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里买一份餐食,吃出头发和小石头,商家赔钱了事。这种事看着平常,浙江绍兴警方却按团伙案办了。
2026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第05版刊发人民时评《打好扫黑除恶的“新战役”》,讲的就是这类事。我们觉得,治安好和黑恶没绝迹并不矛盾。
拳头用得少了,套路变多了,扫黑的打法也得跟着换。
治安好是真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2018年1月在全国启动,持续三年。
到2020年底,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2021年起,这项工作转入常态化。
街头收保护费、堵门砸店这类事,如今很少见,靠的就是这些年的重拳。数字也能说明变化。
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84个、恶势力犯罪组织2127个。和专项斗争那三年的总量相比,这个数字小了不少,成效摆在那里。
可是两千多个恶势力组织仍被打掉,说明这股势力还在,只是藏得更深,活动的地方也换了。
人民时评抓住的关键,是黑恶犯罪会“变异”。
在高压震慑之下,它们转移到服务业的交易场景、劳务链条和网络平台中,出现了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等新形式。商户、消费者和打工的人,成了被盯上的对象。
以前靠打人,现在靠投诉、差评和发帖,手法变了,图的还是钱。这篇评论有明确的背景。
2026年7月31日,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正式部署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之一,是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犯罪。
到11月评论刊发,这轮专项斗争已经推进了三个多月,正是各地集中亮成绩、摆问题的时候。评论开篇引用的,是公安部9月29日公布的8起新型涉黑恶犯罪典型案例。
这批案例涉及网络“套路贷”、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裸聊敲诈和网络暴力。
挑几起细看,就能明白这些案子“新”在哪里,也能明白为什么要专门打一场“新战役”。
先看绍兴这起。2025年10月以来,犯罪嫌疑人郭某浩纠集人员流窜多地,专门在某连锁超市购买的餐食中放置头发、石头等异物,虚构食品卫生问题,再通过投诉举报、发负面信息等方式索要“赔偿”。
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初步查明被害人120余名、涉案金额60余万元。
这类案子难办,恰恰因为每次金额不大。
一单几百块钱,商家多半嫌麻烦,赔了了事。一个团伙在多地反复这么干,积少成多,就是几十万。单看一起,像是普通的消费纠纷。
把120多个被害人串起来,才看得出这是有组织的敲诈。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案子换了一张脸。
2024年以来,李某明、李某玲等人假冒记者流窜多地,以发现企业存在污染为由,频繁拨打举报电话、在网上发帖炒作,迫使对方“花钱消灾”,先后对50余家企业及个人实施敲诈勒索。他们专门盯着采矿企业,警方抓获了7名嫌疑人。
舆论监督本来是正当渠道,却被他们当成了作案工具。企业怕舆情发酵,怕被一轮轮检查,常常选择掏钱了事,假记者靠的就是这份顾虑。
真正的监督要采访、要核实,这些人冒用记者身份,手里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曝光”的威胁。
成都的案子专抓人的心理。
2025年以来,彭某彬组织人员跟踪因酒驾被处罚的人员,在其再次驾车时伺机故意碰撞、剐蹭,再利用对方担心被二次处罚的心理,迫使其花高价“私了”。警方抓获15人,初步查明作案40余起、涉案金额160余万元。
被害人本就理亏,更不愿声张。广州的案子盯上了工地。
2024年以来,韦某通过招工APP、招工微信群等渠道招募工人,组织人员前往工地短期务工,再以住宿伙食差、报酬低等理由制造用工纠纷。
如果遭到拒绝,就通过阻挠施工等方式施压,该团伙先后流窜至广东多个地市作案50余起。
警方抓获17人。这几起案子有个共同点,没有一起靠当街打砸起家。每一步都带着名目,买东西、投诉、招工、报道,样样像是正常的社会活动。
违法的内核,是用捏造的事实和持续的滋扰换钱。外壳越合规,受害人越拿不准,该报警还是该协商,拿不准的工夫里,钱就已经出去了。
黑恶势力愿意换打法,账其实算得很清楚。当街动手,证据一目了然,群众敢报警,民警处置也快。
换成投诉、举报、发帖,每一步都像在行使权利,案子容易被当作“一般消费争议”或“普通合同纠纷”处理。团伙就能借着这段时间继续干,也不容易被追究刑责。
