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洛阳,读书人手里没有统一的课本。
不是没书,是同一个字,各人手里的写法不一样。
那时候书靠手抄。一部经从先生传到学生,再往下传,抄一遍就多一分走样。
《后汉书·蔡邕传》里这几句说的就是麻烦: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
抄本不同,还能影响考试。
汉代太学立博士,通经可以入仕。博士按自家所传的本子考,文字异同就成了争高下的地方。
《后汉书·吕强传》记过一件不好听的事: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言,甚至有人行贿去改兰台漆书的经字,好让自己的私文对得上。
兰台是皇家藏书处。连那里的本子都有人动手脚。
于是有人提了个笨办法。
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议郎蔡邕和堂谿典、杨赐、马日磾、张驯、韩说、单飏等人一起上奏,请正定经本文字。
灵帝准了。
准了之后不是印书。那时候没有印刷术,也没有一份能发下去的官定本。
他们挑了更费事的做法:把定本刻在石头上。
蔡邕自书丹于碑。书丹是用朱砂把字直接写在碑石上,写完再让工匠照着刻。
刻的是隶书一体,不是三体。后世常把曹魏正始石经的古文、篆、隶三体混到这一步,那是两回事,中间还隔着六十多年。
碑立在洛阳太学门外。记载里也有写讲堂东侧、开阳门外的,位置说法不完全一致,本文不裁。
至于刻了几种经,古人自己就没数齐。
《后汉书·灵帝纪》写正五经文字,蔡邕传写六经,《隋书·经籍志》按七经算。
王国维给过一个解释:五经之外加《公羊传》《论语》,汉时称五经或六经,隋志称七经。
本文不争这个数。要紧的不是刻了几部,是刻出来那一本算数。
刻碑的活干了九年。
起始年是熹平四年,收尾写成光和六年或中平元年,两种记法都有,九年这个数各家倒一致。
四十六通碑,是文献里最常见的数。
碑高一丈许,广四尺,碑面没有界格,字自上而下,每碑行款不一。
总字数有说二十万上下的。数字不必死记,反正是一部部经从头刻到尾。
每经自为起讫,先表后里,正面刻完接背面。
校经也不只是照抄一遍。十四家博士所授的本子要逐一厘正,每经择一家刻石,别家异同写进校记。
先正文字,再书丹,事先算好字数、行款和碑数,刻完还要复校。
参与的人也不止蔡邕一个。残石字体并不像出自同一人手笔,书丹可能有几个人分着写。
所以「蔡邕一人写尽四十六通碑」这话,别当定论。
碑立起来那天,场面有点出人意料。
《后汉书》写: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来看的和来抄的,车子一天上千辆,把街都塞住了。
这是史书的描写,不是当日的人数统计,别拿它当精确数字用。
但「摹写」两个字很要紧。
碑不是拿来读的,是拿来抄的。
没有印刷,没有复印,一块立在门口的石头,就是天下读书人能共同对着的那一份。
谁手里的本子有疑问,跑到洛阳看一眼碑,回去改自己的书。
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后汉书》这句说的正是这个动作。
石头不会自己走,人得来。
这一步看着笨,其实解决了三件事。
一,定本。争议不再靠谁官大谁说了算,有一份摆在那里的东西可以对照。
二,公开。碑立在太学门外,不是锁在兰台里的藏书。
三,可核。字刻在石上,改一个字要凿,不像抄本那样一转手就变。
头一件尤其要紧。《后汉书·吕强传》那句「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说的正是考试那头的争执停了。
石头管住了人,不是管住了字。
可惜石头也没能一直在。
刻成没几年,初平元年董卓焚洛阳宫庙、迁都长安,太学荒废,石经开始受损。
后来魏初补过,又一再迁徙,也有记载说被拿去当柱础。
唐贞观初魏征收聚经石,已经十不存一。
原碑今天一块完整的都没有。
能看见的是残石和拓片。北宋以来洛阳陆续出土,二十世纪在汉魏太学遗址又出过几百块碎石。
马衡把它们汇成《汉石经集存》,存字八千余。
残石分藏洛阳、西安碑林、上海博物馆等处,也有流到海外的。
所以别把博物馆里那块残石说成当年的课本实物,它是课本剩下的一角。
熹平石经常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官刻的儒家经本。
这话有依据,但别顺手升成世界最早、最早教科书。定义一变结论就跟着变,本文不裁。
还有一句常被引的话:它是印刷术之前的一次官定本。
这话可以留着,别写成「因为刻了石经,所以后来有了印刷术」。中间隔着捶拓、抄写和几百年,因果不是这么接的。
后人把这套动作又做过几回。
曹魏正始年间在太学讲堂西侧另刻三体石经,唐有开成石经,后蜀有广政石经,北宋有嘉祐石经。
一代代人都在做同一件笨事:把容易走样的文字,找一份能摆出来给大家对的东西。
抄本会错,人会改,纸会烂,石头也照样会碎。
但「得有一份算数的」这个念头,从东汉那批碑起就没断过。
今天校对、定版、发标准,说到底还是那个问题。
一千八百多年前洛阳给出的答案,是把字凿进石头里,立在门口,让人自己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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