收窄。
差距缩小,一个原因是寿命差。我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长期比女性低5岁左右,老龄化加深后,这种差异在老年群体中更加明显,高龄人口中女性数量占优。
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分工。建筑、矿山、远洋运输、重工业制造等高风险、高强度行业,从业者大多是男性,这使男性在某些年龄段的死亡率明显偏高。
那么,这2899万人究竟是怎么来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回顾我国过去40年的人口变迁史。很多人看到这一数据,会以为我国所有年龄段都是男多女少,其实不是。性别失衡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它主要集中在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特别是九零后、零零后等年龄段。
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出生性别比通常维持在每100名女婴对应104至106名男婴之间,这是全球人口学研究公认的正常生物学范围。但我国部分年份远远超过这一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数据,我国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约为108.5,1990年升至111以上,2000年达到116.9,2004年前后达到历史高位,部分省份甚至超过120。这些没有出生的女孩,几十年后就变成了如今人口统计中的缺口。
如果只是简单的重男轻女,其实解释不了如此庞大的性别差异,因为亚洲许多国家都曾存在类似的观念,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出现过如此严重的出生性别失衡。答案可能来自几股力量的共同作用。
第一重力量是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生育观念。在农业社会里,孩子不仅是家庭成员,更是一种生产资料。
男孩意味着更强的体力劳动能力,姓氏、土地、宗族关系也通常沿男性血缘传递。更重要的是养老问题。
在现代养老金体系尚未建立之前,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主要依靠家庭支持,因此形成了“养儿防老”观念。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当时经济现实之上的生存策略。
第二重力量是人口控制政策改变了家庭选择。过去一个家庭可能有四五个孩子,即使前几个是女孩,继续生育也有机会获得男孩。
1980年,全国人口已经突破10亿,计划生育政策开始逐步推行。家庭的关注点从生多少个孩子,变成有限的孩子里有没有儿子。
也就是说,生育数量受到限制以后,家庭对子女性别的关注反而可能被放大。第三重力量来自医学技术。
如果说传统观念提供了需求,那么技术进步则提供了手段。随着B超检查逐渐普及,虽然我国法律长期明确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但部分地区仍然出现了违法鉴定和选择性生育现象。
联合国人口基金2012年在报告中指出,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往往出现在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存在明显的儿子偏好、能够获得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家庭生育数量持续下降。性别失衡也不是全国同步发生的。
城市化率提高、社保覆盖扩大,女性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提高,再加上养老模式变化,共同削弱了想要儿子的偏好。这一趋势在此后几年延续。
2023年出生人口降到902万人,当年出生性别比降至104.49。2024年,“龙宝宝效应”让新生儿数量回升到954万人,总人口男女差额跌破3000万,降至2990万人。
不过,差额缩小并没有让婚恋难题迎刃而解。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和城镇化推进,越来越多年轻女性通过考学、就业流向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县城、乡镇和农村留下的则以男性居多。
房子、汽车以及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彩礼,让欠发达地区的适婚男性依然面临“婚配挤压”。另一边,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中,女性比例已超过半数,城市大龄单身女性也在增加。
实际上,比男多女少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口老化。202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32122万人,占22.86%,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以上老人。
0至14岁人口占比只有15.25%,人口结构正在从金字塔变成柱状结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担心的是人太多。
1949年全国人口约5.4亿,到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已经突破10亿。改革开放后,庞大的年轻劳动力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但人口红利不是永久存在的。进入21世纪后,出生人口逐渐下降,曾经创造人口红利的那一代人开始步入老年。
过去的问题是孩子太多、学校不够,如今的问题变成孩子太少、学校开始合并。因此回头看,这2899万的差异,既不是某一代人的选择,也不是某一个政策能够单独解释的结果。
它背后包含了传统家庭观念、计划生育时期的人口管理、医疗技术发展、城市化进程、经济转型以及老龄化趋势。男女差距从3500万缩小到不到2900万,是社会观念变化的积极信号。
要让年轻人敢于组建家庭,还需要在教育公平、区域平衡发展、生育福利和职场女性权益保护等方面长期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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