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拉・杨
《蓝宝石》着眼社会现实议题,取景于真实外景而非制片厂棚内,还刻意加入了少量地方口音,不过影片对白仍以生硬刻板的标准英音为主。该片定位为商业娱乐作品,同时严肃探讨真实存在的社会矛盾。约翰・希尔曾指出,这一时期电影所呈现的“现实”永远带有程式化特质,是话语建构的产物,而非未经加工的客观复刻;当然,完全无中介的现实复刻本身是否能够实现,学界至今仍存争议。
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英国各大城市群的人口结构持续发生改变。
尽管英国长期系统性地将黑人置于劣等地位,但当时社会对“种族关系”以及白人普遍具备包容心这一判断,始终抱有盲目乐观的心态。1958年,诺丁汉与诺丁山多地发生针对黑人移民的暴力种族袭击事件,彻底打破了这份乐观,媒体将此类暴力事件称作“种族骚乱”。这虽并非有组织种族暴力的首次爆发,却成了反移民游说团体佐证自身观点的有力依据。舆论被引导至一种自相矛盾的论调:黑人反倒成为法治秩序的威胁。地方与全国性媒体开始高频报道各类所谓“种族问题”,包括住房困境、就业矛盾、犯罪乱象等。
种族骚乱爆发次年,种族议题成为全民热议话题。泰德・威利斯创作的剧本《盛夏之夜》先后推出舞台剧、电视短剧版本,后又改编为电影《街头的火焰》,便是这一现象的直观体现。
多部影片都清晰凸显出独有的性层面种族矛盾:1959年的《蓝宝石》围绕一名浅肤色黑人女性的凶杀案与她的情爱纠葛展开调查;1961年的《街头的火焰》则以跨种族婚姻为主线叙事。两部影片均将跨种族通婚与生育繁衍视作核心社会隐患。
这一时期所有黑人角色戏份较重的影片,几乎都传递出一种固有认知:种族矛盾注定无法消弭,《蓝宝石》《街头的火焰》与《蜜的滋味》(1961)皆是如此。不过《蜜的滋味》略有区别:片中唯一黑人角色吉米(保罗・丹夸饰)并未直接触发关于种族与性的正面争论,即便他让女主角乔(丽塔・塔欣厄姆饰)意外怀孕,险些引发一场人生危机。
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的绝大多数英国影片中,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基本无缘重要戏份,但作品中仍会零星提及种族差异与帝国主义议题。例如电影《愤怒回首》(1959)中的吉米・波特:此人满腹愤懑、厌恶女性,却并非带有主观恶意的种族主义者。他与印度摊贩卡普尔交好,这名摊贩专卖廉价衬衫,时常遭到其他摊主排挤刁难。
此外,波特在痛斥出身中上层阶级的妻子时,称她的家族是“优等民族”——讽刺其家族曾在印度享有特权。这句评价源于他一次观影经历:影片刻画英军肆意屠杀逃亡印度民众,令他深感反感。波特酷爱爵士乐,他声称不懂欣赏爵士乐的人算不上“真正完整的人”,这句话浓缩了当时白人社会心中理想化的黑人刻板印象,也是白人暗自艳羡的特质。他认为爵士乐是人与人实现“心灵相通”的媒介,由此将音乐、情欲与黑人身份三者绑定在一起。
电影里闯入白人生活的黑人男性角色,剧情走向往往是被迫离场,当角色与白人女性产生情感纠葛时,这种处理更为常见。《蜜的滋味》(1961)便是一例:黑人年轻水手让白人少女怀孕后,最终重返远洋;《街头的火焰》(1961)里,黑人劳工抱怨英国严寒气候削弱了自身性欲,这一设定暗含一层潜台词:黑人无法适应本土环境、难以在此扎根生存,也消解了他们在情欲层面带给白人的威胁。大量英国影片中的黑人仅短暂出镜,身份模糊、寓意晦涩。比如鲍尔廷兄弟执导的喜剧片《天堂之上》(1963)中,彼得・塞勒斯饰演的反叛牧师带来一名非洲黑人牧师,这个角色究竟承载何种隐喻?影片里,这名非洲牧师最终被任职的英国乡村驱逐。在这类影片中,种族矛盾的无解性从不是可供探讨的议题,而是被视作既定、无法改变的事实。
在本章所考察的年代中,全国及地方媒体频繁渲染一种论调:黑人移民的到来,会冲击英国固有的两性道德规范。英国白人社会对本土出现黑人群体心生抵触,由此滋生诸多矛盾,而持续紧盯黑人男性的私生活,正是这种矛盾在政治话语里的典型体现。这种持续关注背后,藏着白人对本种族血统纯粹性、种族优越性的深层恐惧;而“跨种族通婚”“种族混血”这类词汇,又让人联想到早年带有科学外衣的种族主义论述。所有同时关联情欲与种族差异的词汇都自带争议:种族通婚、混血儿、半混血、多种族、跨种族等术语,无不烙印着种族主义话语的污名,暗含一套预设:不同种族是由生理基因划分、彼此隔绝的独立族群。
值得注意的是,优生学论调在20世纪50年代仍有市场。当时有观点宣称,黑人移民浪潮“违背人类演化的整体发展规律”,其依据是人类存在多样生理性状差异;这套说辞的核心逻辑是:黑人移民拥有“可量化、且大多可遗传的生理特征,整体低于英国本土人群平均水平”。
20世纪前二十年,白人社会焦虑的一大焦点集中于停靠在英国各大港口的黑人海员,以及他们与白人女性之间的情爱往来。这份焦虑的深层内核,是对种族衰败、人种退化的恐惧阴影。
