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冬至那封信建设路十二号那栋楼,九年前就拆了,可信还是一年一封,准时寄到这儿。

苏晓是去年春天调来县邮局的,接手的是老投递员留下的三条街。交接的时候,老投递员指着柜子底下压着的一摞退信说,这几封你别管,年年都来,贴张退信单送回原址就行。

她翻了一下,收件人都是同一个人,罗建军。收件地址都是建设路十二号三单元四〇二。寄件人也写着罗建军,地址一栏空着,只在角落里盖了个不太清楚的邮戳。

九封,从九年前一直排到去年。每封都是挂号,每封都在冬至前后三四天到。今年冬至前一个星期,第十封来了。

苏晓把它拿在手里掂了掂,不重,可里面有个硬东西,隔着一层牛皮纸,按下去能感觉到一个小小的方角。她把退信单贴上去,笔尖在“查无此人”那一栏停了停,最后还是没勾,改成了“原址已拆迁”。

苏晓三十二岁,原来在市局做分拣,去年才调下来跑投递。她这个人有个毛病,见不得“查无此人”四个字。老投递员交接那天跟她说,干这行久了心要硬一点,退信单贴上去,送回去,这事就完了。

她硬不起来。刚来那半年,她为了找一户搬走的人家跑了四个社区,最后在一间棋牌室找到收信的老头。老头接过信说,这信是他闺女从广州寄的,一年两封,他等了大半年。那天她骑车回邮局,一路都在想,要是把信退回去,这封信就真的没有了。

所以第十封信到手的时候,她没贴退信单。那天下午她骑车绕了一段路,去建设路看了看。

老楼的位置现在是一片围挡,里面新楼盖到十几层,塔吊在头顶上慢慢转。围挡外面那排梧桐树还在,树底下有个石墩,一个老太太坐在石墩上,穿着深灰色的棉袄,膝盖上放着个布包。

老太太坐得很直,两只手压在布包上,脸朝着围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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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在马路对面看了十几分钟,风把她的围巾吹得贴在脸上。老太太一直没动,中间只抬手看了一眼手表。第二天她又去,老太太还在。第三天还在。

第四天她推着车过去,问:“大娘,您等人?”老太太转过头,眼睛很亮,不像糊涂人:“等我儿子的信。”“信?”

“每年这时候来一封。”老太太说,“我在这儿等着,邮递员送过来,我签个字。”苏晓心里咯噔一下。她说:“大娘,这楼拆了,信送不到这儿。”“送得到。”老太太说得很肯定,“我九年都收到了。”

苏晓没接话。她蹲下来,看着老太太的布包,包口露出一点红,像是存折的封皮。“您叫什么名字?”“罗素珍。”

苏晓回到邮局,把九封退信全翻出来,一封封看地址。四〇二,罗素珍,罗建军,母子。

她查了系统。罗建军,男,九年前因交通肇事罪判刑七年,服刑地在市郊的第二监狱,三年前刑满释放。户籍状态:正常。现住址:空白。

一个三年前就出狱的人,为什么每年还要从“本市”给一个拆掉的地址寄挂号信?而且寄件人写自己,收件人写自己,地址写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她把十封信并排摆在桌上,用手机拍了张照。

信封上的字是同一种写法,横平竖直,写得慢,笔画收尾的地方有点抖,像小学生练字。其中三封的“罗”字,最后一笔往上挑,挑得特别高。第二天她去了回迁小区。

罗素珍住在七号楼,一楼,门口放着一双沾了泥的棉鞋。开门的时候老人愣了一下,随即认出了她:“你是邮局那个姑娘。”

屋子不大,收拾得极整齐。靠墙一张方桌,桌上摆着一副碗筷,碗里干干净净,倒扣着。墙上挂着一张照片,一个年轻男人穿着工装,站在一辆卡车前面,笑得露出一口牙。

苏晓坐下,老人给她倒水,手很稳。

“大娘,我跟您说个事。”她把退信单拿出来,“这信,地址不对,送不到。九年了,年年退。”

老人看了一眼那张单子,没有惊讶,也没有慌。她把水杯往苏晓面前推了推,说:“我知道送不到。”“您知道?”

