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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羽扇观金工作室已经在《英伟达:超级AI卡特尔的最后一块拼图》一文中,深度解析了此次“完美风暴”的幕后操纵者。

文章发出后,我们在与部分读者的交流中遇到了一个非常犀利的追问:幕后主使如果是民主党建制精英,又为什么在与其水火不容的共和党阵营,也有头面人物活跃在这场围猎之中,甚至在关键节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对这个追问的深入回应,无疑将有助于读者建立对华盛顿权力游戏的“第一人称体验”。

不久前,人工智能独角兽Anthropic依据美国游说披露法要求,公开了其三季度游说活动报告(LD-2报告),这份看似枯燥的报告,实则是解开谜团的一把金钥匙。

报告显示,Anthropic这家奥巴马少壮派精英牢固控制的企业,在华盛顿单季游说支出大幅飙升,并精准投放到了卢比奥和苏茜·怀尔斯两位共和党大佬的白手套平台。

与此同时,Anthropic还在外围掏出巨资注入一家名为“公共优先行动”(Public First Action,下称PFA)的跨党派政治组织,该组织以严厉监管人工智能技术为宗旨,其在中期选举里资助的两党政客,恰是其后“反黄大合唱”在国会最响亮的声音。

一家即将登陆资本市场的超级公司,为什么要花真金白银去扶持限制自己行业的政客?精准灌注的游说资金,又是如何在极度撕裂的华盛顿,把民主党与共和党建制派拧成一股绳,最终在11月一举掀起管制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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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这份游说报告里列出来的,究竟是一支怎样的操盘团队。

在那些被主流媒体丑化与嘲笑的Tech bro科技右翼还在雇佣商业水军公司买流量、找网红造势的时候,Anthropic从公司内部政府关系高管到外围民意机器PFA,直接搭配出了华盛顿最顶级的两党建制派班底。

坐镇Anthropic全球政府关系最高负责人位置的,是马里亚诺-弗洛伦蒂诺·奎利亚尔(Tino Cuéllar)。奎利亚尔早年担任奥巴马白宫司法与监管政策特别助理,入职前执掌华盛顿顶级民主党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他搭档掌管公共政策的莎拉·赫克(Sarah Heck),同样出身奥巴马时期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而在外围执掌PFA选战全局的布拉德·卡森与负责舆论传播的比尔·伯顿,则分别是奥巴马时期的五角大楼高级官员与白宫副新闻秘书。

尤其精妙老辣的是,顶层战略由奥巴马时代的少壮派精英掌舵,一线冲锋陷阵的却换成了清一色的共和党幕僚。

翻开第三季度LD-2报告,Anthropic列出了9名内部注册游说人员,团队领导安东尼·西米诺带有深厚的共和党国会政策背景,而在成员里,玛丽·克罗根(Mary Croghan)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白宫内阁事务办公室任职;霍莉·潘多尔(Holli Pandol)与布里安娜·米勒(Brianne Miller)则分别来自共和党国会议员办公室、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与参议院能源委员会。

而在外围PFA一侧,负责打通共和党选战资金通道的总法律顾问布伦丹·帕雷茨,此前正是参议院共和党老牌鹰派林赛·格雷厄姆的首席法律顾问。

在主流媒体的叙事里,奥巴马旧部与共和党新锐处于政治光谱的两端,老死不相往来。但在Anthropic的游说体系里,两拨人按照严密的上下游分工协同作业。卡内基基金会前主席与前白宫发言人负责在顶层设计议程、掌握节奏、引导主流大报定调,熟悉共和党委员会流程的前幕僚们则带着方案与献金熟门熟路走进国会山与白宫。

为什么这群华盛顿地头蛇们,能够毫无心理障碍地一起合作?

答案丝毫也不复杂,无论是民主党推崇的自由国际主义,还是共和党传统鹰派信奉的单边霸权,两拨建制精英往往共享同样的成长轨迹,守护的也是同一套全球霸权地位。在这群早已自视为“老华盛顿人”的建制精英眼里,白宫内部主张战略收缩的万斯是“不懂地缘规矩的门外汉”,而只顾着向全球卖芯片赚取高额利润的商业领袖则是“非我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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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钱按照顶配规格到位后,接下来就是把议程变成砍向竞争对手的行政命令与国会法案了。

Anthropic提交的文件,记录了另外两笔直通特朗普内阁核心圈的开销。

2025年4月以来,Anthropic先后向两家带有浓厚佛罗里达州背景的外部游说公司支付了163万美元:其中74万美元流向鲁比奥前参议院幕僚长马丁内斯执掌的Continental Strategy,89万美元流向苏茜·怀尔斯入阁前领导的Ballard Partners。

