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二月,南京礼部会试放榜。

这一科的会试主考官是八十五岁的翰林学士刘三吾和王府纪善白信蹈。

按照大明开国以来的规矩,考生进场前搜检,试卷糊名弥封,再由专人用朱笔誊录,考官看不到考生姓名,也认不出字迹。

三月中旬殿试结束,新科状元是福建闽县人陈䢿,一共录取了五十一名进士。

皇榜贴出来,北方举子不愿意了,这五十一名新科进士,清一色全都是南方人,北方考生居然一个都没考上。

落第的北方举人联名上疏,一口咬定刘三吾、张信都是南方人,阅卷时偏袒同乡、暗中舞弊。

朱元璋大怒,命三年前的状元、翰林侍读张信会同新科状元陈䢿等十二名儒臣组成复查小组,要求他们从落第的试卷里重新挑出一批合格的北方卷子,增补进榜单。

在朱元璋看来,只要给北方人补几个名额,风波就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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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复查小组把落第的北方试卷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最后硬着头皮向皇帝交了份报告:落第的北方卷子确实文理粗糙、字句不通,实在挑不出能够及格的文章。

疑心极重的朱元璋认定这是南方文官集团抱团欺君。

五月,朱元璋下诏将张信、陈安等人凌迟处死,八十五岁的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戍边,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重新录取了六十一名进士,韩克忠成了新状元。

这六十一人,全部是北方人。

史称南北榜案,也叫春夏榜。

朱元璋杀了考官,也没能查出刘三吾和张信收受贿赂的实据。

那场春榜考试,从程序上看挑不出一点毛病,他们的考题是一样的,考场是一样的,糊名和誊录制度也是严格的。

可一套对天下所有读书人一视同仁、不问门第、只看考卷的选拔规则,为什么在严丝合缝地运转之后,算出来的结果却是五十一比零?

在三百三十三年前,也就是宋英宗治平元年,东京开封的朝堂上为几乎一模一样的事吵过一架。

那一年,山西人司马光向朝廷递交《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建议科举按各路(相当于省)分配录取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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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每次礼部放榜,考中进士的大半是江浙、福建、江西的考生,陕西、河东、河北的举子十不取一,长此以往,北方和西北的基层官吏连读书人都招不到了。

江西吉水出身的参知政事欧阳修立刻写了一篇《论逐路取人札子》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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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出身贫寒,四岁丧父,母亲用芦苇秆在沙地上教他认字,他是一刀一枪凭考卷从考场里杀出来的。

在欧阳修眼里,科举的底线就是唯才是择,东南人考得多,是因为东南人好学、文章写得好,西北人考不上,是因为西北人不肯下苦功读书。

要是按地域分名额,让文章差的人顶替文章好的人,对寒窗苦读的南方考生公平吗?

欧阳修和司马光其实都没说错,他们只是分别看到了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北宋为了保证考场公平,已经把制度打磨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官位被世家大族垄断,左思写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寒门子弟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

唐朝虽有科举,但考前流行行卷,考生得先把诗文送给达官显贵求推荐,考卷也不糊名,宰相和世族子弟依然占尽便宜。

到了宋太宗、宋真宗手里,朝廷先是在淳化三年的殿试中实行糊名,景德四年推广至礼部省试,又在大中祥符八年设立誊录院,雇专职书吏把所有考卷用红笔抄写一遍,连考生的笔迹都抹掉了。

进了贡院那扇门,不管是宰相的公子还是佃户的儿子,面对的都是一方木桌、一盏油灯、几张白纸。

但考生走进贡院之前的那二十年,并不在考场的规则之内。

唐宋之交到元末明初,北方反复经历战乱,人口流失,基层学校凋敝,一个北方农家子弟想找齐一套五经注疏都得跑去大城借抄。

同一时期的江南、江西和福建,商业繁盛,福建建阳的麻沙镇、崇化镇遍地书坊,刻印的经史子集和科举范文价廉量大,苏州范仲淹在皇祐元年捐田千亩创立范氏义庄,次年立下规矩,后经其子范纯仁等续订完善,凡族中子弟不仅按月领口粮,读书应举另有盘缠补贴,江浙一带的宗族纷纷效仿,纷纷办起族学、义塾。

