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直觉的判决

向148个人非法吸收存款2.8亿元,这个数字摆出来,别说当事人家属,很多刚接触这类案子的同行第一反应都是:十年起步,没什么可辩的。可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第1188号收录的这份判决,一审判了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检察院提起抗诉,二审照样维持原判。数字没变,量刑结论却完全不一样,其中的裁判逻辑,值得逐层拆开讲透。

一、案情:一笔被政策卡住的地产融资

毛某A是某泰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7月,公司以1.6亿元拍下原某山啤酒厂地块的开发权,其中1.3亿元靠银行贷款和社会借款凑齐。没成想随后地产调控收紧,县一级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土地抵押贷款直接停批,原本谈妥的贷款黄了。为了把项目盘活,毛某A、毛某B、汪某某三人以个人名义打借条,公司担保或者三人互保,许以月息2分到5分的高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借钱周转。

资金去向其实很清晰:总共向148名集资参与人吸收存款27856.3万元,大头用于拿地、工程建设和公司日常运营,一部分用来还前期借款本息,还有一小部分闲置资金因为工期拖了、放着还要付利息,就临时拆借给了别人。偏偏项目又遇上地块地下有岩洞,工期拖了近一年,加上限购政策出台后房子卖不动,资金链最终兜不住了。

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某泰房地产有限公司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毛某A、毛某B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汪某某作为直接责任人员,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数额巨大,各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其中毛某A、毛某B缓刑五年,汪某某缓刑四年,同时并处罚金。检察院不服提起抗诉,认为涉案金额大、涉及人数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社会危害性大,不属于“犯罪情节较轻”,不符合缓刑条件。最终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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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争点:数额巨大,是不是就一定不能缓刑

抗诉的逻辑听起来特别顺:缓刑要求“犯罪情节较轻”,这个案子数额巨大、已经到了提档量刑的程度,自然不符合缓刑条件。乍一听无懈可击,但刑事审判参考恰恰在这个点上明确划了线。

核心就在于:刑法里“情节”这两个字,看着是同一个词,放在不同地方,功能完全不一样。

一种是分则罪名里的量刑情节,比如情节一般、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它管的是“在哪一档法定刑里量刑”,比如非吸的数额巨大,就对应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这一档。这种情节主要看客观数额、人数这些硬指标,司法解释写得明明白白,法官自由裁量空间很小。

另一种是缓刑适用条件里的“犯罪情节较轻”,规定在刑法第七十二条,这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行为后果、悔罪态度、再犯风险的综合评价,回答的是“这个人能不能放出去改造”,是全案维度的综合判断。

两者根本不是一个评价体系,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要是机械地认为“定了情节严重就不可能是情节较轻”,那所有法定刑三年以上、最后判三年整的案子,都不能缓刑了?这显然和刑法规定相悖——第七十二条明确写的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这个本数本身就包含在内。

三、再往深说:数额巨大,不等于有其他严重情节

这个案子里还明确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把“数额巨大”和“有其他严重情节”并列,都是提档量刑的条件,但两者的分量和性质不一样。

数额巨大,说白了就是违法金额的量变,侵犯的始终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只要钱能退回来,大部分损害都是可以修复的;而“其他严重情节”,对应的是被害人自杀、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地方稳定这类次生伤害,这些后果一旦造成,哪怕后面全额退赃,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很难彻底消弭。

划开这道线,结论就很清楚了:单纯因为数额巨大提档的案子,只要其他条件满足,依然有适用缓刑的空间;但如果有其他严重情节,哪怕最后只判三年,一般也不宜缓刑。本案没有人员伤亡,公司清算后集资参与人情绪也比较平稳,没出现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刚好符合可以适用缓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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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钱去哪了、退了多少,才是真正的硬指标

法理说得再透,缓刑的底气最终还是要落在实打实的数字上,核心就是两组数。

第一组是资金去向。本案的钱绝大多数都砸进了真实的房地产项目:土地出让金、工程款、公司运营成本,都是实实在在的生产经营支出。至于那部分外借的资金,法院也没有回避,认定是因为工期延误,筹来的钱闲置还要付高息,外借是为了减少利息损失,本质上还是服务于项目运营。简单说,钱没被挥霍、没被转移,都用在了真实存在的项目上,只是赶上政策和工期意外才出了问题。