1929年1月,《每日先驱报》借用优生学的话语体系报道称,由于“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通婚结合”,加的夫诞生了“数百名带有暴力劣根性的混血儿童”;报道还声称,许多由品行低劣、道德堕落的有色人种经营的港区咖啡馆,沦为各类不道德勾当的幽会场所。彼时社会普遍认定,跨种族的两性关系终将造成社会、道德与生理层面的全面衰败。1927年,公众对跨种族情爱关系的恐惧情绪跌至顶点。加的夫警察局局长詹姆斯・威尔逊提议出台法案,效仿南非刚刚生效的《不道德法案》,明令禁止跨种族性行为。威尔逊声称,无论是在殖民属地还是英国本土,英国白人男性因惧怕遭到社会排挤,都能够克制住来自黑人女性的情欲诱惑(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大量史实证据都指向截然相反的事实)。
威尔逊如此表述:“令人费解的是,不列颠群岛某一阶层的女性却并未受这种克制心理约束……终有一日,公众会猛然意识到,我们的种族已经混入了异族血统,混血浸染的程度终将迫使社会采取强制措施。”
此番言论以准优生学的说辞,为警方扩充权限、监管黑人与工人阶层两性私生活的举措赋予合理性。这套话语将黑人男性与白人工人阶级女性病态化,却刻意让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置身事外,无需为所谓的“种族退化”承担任何责任。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固化的种族化偏见并非只针对黑人:华人、马耳他人,有时犹太人也遭受着同类偏见对待。区别在于,当时的舆论格外聚焦于黑人男女的身体与性特征,同时不同族群遭受压迫的历史背景也各不相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英国的美国黑人士兵再度引发一场围绕种族通婚的道德恐慌。英国各地警方总部受命从三个维度管控黑人士兵的言行与社交往来,其中两项都和两性交往相关:“白人与美国黑人士兵之间的冲突纠纷;美军士兵(无论黑白)与英国少女亲密交往引发的治安扰乱事件;最后则是美国黑人士兵与英国女性之间的特定交往问题。”
美军部队按理应由己方人员实施内部管束,但在黑人驻军集中的区域,当地警方需向内政情报部门、英国外交部北美司以及新闻部上报这些黑人官兵的各类两性交往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急需大量合格劳动力用于战后重建,于是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加勒比地区、非洲以及南亚民众前往英国务工。这些在外貌特征上与本土民众差异显著的外来移民聚居定居后,大众报刊随即刊发多篇研究报道,探讨这场外来人口迁入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难题”。彼时,英国社会集体潜意识中,早已根植着对大批非洲裔黑人定居本土的无知与恐惧。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社会弥漫着道德恐慌情绪,舆论普遍声称社会两性道德标准不断滑坡,青年群体尤为突出。当时诸多社会担忧背后暗藏优生学思想:人们既忌惮工人阶层生育率过高会带来社会隐患,又焦虑年轻女性获得了更多独立选择权、自主意识不断觉醒,加之各殖民地自治诉求日益高涨,同时舆论宣扬跨种族性行为会威胁本土族群的种族健康。多重因素交织之下,围绕两性伦理的道德恐慌,恰逢黑人移民大批涌入,二者交织几乎成为必然。
这一系列围绕性别、种族差异、性取向与社会阶层产生的焦虑情绪,最终汇聚在一种流传已久的刻板认知上:黑人男性对底层白人女性存在特殊吸引力。人们担忧大量黑人涌入会彻底扭曲英国社会发展轨迹,这种恐慌,本质上和对黑人男性性特征的偏见深度绑定。克利福德・希尔在针对种族偏见的社会学调研中写道:“异族通婚无疑是白人与有色人种交往议题中最具争议性的内容。”
据1958年9月3日《泰晤士报》报道,黑人被贴上各类失范行为的标签,其中涉性相关指控最多。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白人对黑人普遍充满认知偏见。当时英国本土民众常会向定居于此的黑人移民提出诸多荒谬问题:你以前是不是住在泥屋里?是不是生活在丛林里?你们会吃猫粮吗?有没有食人习俗?我身边至少两位同龄人的母亲,在生下孩子后,都被旁人追问新生儿的尾巴在哪里。
20世纪50年代,各类已然固化的“种族式思维”,又在社会与经济因素的作用下进一步加剧。这些因素将黑人群体与白人群体禁锢在几乎相互隔绝的生存圈层之中,各自拥有专属的社交网络与活动空间。跨越种族界限,不仅仅是象征性地打破基于肤色形成的社会分隔,往往还意味着实际逾越了黑人聚居区的地理边界,而这样的行为常常会招致暴力冲突的后果。
