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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时,集实业家、投资人、慈善家于一身的段永平在北大讲堂上曾言:

“我觉得,我们最悲观的地方:是我们太不够悲观了!……”

“……你看日本人就一天到晚说‘我们不行啦,我们不行啦,我们不行啦’;我们中国人一天到晚都说‘我们行啊、行啊,我们很行”。

“最重要的就是:当你不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你真的就不行!”

“……如果能够东西方都走一走,包括企业之间,你找到它的差距,你才知道如何去追”。

“我的直觉就是说,在美国做企业,他不需要‘做人’,在中国需要‘做人’,那么你要做两件事,他做一件事就够了”。

“……当然,其实我这个说法呢,只是相对而言。其实美国有没有办公室文化?一样有啊!……它相对来讲,管理会比较好,他花在沟通上的时间会比较快……”

“西方的企业他们沟通有没有问题?同样有问题。但是从比例上来讲,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比较早,所以呢,他花的功夫、解决得也比较好”。

“当然,我这个是简单的讲一讲了,因为企业除了内部自身环境……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环境的问题。中国的企业相对来讲,比西方的企业要难得多”。

“难得多的地方,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比他们要多得多,你比方说:人家想做手机,就做了;我想做手机,首先考虑的不是手机的问题,是手机的牌照问题,而且牌照我们搞了好几年,还是搞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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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前,段永平讲这段话时,这位在中国成功的商业人士已是全家移民到美国——在这一点上,显然他曾被国内不少人诟病。

但段永平的商业之根,似乎仍主要在故国,而其中有一点他对于中国的回报——慈善上的不少大手笔,也极大修复了部分公众观感。

而慈善既是做事,其实也是做人!——但这个“做人”,更多意义上是指社会责任与道德方面。

二十年前段永平讲话中的“做人”,却主要是指人际关系、人情世故上的沟通问题。

在中美两种文化国度中都生活过,显然谈中西方的一些企业文化之不同,段永平还是有一定资格的。

那么,当年他所言中国与西方这两方面的不同——“我们既要做事还要做人”,以及“最悲观的是我们不太够悲观”,是否有了变化呢?

首先,在“我们既要做事还要做人”方面,这与中国千年的文化传统、为人处世的基因、习惯息息相关,显然非一日之功而就,即便是十余年过去了,也难见根本性的变化。

但变化显然还是有的——比如,像当年段永平最关心的营商环境方面,我们确实有了很大的改观。比如,他所称的做手机先要牌照方面,就很快得到了改进。

不过,囿于文化传统——特别是制度成本方面的因素,我们的企业在“人事成本”方面,依然远大于外资企业,要想真正得以彻底改观,就要有文化、思想与制度性的变革才行!

至于如何改,显然就是让一切规则的运行过程、程序,都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无论是对于市场主体而言,还是对于权力者来说,都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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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建立在契约、信用基础之上的市场规则大行其道;让权力同样置于规则、制度的严格监管之下,才能最大化地压缩“人事成本”过大的弱点。

但一如段永平当年说话的分寸感一样,“人事关系”的作用,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中国企业在国内外的合纵连横、抱团取暖,也让我们在全球商战中多了一份团结的力量。

只不过,人情关系与市场逻辑之间一定要有边界感——规则、信用是前提、基础和原则,而“人情世故”则是一种润滑剂,二者不应混淆,更不能互相替代。

关于段永平所言的“悲观论”方面,现在我们有所变化吗?

其实,我们常说“中华民族常有忧患意识”,但不知从何时起,一些精英人士和网民们开始对“悲观或忧患”变得极为敏感和反感了。

确实,对于悲观或忧患意识,当然不应过度,否则就会陷入极度不自信和萎靡不振之中,这显然绝不可取。

但是,如果是有着底线意识、以自我警惕和警醒为目的的“相对悲观或忧患意识”,显然一如段永平所言有着正向的作用。

保持一定的悲观或忧患意识,就是为了还能让我们看到差距与问题,因此才能持有清醒头脑,才 能找出不足、不断改进、深入改革——它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阶梯。

在这方面,估计段永平可能要有些失望了——过了十余年后,像在我们的学界里,一些专家、教授、学者中流行起了一个著名的论调:“清场式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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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我们的“科技水平已远远超越美国”“已不需要用诺贝尔奖定义我们”“我们两小时就能将美国航母全灭”“我们的贫困户每顿饭三菜一汤,比很多国家的人都幸福”“中国人月薪3000元,比美国人3000美元活得幸福”……

这样的论调在流行,当然已与“悲观与忧虑”风马牛不相及了,而是变成了无比的乐观或盲目的乐观了。

乐观主义当然应该有,可是,如果是建立在背离事实的基础上,是作别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虚妄或虚假的乐观,那显然就是一种“宣传式幸福”“为他人代言式幸福”了。

特别是其中只注重“宏大叙事化”的幸福,却忽略了个体具体化的幸福,就难以让人民真正能有获得感。

所以,我们要的不仅是“国强”,更要有能抵达最终目标的“民富”: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富裕!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焦点问题:那就是对于段永平这样的大企业家的性质定位问题。

虽然我们的宪法、法律上,早从改革开放后就予以明确,但在国内不少人的看法中——甚至像本就是投资圈的所谓学者卢麒元等,却整天将资本等市场化名词挂在嘴边,但却大多是意有所指、当作负面叙事的“污名化”。

这或许也能解释:段永平们何以有了钱后,往往爱跑到国外的其中一种原因吧?

我们如果不能更普遍、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客观规律性,和其对于人类发展阶段的不可替代性,则过多过浓的“仇资”心理与理念,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人事环境”、营商环境。

如果不能客观、理性、正确地对待企业家、资本等市场元素的合理性与必然价值,那这才是真正最令人悲观的大事!——只不过,如此悲观的话,美籍华人的段永平或未说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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