第二组是清退比例。案发时账面显示有2.37亿本金没还,这是清算前的账面数字。经过破产清算,本金清偿率达到61%,再加上清算前后已经陆续支付的利息,最终实际无法清偿的本金只有1178.936万元。算下来,相对于2.78亿的吸收总额,本金归还比例达到了95.77%;而且因为借条每年续签,未还部分里还滚着不少利息,真正本金受损的,只有后期进场的一小部分集资参与人。

支撑这个裁判思路的还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按当时生效的非法集资司法解释(法释〔2010〕18号),吸收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甚至不作为犯罪处理。道理也很简单:连免罚、出罪都有法律依据,那在三年起点刑上从轻处罚、适用缓刑,当然也在合理裁量范围内。

五、必须说清的时间边界:放到今天还能这么判吗

这个案子距今有不少年了,法律规则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不说清楚这一点,很容易误导人。

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两档法定刑改成了三档,新增了“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2022年修正的非法集资司法解释,也彻底取消了个人和单位犯罪的数额区分,执行统一标准,非法吸收5000万元以上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本案虽然是单位犯罪,但按现行统一标准,2.8亿同样稳稳落在数额特别巨大的区间里。

当然这里必须明确前提:如果行为发生在修正案十一施行之后,2.8亿对应的就是十年以上的法定刑,想缓刑基本没有可能,除非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降到三年以下,但这种情况在实务中极其少见。按照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如果行为发生在2021年3月1日之前,现在才审理的,依然适用修正前的两档法定刑,最高十年有期徒刑,不会直接适用十年以上的第三档。

不过张智勇律师发现修正案十一也带来了对被告人有利的变化: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明确写进刑法的法定情节。换句话说,“钱用在哪、退了多少”这两个关键指标,现在的分量不仅没降,反而从司法裁量的酌定情节,升格成了法定从宽情节。

六、辩护思路:别让总额遮住了实际损失

办非吸案子,控方的量刑叙事往往一上来就砸总额:两个多亿、一百多个人,数字本身就有压迫感。但做辩护不能跟着这个节奏走,不能一上来就对着总额认,只敢在刑期上讨价还价。

我一贯的思路是,把总额这个“大数字”拆碎了看:总额只是衡量违法性的标尺,不是社会危害性的全部。资金有没有进真实经营、最终实际损失到底有多少、清退比例有多高,这些才是反映案件真实危害的核心事实。就像本案,看着2.8亿很吓人,实际损失才一千多万,九成多的本金都收回来了,这两者的社会危害性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而且清退动作一定要赶早,最好在案发初期就主动推进,还要留好完整的痕迹:主动处置资产、配合清算、逐笔核对兑付。本案中三个人拿出全部个人财产五千多万用于退赔,全程配合清算工作,这些最后都转化成了判决书中“悔罪态度好、积极清退”的认定。数字是控方最先抛出来的,但绝对不能是我们最后讨论的终点。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2.8亿当然是个大数,但刑罚评价的从来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数字背后的资金用途、实际损失和行为人的悔罪态度。

这个案子能被选进刑事审判参考,意义也就在这里:它告诉我们,面对看似吓人的犯罪数额,不用先自乱阵脚,把资金去向、清退比例、行为动机一层层剥开,才能还原出案件最真实的全貌,也才能找到最扎实的辩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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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智勇,全国优秀律师,智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首席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分管刑事辩护)。执业29年,2009年带领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剥离民商事业务,完成全员刑事专业化转型。代理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案(国家监委成立后001号案),云南省委原常委、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毅案,贵州省原副省长李再勇案,贵州省原政协副主席周建琨案4件省部级职务案,厅级数十件,各类受贿、行贿案上百件;并辩护代理了重庆不雅视频赵红霞案、四川交警开房丢枪案、云南鲁逸荣L置27个月案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亲办重大疑难职务、诈骗及经济类刑案500余件,多人获无罪释放;带领团队办理刑案近万件。受聘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多所高校法律硕士兼职导师,律所实行全部刑案集体讨论。著有《职务犯罪组合拳辩护的实践与运用》《75项留置核心法律问题全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