考场的大门确实向所有人敞开了,但走到大门前的路费、脱产读书十几年不种地的口粮、名师指点破题技巧的束脩,全由考生背后的家庭、宗族和地方经济承担。

当选拔规则变成纯粹的标准化纸面竞争时,原有的财富和资源差距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在考场外提前兑换成了备考时间、藏书量和训练强度,最后在密封的朱卷上,变成了一篇篇文采斐然、无懈可击的锦绣文章。

如果仅仅是因为起点不同,那或许还能解释为爬梯子的条件还不够公平,只要再给寒门子弟多发点补贴、多建几所官学,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事实证明哪怕不靠宗族义庄,明清两代依然有大批真正的底层子弟爬上了这架梯子。

历史学家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中统计过明清两代一万多名进士的家庭背景:如果把祖上三代没有任何功名、也无人做官的家庭算作A类,把三代以内仅有生员(秀才)、无更高功名官职的算作B类,那么在明代,仅A类纯粹平民出身的进士整体就占到47.5%(即便扣除明代早中期部分漏记祖上生员身份的误差,比例依然极高)。

到了清代,这两类寒门与低层士绅家庭出身的进士合计仍占37.2%(其中纯粹白身家庭占19.1%)。

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实行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没有长子继承制托底,一个高官家庭只要连续两三代考不中进士,家产分薄,很快就会跌回普通百姓行列。

单看上升通道是否畅通这一项指标,明代中前期的社会流动性,在人类前现代历史上高得惊人。

一个河南、江西或者山东的农家孩子,只要脑袋够聪明、能吃苦,真的有机会从茅草屋一路走进紫禁城的文华殿。

但奇怪的地方也就在这里,明代虽然是平民子弟上升通道最宽广的朝代之一,可到了明代中后期,基层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压迫,反而比许多门阀时代还要惨烈。

为什么越多人往上爬,留在底下的人日子反而越难过?

明朝的基层治理靠的是里甲制和赋役制度。

普通百姓在户籍上叫民户,除了按亩交纳田赋(夏税秋粮),还要按人丁和资产承担繁重的差役,就比如轮流当里长、甲首催收税粮,押运漕粮进京,去驿站服劳役,给官府当皂隶、库子。

一旦摊上运粮损耗或者官府勒索,普通小农往往倾家荡产。

怎么才能摆脱这副要人命的担子?

唯一的合法途径,就是去考科举。

根据《大明会典》和《明史·食货志》的记载,大明朝廷给功名获得者规定了一项核心特权:优免。

一个农家子弟,哪怕没有考中进士、没有考中举人,只要通过了县试、府试和院试,成了县学里的一名生员(也就是秀才),他的社会身份就立刻发生了质变。

在公堂上,他见知县不必像普通百姓那样磕头下跪,未革去功名之前,知县不能随便动用板子打他。

在经济上,朝廷免除他本人以及家里两名男丁的差役,江南许多州县折算下来,一个秀才名下可以免除大约一两百亩田地的杂泛差役。

如果他再往上爬一步,考中举人、进士,做了官,户籍就从民户变成了官户(即乡绅、缙绅)。

按照嘉靖二十四年修订的优免则例,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约合田地三十顷,即三千亩),往下一路递减,哪怕是退职回乡的九品小官、下第举人,也能免去数百亩乃至上千亩田地的差役。

这套公务员考试激励机制非常有效,因为阶梯每一级的特权都极其诱人,全天下的读书人都像着了魔一样往里挤。

但明朝各州县的赋役总额,实行的是定额管理。

一个县今年要出多少银子、派多少民夫、运多少石粮,它总数是固定的。

村里的张三考中了秀才,李四考中了进士,他们名下的几百亩、几千亩地免了差役,县太爷头上的赋役指标可不会少一分一毫。

免掉的那部分差役去哪儿了?

全部摊派到了村里剩下的、没考上功名的王五和赵六头上。

事情还没完,村里那些有几百亩地、却没考上功名的富户一看:自己交差役太亏,不如把自家的田地挂靠在秀才张三、进士李四的名下,交一点孝敬银,就能跟着一起逃避官府差役。这在明代叫投献和诡寄。

一时间,爬上梯子的人拼命兼并、收受挂靠田产,没爬上去的普通自耕农守着最后几亩薄田,却要替全县的老爷和秀才们背负所有的差役。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亭林文集·生员论》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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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

意思就是一个县如果有十万顷地,秀才们名下占了五万顷,剩下的老百姓就得用五万顷地去扛十万顷地的差役。

如果秀才和乡绅占了九万顷,剩下的普通农民就得用一万顷地去扛全县十万顷地的苦役。

我们常常误以为,允许底层往上爬就是在消除不平等。

其实恰恰相反,因为为了让所有人都拼命去爬那架梯子,制度设计者必须把梯子顶端的奖品设得足够丰厚,把每一级台阶之间的特权落差拉得足够大。

如果考上进士和种地农民的待遇差不多,谁还肯熬白了头发去读八股文?