在种族主义情绪的各类表现中,白人女性与工人阶级青年往往被视作极易滋生偏见的群体。这类影片预设所有人都应当遵守社会规训、恪守社会性别与种族禁忌,可事实上,人们未必会顺从这些禁令,也从来没有人能做到全员遵守。影片的叙事套路大多遵循同一逻辑:一旦有人打破禁忌、逾越种族伦理底线,当事者就会受到惩罚,或是面临惩罚的威胁。例如,《蓝宝石》中,身份种族背景模糊的萨菲尔在与白人未婚夫发生亲密关系后惨遭杀害;《蜜的滋味》里,吉米在与乔发生性关系后便莫名消失、再也没有出现;《街头的火焰》中的加比・戈麦斯被严重烧伤,而同部影片里的彼得・林肯仅在初次拜见白人未婚妻的父亲杰科时蒙受羞辱,并未受到其他实质性惩罚。
民众对黑人移民涌入、英国青年道德滑坡的恐慌,最终落脚于两性议题,也让生物决定论这类解读人类行为的观点广为流传。行为失范的白人青年被贴上“未开化”“野蛮人”的标签,这类词汇裹挟着原始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偏见色彩。他们穿着离经叛道的服饰,聆听受美国黑人艺人影响、被斥为堕落的流行音乐;被描述为会残暴袭击无辜受害者、沉溺于暴力狂欢,还致使社会两性道德持续崩坏。当时人们借用诸多殖民主义隐喻,将白人工人阶级青年的行为病态化,把他们的所作所为等同于“原始他者”——黑人群体,同时将其视作美国化入侵的隐患。各类流行音乐与舞蹈形式,也被认定是加剧社会道德堕落的推手。
在《蓝宝石》与《街头的火焰》两部影片中,泰迪男孩风格的工人阶级青年男性总是被塑造为对黑人充满暴力攻击性的群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还不断渲染所谓黑人男性在性能力上的先天优势。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青年本身并没有被刻画为纵欲放荡的形象,这或许暗示:被压抑的性欲最终转化、升华为了暴力行径。
《蓝宝石》与《街头的火焰》的创作年代正值20世纪50年代,历经二战磨砺、隐忍坚韧的英国家庭,彼时仿佛正遭受着冲击。家庭这一意象,恰可类比日渐褪去“大帝国”光环的英国所处的困境:曾经作为殖民地子民守护者的国家身份不断消解,各殖民地纷纷挣脱宗主国如同家长式的高压统治,奋力谋求独立。
如同人的躯体一般,家庭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有边界的体系”。就躯体而言:“这一体系以皮肤为边界,皮肤虽具备渗透性,却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无法逾越的屏障。”同理,国家同样致力于构建并维系一套“有边界的体系”。对于英国这样的岛国而言,这种边界意识尤为强烈,国家被视作一个虽存在渗透可能、却始终需要被守护的结构。在这套认知框架里,族群身份认同的形成关键在于如下过程:人的躯体逐渐化身成政治机体的象征,代表整个社会,承载着权力的构想。尽管政治机体这层有边界的“外壳”实际上具备可渗透性,但其构建始终依托带有排他性的边界规则:划定接纳与排斥、身份归属与族群隔阂、潜在的共同体成员与必然被隔绝的外来者。
无论白人还是黑人知识分子与作家,都将跨种族两性关系视作一大社会难题。身处跨种族恋情中的黑人,往往被认为是在参与一场种族层面的自我毁灭。法农认为,混血女性在这一议题中处境尤为特殊。在论述有色女性(分为黑人女性与混血女性)对欧洲白人男性的心态时,法农写道:黑人女性只有一种出路与执念:让自己跻身白人之列。混血女性不仅渴望变白,更害怕再度跌落回黑人身份。倘若一位混血女性选择黑人作为丈夫,这实在是最违背其内心诉求的选择。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根本事实:她们的抉择本质上是为了保全自己所属的族群。
对《蓝宝石》的女主角而言,为了以白人身份生活,她几乎必须彻底抛弃自己作为黑人的过往、旧日亲友与全部回忆;活在当下的每一天,她都深陷身份随时被戳穿的焦虑;而未来带给伪装者的恐惧最为强烈。女性作为族群繁衍的载体,“混白”者最大的隐忧就是诞下深色皮肤的孩子,让自己的种族秘密公之于众。因此,选择身份伪装的人永远无法获得安稳:无论过去、当下还是未来,她永远没有一处可以安心栖身的位置。
女性身份“混白”者是种族阈限状态的具象化身,游走在黑白、黑种人与白种人、自我与他者这些既定种族分类的夹缝之间。人们原本坚信可以依靠外在体貌特征划分种族,而身份“混白”现象彻底击碎了这份认知,证明仅凭肉眼视觉判断种族并不可靠。
“身份混白”这一行为虽然瓦解了种族分类的绝对化认知,但其本质仍旧建立在这套种族分类体系内带有偏见的本质主义之上。同时拥有黑人与白人血统的人,大多会被划定为黑人。倘若当事人具备黑人典型表型特征对应的肤色与五官样貌,这种划分尚且存在一定依据。可如果某人虽有黑人祖先,外在特征却偏向“白人特质”,为何人们依旧会将其视作“伪装成白人的黑人”?