“我知道。”老人说,“可它每年都来。来了,我就去那儿坐一会儿,坐完就回家。”苏晓看着她,一时不知道下一句问什么。

“姑娘,你是想问我儿子在哪儿吧。”老人笑了一下,“他在外面干活,远。每年冬至寄封信,报个平安。”“他在哪个城市?”“没细问。”老人说,“问了我也记不住。”

走之前,苏晓在屋里转了一圈。厨房的灶台擦得发亮,米缸是满的,冰箱里放着两袋速冻饺子、一小盒排骨。排骨是生的,冻得硬邦邦,看日期是上个月买的。

“这排骨您怎么不吃?”“留着。”老人说,“他回来那天吃。”

苏晓没再问。她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老人正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看着她下楼,一直看到楼道拐角。

第二天她去社区,找管这片的主任。主任姓钱,四十来岁,正在给一摞表盖章。听说她问罗素珍,钱主任抬头:“怎么,信又退回来了?”“退了九年。”

“这老太太认死理。”钱主任把章放下,“她儿子在里头那几年,她每个月探一次监,来回坐六个小时车。后来儿子出来了,她反倒不去了。我们问她儿子在哪儿,她说在外面干活。去年冬天她感冒,烧到三十九度,我们送她去医院,她不肯,说万一儿子回来,家里没人。”

“她儿子真回来过吗?”

“没有。”钱主任说,“至少我们没见过。”苏晓从老人家里出来,天已经黑了。她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抬头看那扇亮着灯的窗。

建设路那片的老住户,大半搬到了回迁小区,苏晓跑了三天,问到几个还记得罗家的人。

一个在路口修了三十年自行车的老师傅说,罗建军原来跑长途,开一辆解放,车头挂着一串红绳。出事那年冬天,车停在路口,蒙了一块油布,一直没人来开,后来被交警队拖走。

“他人倒是来过一回。”老师傅想了想,“出狱那年吧,腊月里,下雪。他站在这棵树后头,站了一下午,也不进屋。我喊他,他一扭头就走,走得挺快。”“他站树后头看什么?”

“看他妈呗。”老师傅说,“那天他妈也站在这儿,等着什么。两个人隔着二三十米,一个在树后头,一个在树底下。”

苏晓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写完手有点凉。第二天她去市郊的第二监狱查了档案。

档案上写着:罗建军,入监第三年,因狱内斗殴加刑六个月;第五年,减刑一年;三年前二月刑满释放。出监登记表上,家庭住址一栏填的是“建设路十二号三单元四〇二”,联系电话一栏空着。

冬至前五天,她加了个班,晚上八点多从邮局出来,绕到建设路。

雪不大,细细的,路灯底下像一层灰。围挡里面还亮着灯,塔吊顶上一盏红灯一闪一闪。树底下那个石墩空着,雪在上面落了一层,还没有脚印。

她站着看了几分钟,正要走,听见围挡另一侧有响动。一个人站在那儿,穿深色棉袄,帽檐压得很低,一条腿微微瘸着。他看见苏晓,转身就走。“站住。”苏晓喊了一声。

那人走得更快,绕开围挡,钻进旁边一条小巷。苏晓骑车追过去,巷子里黑,只有尽头一户人家的窗户透着光。她追到巷口,只看见雪地上一串脚印,歪歪斜斜,右脚落得比左脚轻。

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低头看了看那串脚印。从那天起,她在投递本上多记了一行:建设路十二号,每年冬至,有人来过。苏晓把那张表拍下来,看了很久。出监的时候,那个地址已经拆了两年。他不可能不知道。

她又跑了三趟,找了当年办这个案子的交警队。案卷调出来,事故发生在九年前十一月的一个雨夜,罗建军开一辆解放牌货车,在城郊岔路口撞了一辆电动车,骑车人叫王强,二十三岁,送外卖的,当场死亡。责任认定:罗建军负主要责任,赔偿款三十七万,已执行完毕。苏晓把“王强”两个字记在本子上。

