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四川,买东西是件体力活。不是货重,是钱重。
那时候四川被划成铁钱区,铜钱不让进川,市面上使的是铁钱。
南宋人李攸在《宋朝事实》里记过一笔账: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到三五贯文,就难以携持。
一贯大钱十二斤,三五贯就是四五十斤。
买一匹绢要扛多少钱,各书写法不一,九十斤有,上百斤也有。数字不必争,反正一个人搬不动。
于是成都的商人想了个办法。
把铁钱寄在铺户那里,铺户拿楮纸写一张券,填上存了多少,交回存钱的人。
取钱时每贯扣三十文,算保管和手续费。
这张券叫交子。两个字本就是合券取钱的意思。
起初它只是取钱凭证,不是钱。
可拿着券去买货,比扛铁钱省事太多。
商人开始直接把券递给对方,货拿走,券转手。
一张纸就这样在街上跑起来了。
铺户也慢慢发现一件事:存进来的钱,不会同一天全被取走。
于是票面金额不再临时填,改成事先印好的定额,谁拿着都能用。这一步很要紧。取钱凭证变成了能转手的钱。
麻烦跟着来。
有的铺户拿别人存的铁钱去买田、置屋、开邸店。有人造假券,有人来兑钱时铺子关门不出。
《宋朝事实》卷十五写那段写得挺细: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致聚众争闹。
争讼多了,官府介入,一贯钱最后只拿得回七八百文。
景德年间,益州知州张咏收拾过一次局面。
他挑了十六户富商连保,同用一色纸印造,票面统一,一起担责。
那批券的防伪已经很讲究: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
但连保的终究是十六家商号,没有官府账本,也没有硬的发行上限。
到宋真宗后期,还是出了挤兑。
一〇二〇年前后,知州寇瑊把交子一刀切禁了,印章工具查封,交易一律改回铁钱。
禁掉之后,街面反而冷了。
薛田、张若谷后来在奏状里写了一句现场: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
钱这东西,被人用顺了,收不回去。
天圣元年,也就是一〇二三年,薛田代寇瑊知益州,重新把设务的奏请递上去,朝廷准了。
益州交子务设在这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按公历已经跨到一〇二四年一月十二日。
官交子是次年,天圣二年,开始发的。
设务和发票是两个年份,常被写成一年,其实不是。
官府接手后,把三件事定死了。
第一件,定额。
一界只印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一贯到十贯的面额事先印好,不再临时填。
第二件,备本钱。
每界备铁钱三十六万贯,放在那儿等人来兑。
三十六万对一百二十五万,约合两成九。这不是拍脑袋,是算过不会所有人同一天来兑。
第三件,分界。
一张交子有期限,界满拿旧票换新票,旧票作废。
为什么非要作废。楮纸会磨破,会有人仿,到期收回正好清点一次账,也顺手看看本钱还在不在。纸会旧,账不会自己旧,所以到点得把账翻一遍。
至于几年一界,宋人自己就没写齐。
《宋史·食货志》说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也有记载写两周年一界。
两年三年之争不必替古人裁,要紧的是到期换新这个动作。
定期作废,废的是这一版票,不是把人的钱抹掉。
三件事合起来,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凭什么有人肯收一张纸。
能兑,有数,到点对账。
票面本身也没闲着。
纸用楮树皮造的楮纸,韧、耐折、细白。
印刷是套版,朱墨间错,屋木人物、隐秘题号、铺户押字,再加本州州印。
官府另设抄纸院,管住纸和版,不许私人印。
更细的是合同字号。编号成对,柜上存根留一半,票面留一半,回头能对上。
每张券盖章、登记入簿、监官封押收掌;人拿现钱来兑,钱入库上锁,按合同字号付券。
界满收回的旧票,还要一笔笔逐旋毁抹合同簿历,把账销掉。
一套流程走完,这张纸才敢在街上转手。
《宋史·食货志》给交子找了个来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唐代飞钱是汇票。在京城把钱交出去,拿凭据到外地取,铜钱不必上路。
飞钱只能在商号和官府之间兑,不能直接拿来付货款。
交子往前多走了一步:汇票加上可转让。飞钱解决的是把钱搬远,交子解决的是钱不必搬。
后来这套制度没管住后面的人。
皇祐三年,一〇五一年,三司使田况上奏说,秦州两次向四川借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
定额还在,本钱没了。
再往后,定额和本钱一起松了口子,印发的时候不再笔笔对着库里的铁钱,纸上那个数就慢慢和柜里的钱脱开了。
大观元年,一一〇七年,改叫钱引,交子这个名字退出四川以外的地方。
开头那套设计管住了前几十年,没管住后来那只手。
交子没有实物出土。今天能看见的是拓片,辽宁省博物馆藏的那张,出自清代李佐贤《古泉汇》的匣函,传为北宋交子旧版拓存,不是当年花出去的那张纸。
后人爱说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话对不对,得看纸币怎么定义,本文不裁。
更值得记的其实是个笨问题:一张纸,怎么才能让人肯收。
一千年前成都给的答案,是三样很朴素的东西:能兑换、有上限、到期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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