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电话是凌晨两点四十进来的。
卫承宇在县里的宿舍睡,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一亮,他先看见时间,再看见一个陌生号码。他接了。
“卫书记。” 对面是个男人的声音,不快不慢,“你老婆现在在城东如家,三零二。” 卫承宇坐起来,把床头灯打开。“你谁。”
“你不认识我。” 那人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电话挂了。
他在床上坐了五分钟。蒲静今晚跟他说的是,医院有个急诊会诊,晚点回。她在县医院当副院长,这种事常有。他打她电话,关机。他起身穿衣服。外套披上,鞋都没系好就下楼。
凌晨四点,县城是空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环卫工在扫街,扫帚刮在地上的声音一下一下。他把车停在如家对面的巷子里,熄了火。
巷子里有个卷帘门,风一吹就响一下。他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掌心全是汗,在裤子上擦了两把。手机在他口袋里震了一下,是条短信,运营商的流量提醒。他看了一眼,把手机反扣在副驾上。
等了二十分钟,宾馆的玻璃门开了。蒲静出来,穿一件米色的长风衣,手里拎着一个纸袋。她头发有点乱,走得不快,走到路边停下。她在路边站了一会儿,把手里的纸袋换了个手,抬手把头发理到耳后。
宾馆二楼的一扇窗还亮着灯,窗帘没拉严。她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没有解锁,又放回去。
他的手已经放在车门把手上。她要是往这边看,他就下车。她没有往这边看。
一辆白色卡罗拉开过来,停在她面前。驾驶座下来一个男人,四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脚上是双旧运动鞋。他绕到车后,把后备箱打开。两个人站在车尾,说了几句话。
男人从后备箱拿出一个纸箱,递给她。她接过去,抱在怀里。男人又说了句什么,她点头。然后她抱着纸箱,往小区方向走。男人站在车边,看着她的背影,一直看到她拐进巷子,才上车走。
卫承宇坐在车里,手放在方向盘上,没有动。那不像一对情人。情人不会抱着纸箱走。他记住了车牌。
第二天上午,他让司机小陈去查。中午小陈回来,站在办公室里,把一张纸放在桌上。“书记,车主叫周慕之。城南修车行的。” 卫承宇的手指停在纸边上。这个名字,他十年没听人提过了。
“他现在干什么。”“修车。” 小陈说,“城南那个路口,一个小门脸,开了三年。”“他的情况,你知道吗。”
小陈看了他一眼。“我查了一下。” 他说,“二〇一四年,他在城建办当主任,因为城西安置房那个项目,判了两年。出来以后,一直在县城。”
卫承宇把纸折起来,放进抽屉。“你先出去。” 门关上以后,他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他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杯底在桌面上磕了一声,水泼出来一小片,顺着桌沿往下滴。他没有擦。窗外的走廊上有人走过,皮鞋的声音从近到远。他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下午,周慕之站在他办公桌前,手里捏着一份材料,说,县长,这个数不对。
二〇一四年。城西安置房。那一年他还在当县长。
下午三点,他一个人开车去了城南。修车行在一个路口拐角,门口挂着块木牌,上面是手写的三个字:慕之修车。地上有油污,墙角堆着旧轮胎。一个男人蹲在一辆旧桑塔纳旁边,正在拧什么。卫承宇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周慕之。” 男人抬起头。他脸上有油,眼睛很亮。他看着卫承宇,看了三四秒,然后站起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卫书记。” 他说,“你来修车?”“我不修车。”“那你来干什么。”
“昨晚。” 卫承宇说,“你送我老婆回家。” 周慕之把扳手放在工具架上。“送了。”
“你跟她什么关系。” 周慕之笑了笑。他笑起来眼角有很多纹。“我跟你的关系。” 他说,“比跟她的关系深。”
修车行里有个小房间,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旧电扇在转。周慕之倒了两杯水,一杯放在卫承宇面前。“你坐。”
卫承宇没坐。他站着,看着这个人。“二〇一四年的事。” 他说,“你想干什么。”
周慕之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上。“你想听哪一段。”“从头讲。”“从头讲,时间长。” 周慕之说,“你要是不耐烦,随时可以走。” 电扇转过来,吹动了桌上的几张纸。
“二〇一四年三月,城西安置房那个项目,材料报上去之前,你把我叫到你办公室。”“你说,慕之,这个数据你再核一遍。我说核过了。你说,再改一改。”
“我问你,改成多少。你说了一个数。”“我说,书记,这个数不对。你当时是县长,我说,县长,这个数不对。”
“你说什么。” 卫承宇说。“你说,先按这个报,出了事我兜。” 周慕之端起水杯,喝了一口。“后来出了事。那年九月,六号楼外墙塌了一面,砸死一个工人,姓刘,四十来岁,家里一个老婆一个儿子。”
“调查组来之前,我媳妇抱着孩子来过一趟。” 周慕之说,“她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没进来。我出去,她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
“她说,你去自首。我说,不是我的事。她说,那是谁的事。”“我说不出来。”
