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远征舰队,与一场被讲了七百年的台风。
1281 年,忽必烈第二次征日。七年前文永之役之后,幕府自 1275 年起沿博多湾修起一道约二十公里长的石垒,史称「元寇防垒」,又重新编组九州武士。这一次元军分两路:东路军约四万人、九百艘船自高丽合浦出发,五月下旬先到;江南军约十万人、三千五百艘船,多为南宋降军,六月中旬才从庆元启航。
传统记载合计十四万人、四千四百艘船,这个数字本身就有争议。两路七月末才会师,前后脱节近两个月。石墙把可登陆的岸段封住了:几次强攻博多湾都被挡回,日军以墙为掩蔽射击,小股人马夜里登船袭扰,大军找不到立足点,只能以舰船为营,一困一个多月;会师后转攻鹰岛一带,又僵持许久。船上无法补给、无法增援,疫病与缺水先于风暴开始消耗这支军队。闰七月初一(公历约八月中),台风袭来,舰队大部沉没。范文虎落水被救起后擅自班师,几位主将弃军先归,被留在岸上的士卒遭日军反攻,生还者极少。
那场风确实存在,但持续两天还是四天、强度多大,各源并不一致,现存证据也无法还原风力;1274 年那次是否真有台风至今没有定论,多数研究者认为当晚只是非台风级的东北风,是元军撤退时一个「方便的借口」。真正让风变成灾难的,是风来之前那一个多月建造的石墙,石墙改变的不是天气,是登陆能力,一支为登陆而造的军队被钉在船上,补给、增援、疫病、士气全在锚地里恶化。
当然船也有问题,2005 年《新科学家》报道美国考古学家对高岛海底七百余块残骸的研究,说龙骨铆钉密集到同一处五六枚、材料反复回用、多为平底河船。使用通航性较差的平底船用于登陆海战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同样存在问题的还有阵形:舰队密集锚泊、以绳索相连(史料称「缚舰为城」),风浪一来彼此撞击,损毁大半。指挥是另一条线:两路互不统属,忽必烈因提防降将未授全权,会师迟、协同差,风后将领先走。日方的筑墙令、九州武士的动员与夜袭小船,才是把远征拖进台风季节的力量。
准确的说,是石墙把入侵限制在外围岛屿,海上无法补给增援,船舶协调都存在问题,台风只是最后一击。
最该问的不是风有多大,而是当时的人怎么讲这件事。打过这两仗的九州武士竹崎季长,1293 年请人画下《蒙古袭来绘词》:画他抢先冲锋、画他向幕府讨赏,独独没有那两场风暴。当事人笔下既无「神风」,也无「保卫日本」的国家意识,驱动武士的是家族声名与封赏。而封赏恰是幕府最棘手的:它以赐地换忠诚,可守的是自己的土,没有新地可赏。御家人的不满与为防第三次入侵不断加码的军费,一路拖到 1333 年幕府倒台。
把胜利交给天意,是最不冒犯人的解释:不必解释为什么没地可赏,也不必追究谁指挥出了错;元军一侧同样乐得把败因交给天,造船、协同与临阵脱逃都不必细查。当时确有神道与朝廷精英把风说成神佑,但还不是全民叙事;此后江户国学与近代国体论层层加码。台风是真的,石墙、迟到的会师与弃军先退的将领也是真的。若没有那阵风,元军面对的仍是一道攻了一个多月没突破的墙和补不上的舰队——风决定这场远征以多惨的方式收场,不决定它会不会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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