在北美,“一滴黑人血统便会彻底抹去白人身份”这一观念,通过一系列严苛的立法手段被制度化,出台这些法案的初衷便是禁止异族通婚。尽管1959年的英国并未出台此类法律,但影片《蓝宝石》显然默认遵循了这一判定原则。
玛丽・安・多恩在其探讨“黑暗大陆”叙事母题的章节中提出,1915年北美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启用白人演员饰演黑人角色,“将黑人、白人这类种族身份的外在可视特征转化为带有鲜明表演属性的符号,直面身份可见性及其背后的种族政治议题”。彼时黑人演员无法饰演重要角色、不能和白人女性同台出镜,这一现实困境催生了该选角模式,可这种选角方式也意味着,种族差异最核心的外在标识被随意消解。
多恩认为,道格拉斯・瑟克1959年的情节剧《春风秋雨》构建了这样一种肤色隐喻:黑人肤色如同一层可以褪去的外衣,由此来看,“身份混白”或许可以被视作一种非本质主义的种族解读视角。但该理论观点成立的前提,必须刻意忽略种族主义真实的运作方式与现实危害:混血女性之所以能够依靠伪装白人身份实现阶层跨越,本质是妄图享有白人女性与生俱来的各类特权。经济、教育、社交领域的种种优待真实存在,依托于固化的种族特权体系。
选用白人演员出演这类角色,实则从两个层面印证了种族优越论:显性层面,关键角色不会交由黑人饰演;隐性层面,创作预设白人身份才是诠释复杂人性主体的基底。
影片《蓝宝石》围绕女主角的谋杀案展开侦破叙事。尽管萨菲尔外表看上去是白人,剧情最终揭露,她的母亲是一名黑人歌手,父亲则是一位白人医生。案件初期,萨菲尔的未婚夫戴维(保罗・马西饰)被列为嫌疑人,警方调查发现萨菲尔怀有身孕,而这件事会毁掉戴维前往意大利攻读建筑学的计划。萨菲尔肤色特征明显为黑人的哥哥罗宾斯医生(厄尔・卡梅伦饰)向哈泽德警司(奈杰尔・帕特里克饰)与利罗伊德探长(迈克尔・克雷格饰)供述,萨菲尔一直过着双重身份的生活。警方多方走访排查相关人员,最终戴维的姐姐米尔德里德(伊冯・米切尔饰)坦白,自己因憎恨萨菲尔而杀害了她。
直到萨菲尔的哥哥登场,她的种族伪装身份才被彻底揭开,他也是整部影片中第一个出场的黑人角色,外貌特征一眼就能被识别为黑人。当哈泽德警司从抽屉里翻出衬裙(象征萨菲尔双重人生的符号)时,影片响起了一段配乐;而在哥哥揭露萨菲尔混血身份的片段,配乐使用了相同的旋律,用音乐暗示她双重身份的真相。极具隐喻性的是,就在哥哥道出她混血身份的同一时间,尸检结果证实萨菲尔已经怀孕。受当时种族本质主义偏见的影响,萨菲尔的种种选择被定义为越轨行为,直接被贴上私生活放荡的标签。利罗伊德探长感慨,如今已经无法确定孩子的生父是谁:一方面,她的黑人身份被解读为本性滥交;另一方面,她更是一个刻意隐瞒种族出身的伪装者。由此,影片对萨菲尔身份的种族本质化塑造成为叙事核心,对她私生活的调查,也成了剖析其种族身份模糊性的关键一环。
伪装成白人,并不单单意味着角色想要摆脱黑人身份,更多是渴望获取白人社会所赋予的各类特权。白人常常刻意消解自身的种族特殊性:将白人身份常态化、普世化,让种族属性变得隐蔽不可见,刻意回避对自身种族身份的反思。而当个体通过种族伪装披上白人身份外衣时,恰恰打破了白人身份被默认合理化、常态化的社会规则。
导演巴兹尔・迪尔登表示,拍摄《蓝宝石》秉持的自由主义创作初衷,是“揭露种族偏见何其愚昧、毫无逻辑可言”。颇具深意的是,无论是《蓝宝石》还是《街头的火焰》,影片里最明目张胆宣扬种族主义的角色,均是性欲压抑的白人女性与白人工人阶级青年男性。 《蓝宝石》中的利罗伊德探长起初也抱有种族偏见,但理性最终占据上风,他幡然醒悟、修正了自己的错误观念;影片再一次将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塑造为具备理性思辨能力的核心主体。本片以谋杀案侦破作为叙事框架,恰好可以充分展现男性出色的逻辑推理与刑侦推演能力,同时也为办案人员合理窥探伦敦黑人社群的生活、窥视他者的私生活提供了正当借口。
萨菲尔流连于郁金香俱乐部,纵情享乐;米尔德里德则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和父母、弟弟戴维居住在伦敦一栋整洁朴素的联排住宅里,日子平淡克制。双胞胎的卧室、门厅与厨房全部以淡蓝色为主色调,就连米尔德里德穿的开衫也是柔和清冷的冰蓝色。居家场景以及她打工的杂货铺,处处烘托出米尔德里德冷漠、情感压抑的人物特质。倘若影片直观展现萨菲尔鲜活奔放、热情外向的性格,势必会和米尔德里德压抑紧绷、性冷淡式的人物形象形成过于强烈的反差。
谈及混血族群,利罗伊德多次声称自己“老远就能一眼认出混血者”,萨菲尔之前的房东也附和这一观点:“抛开有色人种的身份不谈,这姑娘人还算不错……果然这种人总能被看出来……总想刻意讨好别人、笑得没有分寸、留声机开得特别吵……其实我倒不反感,只要外表看不出来他们的种族就行。”房东这番话或许也暗含她与萨菲尔之间的经济依附关系,她感慨道:“伪装成白人?就好比你拿到一枚镀金的假金币,真的能心甘情愿收下吗?”这段台词巧妙地将经济真伪类比为种族身份的本真性问题。