卫承宇的手指压在桌沿上。“后来她走了。” 周慕之说,“判下来第二个月,她把结婚证寄到看守所,一张纸条都没留。”
“调查组来的时候,你找我谈话。”“你说,慕之,这件事你顶一下。两年。两年出来,我给你安排。”
房间里只有电扇转的声音。“我顶了。” 周慕之说,“判了两年。我进去那年,我儿子三岁。”
“我出来那天,是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你不在县里,你在市里开会。”“你的秘书来了一趟,给我一个信封,里面三万块钱。他说,书记让我转告你,先安顿下来。”
“后来呢。”“后来我等了三年。” 周慕之说,“二〇一九年,你当了书记。我去找你。”
“你说,慕之,过去的事别再说了。” 卫承宇的手在裤缝上按了一下。“你今天跟我说这些,想要什么。” 周慕之抬起头。“我什么也不要。” 他说,“我要的东西,你已经派人送来了。”
“蒲静给你送什么。”“钱。” 周慕之说,“三年,每个月十五号,她送一次。有时候是现金,有时候是转账。”
“多少。”“第一个月两千。后来三千。去年开始五千。”
“她还送什么。”“送话。” 周慕之说,“她每次来,都问同一句:那句话,他什么时候说。” 卫承宇站起来。
“哪句话。”“你写在纸上的那句。” 周慕之说,“她说,她想听你亲口说一遍。”“我没有写过什么纸。”
周慕之看着他,没有辩解。“卫书记。” 他说,“你回去问问你老婆。她比我清楚。”
卫承宇回到家,是晚上七点。蒲静在厨房,围裙系着,正在切菜。桌上摆着三个菜,一个汤。他站在厨房门口。“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蒲静手里的刀停了一下,又切下去。“医院。”“哪个医院。”“县医院。”“我给县医院打过电话。” 卫承宇说,“昨天晚上没有会诊。”
她把刀放下,转过身。她今年四十八岁,头发挽在脑后,脸上没有化妆。她看着丈夫,很平静。“你跟踪我。”“有人给我打电话。” 卫承宇说,“凌晨两点四十。”
蒲静拿抹布擦了擦手。“那你就看见了吧。”“我看见你从一个男人车上抱下来一个纸箱。”“那不是纸箱。” 蒲静说,“那是一箱药。他母亲有糖尿病,胰岛素在县医院不好开。”
客厅里安静下来。卫承宇走到餐桌边,坐下。“蒲静,你跟我说清楚。”“我跟你说了三年了。” 她说,“你没听。”
她拉开椅子,坐在他对面。“三年前,周慕之找到我。” 蒲静说,“他在医院门口等我,等了两天。”“他跟我说了一件事。说完,他给我看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
“一张纸。” 蒲静说,“上面是你的字。” 卫承宇的手指在桌面上收紧了。“我看了那张纸,我回家想了一个礼拜。” 蒲静说,“我想明白一件事。”
“你不是忘了他。你是不能认他。”“你认了他,就等于认了当年那个数是你在办公室里让他改的。”
“所以你就去替他。” 卫承宇说。“我没替他。” 蒲静说,“我替的是那个死了的工人,还有他那个没爹的儿子。”
“你每个月给他五千,是替谁。”“我是替他娘买胰岛素,替他儿子交学费。” 蒲静说,“钱是给他们的,不是给他的。他一分没花。” 卫承宇看着她。“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说了,你会怎么办。” 蒲静说,“你会让我别管。你会说,这件事我处理。”“你处理了十年。” 她说,“你处理的方式,就是每个月给他娘打两千块钱,从县里一个协会的账上出。”
卫承宇的脸慢慢白了。“那笔钱,你怎么知道。”“他告诉我的。” 蒲静说,“他连回单都留着。”
“你在哪儿看到的。” 卫承宇说。蒲静起身,进了卧室。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旧信封。她把信封里的东西倒在桌上。是一叠银行回单,十几张,每张上面都盖着红章。
“这是县里那个协会的账。” 她说,“三年,二十一笔。名字不是你的,是别人。可经办人那一栏,是小陈。” 卫承宇把回单拿起来看,看了一张,又看第二张。“你从哪儿弄来的。”
“刘桂芳给我的。” 蒲静说,“她去协会问过。人家说,这钱是有人让打的,让她别问。” 那天晚上,两个人都没有吃饭。十点,蒲静进了书房,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她把文件袋放在餐桌上。
“这是他这十年收的东西。” 她说,“你看完,我们再谈。” 卫承宇看着那个文件袋。“你已经给他了?”“我没给他。” 蒲静说,“我替他收着。”
他伸手把文件袋打开。里面有一叠复印件,一个 U 盘,还有一张单独夹在最上面的纸。他把那张纸抽出来。
那张纸很旧,边上磨毛了,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上面是他的钢笔字,一笔一画,写得很清楚。“慕之:此事你先顶下,两年之后,一切由我负责。” 落款是他的名字,日期是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
卫承宇的手停在那儿。他不记得写过这张纸。他把纸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他又翻回去,看那个日期,看那个签名。
纸边很脆,他捏着的时候,一角折断了,掉在桌上。他伸手去捡,指尖被纸边划了一道,很浅,渗出一点血。那个字确实是他的。他写 “承” 字的时候,下面那一撇总是拖得长一点。
“这是从哪来的。” 他问。“他留的。” 蒲静说,“他说,这是你亲手交给他的。”
“我不记得。”“你不记得。” 蒲静说,“他记了十年。” 卫承宇坐在餐桌前,那张纸放在他手边。客厅里静得能听见墙上那只钟走的声音,一下,一下。
过了很久,他抬起头。“这张纸要是到了纪委,我就完了。”
“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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