于是,上升通道的打开不仅没有缩小顶层和底层的距离,反而需要依靠拉大等级特权来维持动力。

在这套结构里,每一个寒门子弟的成功逆袭,都意味着食利特权阶层多了一个新成员,而留在底层的纳税服役者少了一个分担者。

爬上去的那个农家子弟确实改命了,可他留在村里的堂兄弟和老邻居们,身上的担子比他考中之前更重了。

既然优免和等级特权会把基层百姓逼到破产,皇帝和朝廷为什么不干脆取消特权,只给官员发俸禄,让官绅和百姓在赋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从统治者的角度看,开放上升通道从来就不是为了制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它的首要政治功能是维护统治安全。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变法,废除贵族的世卿世禄制,推行二十等军功爵制。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向底层平民开放上升通道,在那个时候不管你出身多低微,只要在战场上砍下敌人一颗甲士首级,就能获得一级爵位(公士),赐田一顷、宅九亩。

《商君书·境内》里记载了一个细节: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级除庶子一人。

什么叫庶子一人?

按《境内》篇的规定,就是允许你找一个没有爵位的普通平民当庶子,官府免掉他的公家杂役,但作为交换,他每个月必须免费替你干六天活(役其大夫月六日)。

如果爵位再往上爬,不仅可以减免刑罚、吃穿用度比平民高一等,家里还能蓄养更多的庶子和依附人口。

商鞅很清楚,秦王需要的平等只是除世袭贵族之外,所有人在国君面前一样渺小。

至于臣民与臣民之间,不仅不能平等,还必须用森严的二十个等级把所有人切碎。

如果不允许立功的人踩在没立功的邻居头上、不允许他合法地役使一个庶子,怎么能让一个惜命的老农甘愿冒着箭雨去砍魏国武士的脑袋?

军功爵制用战场上的首级作阶梯,科举制用考场上的试卷作阶梯,底层的政治逻辑如出一辙。

唐朝末年,山东冤句人黄巢出身盐商家庭,善于骑射,也粗通笔墨,他几次进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全部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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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之下,黄巢写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转身回家拉起队伍造反,一路攻破洛阳、长安,把唐朝的半壁江山烧成了焦土,唐朝世族门阀在战火中被屠戮殆尽。

到了北宋仁宗景祐年间,华州人张元因为屡次考不中进士,一怒之下投奔了西夏的李元昊。

宝元二年至康定二年,张元帮着李元昊出谋划策,在三川口、好水川连续设伏,把宋朝西军打得惨败,大将任福战死。

消息传回开封,宋朝君臣大为震动。

怎么防止天下读书人变成第二个黄巢、第二个张元?

五代王定保在《唐摭言》里记过一桩著名的轶事:唐太宗李世民私幸端门,看见新科进士在门下排成一列鱼贯而出,高兴地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天下的英雄豪杰,都钻进我的圈套里了。

不管这句话是不是李世民的原话,宋明两代的帝王确实把这个彀修到了极致。

为了防住下一个黄巢,宋太祖在开宝三年就专门设了特奏名(恩科),大概就是一个读书人只要连续考了五六次乃至十几次没中,熬到五六十岁,朝廷就赏个同进士出身或助教之类的虚衔,让你临老也能穿上官服。

为了防住下一个张元,宋仁宗在嘉祐二年干脆下诏废除了殿试淘汰制,只要过了礼部省试,到了皇帝面前就只排座次、绝不刷人。

在我看来,这架向全社会敞开的梯子主要是起了两重作用。

第一重作用是抽血。

民间最聪明、最有野心、认得字、懂组织、本来最有可能在灾年领头闹事的那批年轻人,从十来岁起就被四书五经和科举功名牢牢拴在了书桌前。

他们一辈子的精力都耗在了琢磨主考官的喜好上,一旦考中,他们立刻从底层的潜在反抗者,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捍卫者。