内外两套班底同时发力的节奏也拿捏的恰到好处,与白宫的一场权力洗牌形成了呼应。

财政部长贝森特早年出身索罗斯量子基金,在华尔街与两党建制派中拥有深厚人脉。这位嗅觉敏锐的白宫团队不倒翁,在注意到国务卿鲁比奥对商务部出口管制力度不满后,立即在白宫内部与鲁比奥结成统一战线,公开向主张温和执法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发难,后者从贝森特被提名开始,就一直是他的老对头。

而在国会山,拿着PFA竞选赞助的两党议员也配合主流大报的造势同步收网。

2026年11月4日,PFA发布胜选战报,高调庆祝其资助的9名两党候选人全部赢得选举。仅仅十几天后,拿着PFA巨额资助的人物便悉数出现在围剿英伟达的第一线。

获PFA共和党分支力挺的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皮特·里克茨,在11月17日领衔抛出《MEGA法案》,勒令商务部在30天内制裁Megaspeed;获PFA民主党分支重金扶持的加州新当选众议员斯科特·维纳,则在第一时间公开要求对刚刚辞职的英伟达前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展开反欺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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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完关键布局,一个商业悬念依然待解。

Anthropic本身就是做前沿大模型的科技巨头,为什么心甘情愿掏出几千万美元,去推动看似给自己套上枷锁的严苛监管?

只要看一眼Anthropic在第三季度LD-2报告里填报的四项核心游说事项,这笔商业账就会变得异常清晰。

在报告的具体游说事项栏中,贾里德·鲍威尔(Jared Powell)、贾斯汀·马图罗(Justin Maturo)与布莱恩·彼得斯(Brian Peters)等内部游说人员密集申报了四个方向:第一是编号为BIS-2025-0001的《AI扩散规则》(AI Diffusion Rule)与出口管制;第二是参议院编号为S.1705的《芯片安全法案》(Chip Security Act);第三是众议院H.R.8170与参议院S.4281构成的《MATCH法案》多边硬件出口管制;第四则是“AI模型安全、蒸馏技术(Distillation)以及国家安全相关政策”。

这四行枯燥的法案代码,每一刀都精准瞄准产业链对手。

前三项硬件与扩散管制法案(BIS-2025-0001、S.1705与MATCH法案),直接瞄准了上游硬件霸主英伟达与海外算力中心。

到了2026年,英伟达不仅依靠硬件垄断赚取超高毛利,还开始扶持前沿开源大模型,并向东南亚等地的数据中心大举出货。通过游说国会强制在高端芯片中植入位置验证、收紧多边硬件出口,Anthropic无需在商业市场上与硬件巨头硬碰硬,就能借联邦政府之手锁死海外算力增量,迫使上游硬件厂商将算力优先留在受监管的美国本土巨头手中。

而第四项针对“蒸馏技术”的国家安全游说,更是直接掀开了闭源巨头的防御底牌。在行业实践中,中小AI初创公司与开源社区普遍利用前沿闭源大模型的输出成果进行“模型蒸馏”,花极少的算力成本就能训练出性能逼近顶尖水平的轻量级模型。Anthropic将“蒸馏技术”直接塞进国家安全游说清单,本质上是试图动用联邦行政力量,将行业正常实践定义为“国安威胁”,从法律上焊死闭源大模型的商业护城河。

这正是经济学里经典的“监管俘获”:行业里的头部玩家从来不害怕监管,他们害怕的是没有门槛的自由竞争与低成本的技术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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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博弈中,连美国民间真正自发的草根反AI浪潮也在无意间充当了帮凶。2026年夏天,由于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推高居民电价,全美42个州爆发了上百场社区抗议,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等团体走上街头痛斥科技寡头。

对此,Anthropic内部游说团队中的利亚·格雷厄姆(Leah Graham)与本杰明·默克尔(Benjamin Merkel)专门分管“消费者保护与能源基础设施”议题申报,外围PFA团队则顺势打出“拒绝大科技公司收买国会”的竞选口号,将底层民众对电费和失业的焦虑,悉数转化为支持国会通过严苛算力管制法案的选票。

草根抗议者以为自己在反抗科技巨头,最终却帮着一家闭源模型巨头完成了对上游硬件霸主与开源追赶者的合规围猎。

江湖从来不是表面上的打打杀杀,剥开民粹过江龙喧嚣的外壳,内里全是建制派地头蛇的人情世故与利益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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