萨菲尔最后的交往对象戴维呢?在最亲密的恋人关系里,萨菲尔的种族本质难道不会暴露吗?戴维的母亲质问他:“你怎么会和一个有色人种女孩纠缠在一起?”戴维起初回答“我之前并不知情”,言下之意,倘若早知道对方的血统,自己或许根本不会选择这段恋情。可后来他又坦言自己其实早已知晓,只是并非像利罗伊德探长那样,自诩可以仅凭直觉辨识种族。 利罗伊德与房东都声称拥有一种无需单纯依靠外貌佐证的辨识能力;一旦肉眼表象失效,人们便会通过各种方式锁定一个人的血统出身,对种族身份进行定性才是他们最在意的事。
郁金香俱乐部里这些外表看似白人的女性,全都与特征鲜明的黑人男性结伴跳舞,全程处在利罗伊德充满猎奇意味的凝视之下。警方的执法身份,让镜头窥视女性裙底的窥探式凝视变得合理化:一方面用以监视黑人男性的性行为,另一方面审视这些身份模糊的女性躯体——她们或许是黑人,也可能是白人工薪阶层。她们模糊的种族归属、无法被定性的种族本质,让警官对她们的性可及性充满疑虑,眼前的景象深深攫住了利罗伊德。摄影机通过机位、取景与对焦设计,放大了探长这份带着掌控欲的猎奇凝视,引导观众代入他的视角,一同陷入这份困惑与失神。
如果说萨菲尔的外貌打破了种族本质主义与视觉证据绝对可靠的固有认知,那么郁金香俱乐部里这些种族身份模糊的“白皮混血女性”则极具研究价值:影片将她们的情欲特质与种族身份的不确定性推到叙事前台。这类外放、充满行动力的女性情欲,被默认为潜藏在所有女性的天性之中,而影片将其归因于她们身上潜在的黑人血统。这一叙事逻辑,侧面印证了白人女性气质需要依托黑人女性情欲作为对立参照,才能完成自我身份的定义。这同样可以视作另一种延伸形式的“身份伪装”,属于情欲层面的伪装:平日里恪守礼教、温顺可控的白人女性,一旦听见邦戈鼓的节奏,便能挣脱白人中产阶级父权体系压抑的枷锁。此时,身份伪装既是种族焦虑的投射,也隐喻着女性情欲的表里不一、身份暧昧,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米尔德里德的情欲特质,既与萨菲尔形成鲜明反差,也迥异于郁金香俱乐部里那些“白皮混血女性”。米尔德里德代表着“血统纯正”的白人女性,与之相对的则是背负“种族污点”的他者形象。影片刻意塑造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女性气质类型:米尔德里德情感压抑、性冷淡的特质,其母亲无欲化的传统母亲身份,带有中性硬朗气质的女警,以及售卖异域内衣、嗓音沙哑的女店主,共同构成了白人女性群像;这些形象被隐晦地拿来与处于性别、种族边界地带的异性恋他者做对比,后者的情欲身份被刻画成原始、奔放且毫无节制的模样。
对萨菲尔而言,选择披上白人身份,恰好印证了理查德・戴尔针对乔治・罗梅罗执导的《活死人》系列电影提出的观点:“倘若黑人身上承载着比白人更多的‘生命力’,那么反过来,白人便与生俱来裹挟着更多‘死亡属性’……《活死人之夜》(1969)里所有的死者都是白人。影片多处镜头暗示,活着的白人看上去形同死人,甚至会被误认成亡灵……活下来的白人与死去的白人之间,界限已然模糊难辨。”
米尔德里德的人生沉闷压抑、毫无温情可言。当萨菲尔以黑人身份生活时,日子热烈鲜活;可当她伪装成白人之后,生命却迅速走向终结。
无论去往何处,萨菲尔都象征着秩序崩塌的隐患,最终彻底激怒戴维的姐姐,令她在情绪失控之下痛下杀手。萨菲尔怀上戴维的孩子,早已打破这个原本团结勤勉、体面规矩的白人家庭表面的平静。米尔德里德杀害萨菲尔,同时也扼杀了她腹中尚未降生的胎儿,斩断了未来一切混血后代诞生的可能。
怀孕本昭示着萨菲尔作为黑人女性的生育潜能,死亡却最终彻底剥夺了这份可能性。米尔德里德压抑的情欲、暗含的性冷淡特质,与郁金香俱乐部里舞姿奔放的女性构成鲜明对比。米尔德里德苦苦等候丈夫归来,丈夫却一去不返。而她精神上如同丈夫替身的弟弟戴维,与这位混血女性相恋,已然背叛了家族的白人血脉,摧毁了她心中重构的家庭秩序。因此,唯有彻底抹杀萨菲尔,米尔德里德的家庭秩序才有望被重新建立。就像内拉・拉森笔下的女主角克莱尔一样,萨菲尔“最终也因伪装成白人而走向死亡”。
《街头的火焰》(1961)改编自泰德・威利斯的舞台剧《盛夏之夜》。这部影片诞生于英国种族关系动荡的年代,彼时诺丁山等多个城市地区接连爆发种族骚乱。片名借用“火焰”这一意象,既隐喻酷暑燥热,也象征汹涌奔涌的激烈情绪。影片围绕金发白人少女凯西(西尔维娅・西姆斯饰)的婚恋故事展开,她是工会活动家杰科(约翰・米尔斯饰)与其备受冷落的妻子内尔(布伦达・德・班齐饰)的女儿。凯西决意嫁给来自加勒比地区的黑人教师彼得(约翰尼・塞卡饰)。杰科始终倡导跨越种族界限的工人团结,全身心投入工会工作的他,却忽略了内心孤独、终日焦虑的妻子内尔。尽管一想到女儿要嫁给黑人就痛苦万分,内尔最终还是被说服,同意与这对年轻人见面,商讨两人未来的婚事。
和叙事结局高度闭环的《蓝宝石》不同,《街头的火焰》采用开放式结尾:房间里,凯西的父母站在一侧,彼得与凯西站在另一侧,两人之间的留白空间,直观象征着双方在观念上无法消弭的隔阂。
时常有白人家长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愿意让女儿嫁给黑人吗?”法农对此回应道:“抛开一切成见,黑人女婿和白人女婿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法农援引奥克塔夫・曼诺尼的观点:人们之所以会提出跨种族婚姻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在用种族偏见充当心理防御机制,以此规避父女之间乱伦情愫所引发的愧疚感。针对曼诺尼的这一解释,法农提出了不同看法:“我们为何不能这样理解:父亲之所以激烈反抗,是因为在他眼中,黑人将会把女儿带入一个父亲无从掌控、没有任何话语权、无法涉足的情欲世界?”。