冬至前一个星期,苏晓在回迁小区门口遇见一个老太太,正跟门卫打听七号楼。

老太太六十来岁,脸瘦,眼睛很利,穿黑棉袄,手里攥着一张纸。她看见苏晓的邮包,忽然问:“你是邮局的?”“是。”“建设路十二号那封信,今年送到了吗?”苏晓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那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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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九年。”老太太说,“每年冬至前后,我都去建设路。我看着我儿子被撞死的那条路口,也看着那个老太太坐在树底下等信。”

她把手里的纸展开,是一张身份证复印件,照片上的年轻男人笑着。“这是我儿子,王强。九年前死在那个路口。”“阿姨,您姓王?”“王桂芬。”她说,“我找了她九年,我就想问一句,她儿子在哪儿。”

第二天苏晓去社区,跟钱主任说要调一份签到表。“干什么用?”“核对地址。”苏晓说,“有几封信地址写错了,得确认人还在不在。”钱主任翻出一摞表扔在桌上:“你自己找,找完给我放回去。”

苏晓一页页翻,翻到去年十二月那页,看见了罗素珍的签名。老太太每次来领高龄补贴都签一次,一笔一画,写得很慢。那个“罗”字,最后一笔往上挑,挑得特别高。

她把那一页撕下来夹在本子里,走出社区的时候,手心全是汗。王桂芬住在城西的老小区,六楼,没电梯。苏晓跟她上去过一次。

屋子不大,墙上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彩色的,王强穿着外卖平台的黄马甲,站在一辆电动车旁边;另一张是黑白的,放在电视柜上,前面摆着一小碟花生。

“他走那天,说这个月能挣八千。”王桂芬给苏晓倒水,“他攒钱,说要给他对象买个镯子。镯子还没买,人就没了。”

苏晓看见门后挂着一件黄马甲,洗得发白,肩上有一道撕开的口子,缝过,针脚很粗。“这件我一直留着。”王桂芬说,“每年冬至我拿出来晒一回。”“您为什么非要知道她儿子在哪儿?”

王桂芬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我不是要他一命抵一命。我就想问一句,他这九年是怎么过的。他吃得下饭吗,睡得着觉吗。我儿子没了,他还能吃饭,我心里这口气顺不下去。”

屋子里静了一会儿,窗外有人在楼下喊孩子回家吃饭。冬至前三天,她骑车经过回迁小区,看见楼底下站着两个人。一个六十来岁的女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两个人都穿着黑衣服,站在七号楼单元门口,不进也不走。

苏晓放慢车速。她听见那个女人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硬。“罗素珍住这儿吧?我姓王,我儿子叫王强。”门开了。罗素珍站在门口,看见他们,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下去。

“你们来干什么?”“你儿子出来了。”王桂芬说,“我托人查了,三年前就出来了。他人呢?”“他不在家。”

“不在家,那信是谁寄的?”王桂芬往前一步,“我每年冬至都去建设路,我看见了,你坐在那儿等信。九年了,我一次没落下。”苏晓站在马路对面,手扶着车把,没有动。

罗素珍的手扶在门框上,指节发白:“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王小勇把手机举起来,“我妈跟了九年。你儿子把我哥撞死,判了七年,坐了六年半就出来了,现在人影都没有。你们家还在寄信,寄给一个拆掉的楼,寄给一个不存在的人。这不是躲是什么?”

“我没躲。”罗素珍说。

“那你把罗建军叫出来。”王桂芬的声音忽然拔高,“我今天不见人,明天我就带人来,我把这楼底下坐满,我让整个小区都知道,这户人家的儿子撞死人躲在哪儿。”

苏晓把车支好,走过去。

她走到门口,正想开口,眼睛落在了罗素珍手里的一张纸上。那是老人刚从门边的柜子上拿起来的,一张社区签到表,上面有她自己的签名。

苏晓的呼吸停了一拍。那个“罗”字,最后一笔往上挑,挑得特别高。和信封上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