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名大学生考上辽宁编制,入职刚满二月,全员全部选择离职

我叫赵一鸣,今年二十四,去年从沈阳一所大学毕业,学的是土木工程。今天要讲的这件事,说出来连我爸妈到现在都还有些亲戚不肯信:我们六个人,去年一同考上了辽宁一座地级市下辖县里的事业编制,笔试面试体检政审一路杀出来,亲戚朋友家放了三挂鞭炮。结果入职刚满两个月,我们六个,全员递了离职申请,一个没落下。有人骂我们娇气,有人骂我们没福分,今天我把这两个月的账原原本本摊开,看完你们再骂不迟。

先说我们六个怎么凑到一起的。毕业季那阵子,就业市场对我们土木专业的毕业生什么脸色,同行都懂:房企在收缩,设计院在降薪,班群里天天转的是“考编上岸”的攻略。我们宿舍三个加上隔壁宿舍的哥们,还有两个研究生学姐认识的同门,六个人一拍即合,组团报了辽北那个县的招考。那个岗位当时看着是“天菜”:限制户籍放宽、竞争比不到一比三十、还有安家费政策。出成绩那天,六个全过。我妈拿着我的录取公示截图,在家族群里发了三遍,还配上八个字:苦尽甘来,光宗耀祖。

七月,我们拖着行李进了那座县城。编制落定,单位不同,但都安顿在同一个小区。头一个月,说句公道话,是甜的。食堂五块钱管饱,住宿几乎白住,周五下班同事们拉我们去吃烧烤,老板娘知道我们是新来的“人才”,多送了一盘花生米。我们在群里发照片,配文:岁月静好。

变化是从第二个月开始的,而且六个人各有一本难念的经,凑到烧烤摊上对完账,才发现我们的困境拼在一起,是一张完整的图。

我的那本经是“专业荒废”。我分在市政维修的股室,报到第一天满心以为能画图、跑工地,结果领导给我的第一项工作是整理近五年的档案盒,第二项工作还是档案盒。两个月里我摸过最“专业”的东西是一把扫描仪。我们这批人里,学计算机的小郑被安排天天给单位修打印机,他自嘲:我这不是信息岗,是打印机售后服务站。学测绘的学姐孙悦稍微好点,下过两次乡,可她说:下乡是好事,但一个项目从立项到落地要走的流程,两年起步,我在这儿干十年的活,够在深圳干三年的量。我们的问题不是活累,活其实不累,问题是累不起来:一种“一眼能看到五十岁”的平静,对二十三岁的人来说,不是安稳,是提前退休。

第二本经是钱和债。我们六个,四个是助学贷款读出来的。试用期到手两千九,安家费分期发放还带服务期条款。在县城这点钱能活得体面,可贷款每月要还一千三,家里还等着“上岸的儿子”往回搭手。学财会的李昊算过一笔账:在这儿待满五年服务期,攒下的钱比在沈阳打工少一半,而五年之后,我们的专业能力折旧到什么程度,市场上还给不给价,没人敢打包票。他那天在烧烤摊上说了一句话,我记到今天:编制是一份保险,可我们买这份保险的保费,是二十三岁到二十八岁这段最值钱的年纪。这笔保费,值不值,得看理赔,看的就是十年后你想换赛道的时候,市场上还认不认你。

第三本经,也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本:成家。我们六个,五个是外地人。县城的相亲市场上,编制曾是硬通货,可问题出在另一半不是编制:我和小郑都处过当地的姑娘,人家家长第一句话都一样,姑娘能不能跟你回沈阳?答不上来,就散了。学姐孙悦说得最狠:这个编制对我们是编制,对我们的孩子是“爸爸为什么总不在”,对我们的对象是一道单选题,选县城还是选我们。更扎心的是生活半径:想看个展、听个音乐会、看球,最近的文化设施在一百公里外的市里;想换个工作试试,县城的机会一只手数得过来。九月底,孙悦收到深圳一家设计院的offer,那晚她请我们吃饭,说:我不是说县城不好,是说这地方的好,是给本地人的好,家在这儿,编制就是根;家不在这儿,编制就是锚,把我这条船拴死在浅水滩上。

十月初,我们在烧烤摊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做出决定:离职。散伙酒喝到一半,学计算机的小郑说了句总结陈词:我们不是考编考错了,是我们把“上岸”想成了终点,其实上岸只是换了个码头,码头合不合适,得看你的船往哪儿开。

离职的过程不体面,甚至有点狼狈。我妈一个星期没理我,我爸说了句狠话:供你读大学,你连两千九的安稳都不要?我在电话里跟我爸算了两个月的账,最后说:爸,我不是不要安稳,我是要一个我干得住的安稳。干得住,才有安稳;干不住,编制就是缓刑。我爸沉默了很久,说:你自己选的路,别回头哭。我说:爸,最贵的是“早知道”三个字,我宁可现在退票,也不想三十五岁退票。

单位的挽留各有温度。股长找我谈了两个钟头,最后说:小赵,说实话,你这样的年轻人,我们这儿三年没来过几个,我不拦你,只送你一句,出去以后,别把体制内学到的那点“稳”丢了,也别把体制外的那点“快”神化了,两边都是围城,你既然年轻,就先去外面那座城里看看,五年后想回来,这条路还在。他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十一月底,六个人陆续办完手续,在孙悦租的房子里吃了顿散伙火锅。吃完各奔东西:我去了沈阳一家工程咨询公司,做回了本行;小郑去了大连一家软件公司;孙悦去了深圳;李昊考了CPA转行做审计;另外两个,一个二战考研,一个回家接手了父亲的生意。

现在一年多过去,交卷时间到:我在沈阳做项目预算,工资是编制时的两倍半,去年考下了一级建造师的基础科目;孙悦在深圳参与了一个实打实落地的项目,她朋友圈的定位从“某县某乡”变成了工地坐标;小郑做回了正经开发;李昊的审计所去年给他升了级。最让我感慨的是我妈,她去年冬天来沈阳看我,看到我加班到十点还乐呵呵的,回去跟我爸说:儿子眼里的光比在县里多了,妈就放心了。

写到最后,必须说句公道话,免得误会:那个县没有对不起我们,编制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六个把考编当成了人生的答案,而它最多算一道填空题。编制给的是秩序,不是意义;意义要自己找,在哪儿都得自己找。体制内我股长那句“五年后想回来,路还在”,我信,因为他没说的是:路还在,可你沿途攒下的东西,决定你回来时是绕回来了,还是逃回来了。我们六个人退掉的是一张船票,守住的是方向盘。如今我们群名还叫“辽北六人组”,每年小年,群里准时冒六条消息,报各自的航向。今年轮到我发:各安其位,各自远航——退票不后悔,因为从退票那天起,二十几岁的日子,总算开在了自己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