倘若不存在围绕黑人男性情欲构建的种种荒诞刻板印象,法农的这套解释其实同样适用于所有婚恋对象。在此,法农精准戳破了白人男性内心深处的焦虑:他们极度忌惮黑人男性的性能力,而性能力正是白人对黑人男性恐惧的核心症结。法农还提出,白人女性的情欲压抑,是社会滋生黑人恐惧心理的主要诱因。 这一观点本身存在明显漏洞:它变相将白人女性贴上天生容易患上性神经症的标签,把种族主义简单归结为情欲压抑催生的产物。而对跨种族亲密关系的恐惧、白人女性的情欲压抑与精神焦虑,这两大核心议题,在《街头的火焰》中均有着充分的体现。
影片里,暴力的种族冲突由白人青年发起,但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最能折射种族恐惧心理的角色当属内尔。她绘声绘色地向女儿描绘种种恐怖的情欲臆想,这一情节在克利福德・希尔日后颇具争议的社会学著作《英国的肤色偏见有多深》中可以找到现实映照。希尔在书中提到,跨种族亲密关系议题“在英国所有种族矛盾里最容易引发激烈争论、煽动极端情绪”,他还写道:“对大多数白人而言,仅仅是想象与有色人种发生身体亲密接触,就会心生厌恶。”。内尔预想中女儿将要遭遇的种种不幸,正是这类社会偏见情绪的生动写照。
《街头的火焰》折射出当时英国白人的几大核心忧虑,这些希冀与恐惧不只围绕两性关系展开,同样牵涉经济、就业与住房等社会议题。尽管本片显然意在传递反种族主义立场,但和《蓝宝石》一样,影片始终沿用一系列看待种族差异的固有观念与叙事方式,使得片中的黑人形象被塑造成弱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从属于白人。
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诉求并未消解白人至上主义思想,这一偏见态度成因复杂:它与本土城市工人阶级与边缘经济体输出的“廉价劳动力”之间的竞争经历深度交织……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边缘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不断被吸纳进本土市场,英国经济对移民劳工的依赖,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就业竞争矛盾。
左翼阵营在应对黑人移民问题时存在认知盲区:他们没能意识到,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之间本存在共同利益;但和英国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两类工人都很容易接受那些旨在限制黑人定居人口数量的种族主义论调。
《街头的火焰》故事开篇发生在11月5日清晨的学校校门口——这是一个带有末日隐喻色彩的日期,电影《最后的莱奥》(1969)同样选用了这一日期设置关键情节;影片的高潮落幕则就在当天夜晚盖伊・福克斯篝火庆典之上,充斥着极具冲击力的爆炸场面。 走进校园时和凯西同行的孩子全都是白人,这或许暗含隐喻:她将永远无法孕育出血统纯粹的白人后代;而凯西实际授课班级里的学生则黑白人种皆有。
凯西在一名黑人女孩身边停下脚步,友善地伸手搭在女孩肩头,鼓励她认真学习。在此之前影片没有任何人物对白,全程只有背景音乐铺垫叙事。随后镜头切换到彼得任教的男子班级,孩子们同样在埋头用功,镜头聚焦于彼得处理一名上课偷吃苹果的学生时的态度:他没有训斥责罚孩子,而是带着笑意温和提醒,化身一位睿智理性、充满象征意义的父辈形象。影片刻意引导观众看见两位教师的职业素养,尤其希望观众对彼得心生共情。
一家名为“维瑟&克兰家具・装点英国家庭”的工厂门外,两个白人小男孩沿街乞讨几分零钱来制作盖伊・福克斯模拟人像。这尊模拟人像采用了黑人游艺丑角的怪异造型,人偶的脑袋颓然垂落在胸口,如同私刑中被绞死的黑人,提前预示着片中黑人男性将要遭遇的种种困境。
该片段也印证了当时部分民众的偏见:黑人移民来英国,就是为了抢占本属于白人的工作岗位、肆意贪恋白人女性,他们根本无心踏实工作。和专业克制的彼得截然不同,这些工人看起来对工作漫不经心。正如本书第三章提及的《自由之歌》(1936)里保罗・罗伯逊饰演的约翰・津加,彼得被塑造成异类的优秀黑人,用来反衬身边懈怠散漫的同族工友。已婚且妻子即将临盆的加比・戈麦斯(厄尔・卡梅伦饰)当众斥责懈怠的黑人工友,这一幕同样致敬了《自由之歌》中津加训斥偷懒黑人码头工人的经典桥段。
倘若彼得可以被粗略归为现代版“高贵野蛮人”形象,那么戈麦斯则是典型的“汤姆叔叔”式人物:他极度渴望获得白人社会的认可,为此迎娶白人妻子、拼命争取职场晋升、甚至不惜拿自己的种族身份自嘲讨好。可在工厂的白人年轻工人眼中,无论黑人如何顺从讨好,终究只会被贴上带有歧视色彩的蔑称。这些年轻人将漂亮女性粗暴称作“裙装”“细布姑娘”“珍妮”,消解女性的独立人格。其中领头的金发青年调侃道:“大家都说,黑人们最擅长讨好这些白人姑娘,所以他们才总盯着白人女性不放”,话音刚落便引来一众白人工友哄堂大笑。