评论把破解“识别难”放在首位。传统黑恶靠暴力信号和组织形态来判断,新型犯罪的痕迹散落在投诉记录、平台数据和劳务纠纷之中。
消费投诉通常由市场监管部门受理,网络舆情线索归网信部门管,事态到了刑事标准,才轮到公安介入。
线索分散在各个系统里,单看一条,都像正常维权。
法律上的工具其实早已备好。《反有组织犯罪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软暴力被明确写进有组织犯罪的认定范围。
难处在取证,要证明组织性、反复滋扰和牟利目的,证据链条必须完整。这对一线民警的办案经验和研判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各地已经开始摸索办法。湖北省公安厅编印工作指引和典型案例,下发到基层。
什么样的投诉模式像恶意索赔,什么样的催收手法像“套路贷”,民警手里有了参照,成了办案的“作战地图”,类案打击也就有了抓手,不必每个案子都从头摸索。
河南焦作的做法更靠前。
当地市场监管局整合执法稽查、日常监管、投诉举报及“三书一函”数据,组织专业团队研判,成功识别并移送公安机关侦办全国首例涉医美领域新型涉网黑恶犯罪案件。监管部门先发现线索,公安接手侦办,这条链子接上了,团伙再想钻空子就难了。
广西桂林也有类似的做法。当地公安侦办一起跨区域舆情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案件,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协作,全面梳理近年涉旅游市场的职业索赔、虚假宣传、恶意投诉情况,着力解决旅游市场乱象。
办一个案子,顺带清一遍行业里的问题,比单打独斗管用得多。
打击恶意索赔,会不会误伤正常维权?这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
2026年1月29日,最高法、最高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规范职业索赔维护市场秩序典型案例。既有职业索赔人买到不合格食品后要求赔偿的民事案例,也有投放异物敲诈勒索的刑事案例。
两头都立了规矩,界线才画得清楚。刑事这头,向某的案子很典型。
2022年6月至2024年4月,他伙同他人前往福建、湖北、江西、安徽等多地的超市、便利店,用钢针扎穿食品包装袋,塞入毛发或钢丝球,再以质量问题索赔,商家质疑就以曝光、投诉相要挟。他作案60余次,法院认定他们构成敲诈勒索罪。
民事这头,曾某的案子给了一把尺子。他起诉商家,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法院综合保质期和普通消费者的生活习惯,认定他个人和家庭合理的生活消费需要为1件竹笋20斤、价款200元,判决商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2000元。超出合理消费需要的高额索赔,得不到支持。
两类情形的区别并不难懂。真正的维权,前提是商品或服务确实有问题,诉求和损失大体相当。
团伙作案则是自己制造瑕疵,批量投诉、反复滋扰,索要的钱远远超过货值。
消费者买到问题商品,照样可以投诉、起诉,法律保护这份权利,要打击的是有组织的敲诈。
这类犯罪的伤害,比一次性的损失更大。
中小商户被反复盯上,经营成本一点点垫高,开店的底气被磨掉。
监管部门的精力被大量虚假投诉占用,真有诉求的消费者要排更久的队。时间一长,大家对投诉渠道、对市场规则的信任,也会被慢慢消耗掉。
评论还强调了源头。司法机关要和行政监管部门、平台企业加强协作联动,建立线索快速移送等绿色通道。
服务业业态新、环节多、交易频,平台、商户、消费者之间往往存在信息差,平台核验不严、投诉处置不规范,就可能被钻空子。把这些口子提前补上,比事后追查省力。
往后怎么走,我们做个判断。深化专项斗争为期一年,到明年年中前,各地还会陆续通报新型案例。
监管、平台、公安之间的数据协作,会从个别地方的尝试变成常规动作。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的认定尺度,也会随着判例增多而更清晰,办案的人和被害人都有章可循。
这件事对普通人也有用。买到问题商品,保留好凭证,照常维权。
做生意的遇到反复、批量、金额不大的“投诉”,先别急着私了,把记录留好,及时报警,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私了的人越多,团伙的胆子越大,后面的商家就越容易被盯上。
国泰民安,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黑恶换了外衣,扫黑除恶的重心也得从街头的“硬骨头”,转到屏幕后面的“软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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