黑人被单一化贴上歧视标签,女性也被物化为代号,双方都失去了独立的个体属性。这种同质化的命名方式,本质是想要掌控那些引发白人焦虑、无法被规训的群体。命名权和凝视权同等重要,凭借性别与种族优势,白人男性得以用这两种方式支配他们眼中的底层群体。这些工薪阶层青年看似手握话语权,实则并无真正的社会权力,这种虚假的掌控感,不过是被压迫者用来自我麻痹的精神慰藉。
戈麦斯夫妇居住的这栋房子,只是朱比利在这片区域名下众多破旧房产中的一处,屋内处处充斥着性行为留下的痕迹。楼梯间、门厅、楼道平台上总能看见好几个孩子追逐嬉闹,戈麦斯的妻子朱迪此时已怀有身孕,即将临盆。朱迪对加比抱怨:“我感觉肚子里像揣了一头大象。”这句话仿佛在暗示,她就如同被来自“丛林”的力量孕育了一般。说完这话没多久,她便指责戈麦斯连面包都不会用刀切、直接上手撕扯,举止活像一头野兽。
后续镜头里,一户黑人家庭挤在狭小的单间屋内,一名男子正用低音贝斯弹奏卡利普索民谣。影片临近结尾时,镜头拍到一张床上躺着一对黑人男女,二人还邀请凯西上床同坐。这段小插曲对主线剧情并无推动作用,属于冗余镜头,只是再次强化两个核心意象:居住环境极度拥挤,越轨的放纵性行为在此处泛滥滋生。主动发出邀约的是那名黑人女性,影片借此将她塑造为反常情欲的源头。这一小段情节出现之前,有一处极具深意的叙事桥段:彼时凯西正极力劝说母亲,嫁给黑人男子并不会像母亲预想的那样酿成一场灾难。
在凯西与母亲内尔的对手戏中,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跨种族性关系议题被彻底摆上台面。内尔将全部情感寄托在独生女身上,她告诫凯西:“黑人和白人本就不该结合……到最后你哪边都不属于。”“哪边都不属于”这句话常被用来形容混血族群的悲惨处境,显然此处暗含经典的“悲剧混血女性”刻板印象:这类女性因逾越了种族与情欲的边界,注定一辈子活在身份迷茫与恐惧之中。值得留意的是,这一宿命论如今被套用在了白人女性身上,潜台词是:一旦嫁给黑人,凯西就不再是纯粹的白人,会因这段结合被贴上“肮脏”的标签。
凯西并不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他者”,因为她的外貌依旧是白人模样,实际上她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种族伪装”。她终将被原生社会放逐,被迫和生活方式迥异于英国本土的人群相伴度日。内尔反复强调:“他们和我们不一样,凯西,我说的不只是肤色……方方面面都不同,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所有一切都天差地别。”当内尔一想到女儿将来会生下黑人孩子时,内心的恐惧与痛苦达到顶峰。这句崩溃的哭诉,源于她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女儿与黑人未婚夫同床的恐怖幻想画面。
内尔的情绪爆发,也折射出她自身婚姻的缺憾:丈夫杰科全身心投入工会谈判的公共事务,全然忽略了她在情感与生理上的需求。她告诉丈夫,自己毕生所求不过是一间带独立浴室的房子,再加上来自丈夫的情感慰藉。结合她对跨种族性行为的厌恶、以及黑人与肮脏画上等号的固有偏见,带浴室的房子恰好成为她内心渴望的象征。影片暗含这样的观点:这位怀揣中产阶级生活向往的白人女性,因为长期在婚姻中得不到情欲满足,才滋生出种族偏见这类非理性的想法与偏执行为。正如《蓝宝石》中的米尔德里德,同样是渴望向上流动、情欲压抑的白人女性,满心愤懑与偏执之下,最终选择杀害萨菲尔。
相较于经济剥削等社会议题,情欲相关的叙事在影片中占据了大量篇幅。片中处处提及两性关系,从开篇的校园场景,到戈麦斯一家拥挤的住所,再到朱迪身怀六甲的情节,随处可见大量孩童的镜头,不断强化着生育、情欲与种族的绑定叙事。
缺少时代背景铺垫、未对各类政治抗争展开深入阐释,是该时期诸多影片的共性特征。这一叙事手法巧妙地让白人观众得以剥离自身与种族主义的关联,从而逃避白人族群背负的种族愧疚与历史责任。
影片始终维系着一种理想化叙事:白人中产阶级男性被塑造为开明包容的群体形象,极少被刻画成抱有种族偏见之人。究其原因,影片将种族主义等同于非理性思维,在白人族群内部,女性与工人阶级往往被塑造为偏执情绪化、缺乏理性、思维原始落后的偏见滋生者。在这套叙事逻辑下,黑人女性甚至被暗示需要为自己遭受的暴力伤害承担责任,正是她们的存在诱发了暴力。
《街头的火焰》至少尝试探讨了个人责任与(工人阶级)集体责任,以及反种族主义抗争议题。但影片始终没能跳出自我设定的叙事桎梏——将偏见简单定义为个体愚昧无知的越轨行为,因此无法对两大议题做出深刻剖析。影片原本即将触及宏观层面“分而治之”的政治本质,却刻意回避这一深刻认知,转而将种族矛盾落脚于个体利己主义的微观政治,以此化解叙事内在的矛盾张力。
无论是《蓝宝石》还是《街头的火焰》,影片口头传递的自由主义立场,始终和镜头视觉叙事存在内在冲突。举例而言,尽管《街头的火焰》创作初衷是以客观包容的视角审视跨种族亲密关系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争议,但镜头呈现的画面却不断消解这份创作初衷。母亲内尔劝阻女儿凯西放弃这段恋情时说道:“你根本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活得像野兽一样。你亲眼见过吗?一间屋子挤下六个人、八个人甚至十个人。你难道想以后就困在一间小房子里,围着一大堆黑人孩子过日子吗?”这番偏见说辞,恰好呼应了影片前半段展现的黑人居住环境。影片借此暗示,种族矛盾的根源在于黑人旺盛的性欲、超高的生育率,再加上黑人内部的经济剥削。即便彼得这样品行端正的黑人中产阶级、戈麦斯这样安分守己的黑人工人阶级,也只能深陷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
杰科劝说内尔妥协、同意接见彼得时,向妻子强调如果不肯让步,将会永远失去女儿。他诉诸妻子的个人情感与切身利益,而非公允的道德准则。影片不断强调,凯西是内尔唯一的精神寄托。杰科借此既推卸了自身的家庭与情感责任,也刻意回避了道德与意识形态层面的是非探讨。影片最终没有直面“种族关系”背后的政治内核,自然也就无法对这一议题展开深刻的反思与拷问。
从历史史料中直接解读其内在意义总会存在诸多难点。斯图亚特・霍尔在分析战后黑人移民定居相关摄影影像所衍生的各类议题时指出:
“想要还原这些影像最初承载的内涵即便尚有一丝可能,如今也已然困难重重。无论如何,试图探寻影像本质的真实意义——追寻某个原生、本源的意义诞生瞬间,终究只是一种幻想……从来不存在这样一种既未曾受到影像生产与解读过程中的各类符码、社会关系的浸染,又能够超脱于历史时间之外而永恒存续的先在、本真的意义时刻。”
在叙事中,白人女性往往被塑造为黑人所引发的秩序崩塌事件里的关键推手;而“女性”这一群体的情欲,总会被以各种形式刻画成失控或错位的存在。例如在《蜜的滋味》中,影片暗示女主角乔真正渴望的不过是一位用心尽责的母亲给予足够的关爱,可这份温情的缺失,迫使她从一名途经此地的黑人水手身上寻求短暂慰藉。这名水手被塑造得心智近乎孩童,他像母亲一般为乔做饭、悉心照料她。杀害萨菲尔的米尔德里德始终渴望得到男性的爱慕,整日幻想离家的丈夫即将归来。情欲压抑与嫉妒驱使她亲手毁掉了纵情享乐、隐瞒种族身份的萨菲尔——倘若萨菲尔顺利嫁给自己的弟弟,本会成为她的弟媳并孕育下一代。内尔则直白流露出被丈夫杰科冷落的委屈:杰科一心扑在工会工作上,无暇陪伴自己。
内尔与米尔德里德都认为,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幸福感寄托在子女、家居器物与居住环境之上。二人大多被困于家庭之中,常年遭到丈夫的忽视。在同期其他影片里,作为父亲的男性同样无法给予家人情感支撑:这些父亲要么像《蓝宝石》(1959)、《蜜的滋味》(1961)、《陋室红颜》(1962)中的角色一样彻底缺席,要么如《金屋泪》(1959)、《街头的火焰》(1961)那般人虽在家,情感上却游离于家庭之外。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下述观点:“肉体欢愉已然与婚姻、家庭生活割裂,于是那些以婚姻作为故事归宿的影片,并非意在对婚姻给予正向肯定,更多是在强调妥协、接纳束缚,以及摒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家庭既是确立、监督两性伦理与行为规范的核心场域,同时也是国家的隐喻象征。因此,家庭固有完整性一旦遭到破坏,就会被视作国家凝聚力遭遇瓦解。无论是《蓝宝石》还是《街头的火焰》,根植于家庭观念之中、象征种族纯粹性的壁垒,都遭到了来自异族的黑人闯入者的挑战。
既然事实如此,那么萨菲尔与彼得双方准亲家在子女的社会化教育过程中究竟错在了哪里?米尔德里德通过阻止弟弟继续与萨菲尔往来,化解了这场矛盾、“纠正了过错”:这个身份模糊的异族主体被彻底抹除,种种随之而来的困惑烟消云散。即便家庭裂痕无法修复,叙事秩序也重回某种平衡状态。
对杰科与内尔而言,修复之路更为艰难,完整的家庭已然难以复原。杰科不得不直面黑人这一现实:女儿要嫁的人,并非和他自身高度相似的同类,而是他内心深处阴暗的“自我阴影”。他凭借理智接受了这一结局,情感却早已支离破碎。这一结局既契合他所秉持的工人兄弟团结的理性信念,又与他内心固守的种族纯粹感产生剧烈冲突。
法农关于白人女性的种族偏见及其所谓与情欲存在关联的论断,在我看来既过于简化,又带有夸张色彩:“我所见过的所有恐惧黑人的女性,都有着不正常的性生活。她们或是被丈夫抛弃,或是守寡后不敢再寻找新的伴侣,又或是离异后,对投入一段新的亲密关系心存顾虑。”
遗憾的是,《蓝宝石》与《街头的火焰》中这些被塑造为惧怕黑人的女性形象,恰恰印证了法农的这一观点。对内尔来说,彼得就是她种族梦魇的具象化身;和米尔德里德一样,影片并未赋予她男性化的理性思辨能力来应对这场变故。或许在她看来,自己与杰科在情感、生理上的疏离,才导致女儿选择了一位在外貌特征上和父亲截然不同的伴侣。再加上她脑海里充斥着关于黑人旺盛生育力与奔放情欲的刻板想象,她甚至暗自嫉妒女儿踏入了在她眼中全然不同的情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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