第二重作用更隐蔽,也更致命,就是它瓦解了底层改善自身处境的共识。

在门阀世袭的时代,一个农民或寒门读书人挨了贵族的鞭子,他心里清楚,这是因为投胎的规矩不公。

那时候陈胜会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底层人知道自己这辈子翻不了身,反倒容易把怒火对准这套压迫人的等级制度本身。

可一旦朝廷宣布人人都能考科举,考上了就能当老爷,人们的心理结构就彻底变了。

顾炎武在《生员论》里痛心地记录过晚明民间的生态,当时的老百姓明明被秀才和乡绅的优免特权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民间几乎没有人呼吁朝廷废除生员特权、减轻普通农户的差役。

相反,稍微能攒下几两银子的农家、商贾,都在拼了命地托关系、交束脩,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把儿子送进县学考个秀才。

为什么?

顾炎武写道,老百姓想得很明白:一旦列于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里胥之困。

只要我家也出了个秀才,板子就打不到我身上了,差役就摊派到隔壁邻居家去了。

当上升通道关闭时,受苦的人会联合起来,要求拆掉贵族的高台,或者把所有人脚下的地板垫高一点,当上升通道向每个人敞开时,几乎没有人再关心怎么垫高地板了。

每个人都仰着脖子盯着头顶那架狭窄的梯子,盼着自己或自己的儿子能爬上去,成为那个不用交差役、还能合法让别人替自己扛差役的人。

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写过一本叫《优绩主义的兴起》的书。优绩主义、 才干统治这个词,就是他在书里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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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多人把这个词当成褒义词,以为按能力、智商和努力程度来分配社会地位,就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形态。

但在1958年,迈克尔·扬造这个词,是为了写一则反乌托邦的政治寓言。

二战结束前夕,英国通过了《1944年教育法》,推行著名的十一岁考试,就是所有孩子在十一岁时参加统一的智力与学业测试,成绩优异的20%进入文法学校,将来升入牛津、剑桥等大学,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剩下的80%进入现代中学或技术学校,毕业后继续当工人。

这相当于在现代英国架起了一座全新的科举梯子,过去英国是个讲究贵族血统和公学背景的阶级社会,而现在工人阶级的孩子只要智商高、够努力,也能在十一岁那年凭一张考卷鱼跃龙门。

改革推行了十几年后,身为工党政策研究者的迈克尔·扬敏锐地察觉到了一股寒意,并在书里推演了这套制度走到极致的结局:

在旧的贵族社会里,一个钢铁厂的工人虽然穷,但他在精神上并不觉得自己比庄园里的勋爵低贱。

工人知道,勋爵之所以住在城堡里,不过是因为他投了个好胎,而自己之所以在车间流汗,只是因为生在了工人家庭。

正因为大家都不认为贫富差距是个人能力高低的结果,工人阶级里最聪明、最擅长演讲和组织的那批人,由于无法爬进贵族圈子,只能留在工厂里,带领工友们组建工会、发起谈判、推动工党立法,去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标准、免费医疗和养老金。

与此同时,上层的贵族老爷们心里也多多少少有点心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庄园是祖上传下来的,未必真比底下的泥瓦匠聪明,所以在面对社会改革和劳工诉求时,偶尔还会保留一点贵族的妥协与体面。

可当人人都能凭智商和努力往上爬的新体制成熟之后,两边的心态全变了。

那套精密的考试机器像吸尘器一样,每一代都把工人家庭里最聪明的那10%的孩子精准地筛选出来,送进了精英阶层。

工人阶级失去了自己原本的领头人和代言人。

而那些爬到顶层的精英们看着脚下的普通人,再也没有半点愧疚感了。

在他们看来,规则是完全透明的,考卷是统一批改的,我能拿高薪、住豪宅、掌握话语权,百分之百是因为我智商高、熬夜多、能力强。

至于你们留在底层,那完全是因为你们笨、你们懒、你们不够自律。

特权第一次获得了无懈可击的道德正当性。

而留在底层的80%的人,不仅在物质上依然困顿,连最后的自尊都被剥夺了,在人人都有机会往上爬的口号下,贫穷不再是一种需要靠制度改革来纠正的社会问题,而变成了一张贴在个人脑门上的失败者标签。

一个在流水线上干活的工人如果抱怨工资太低、保障太差,周围人甚至他自己都会第一时间反问:早干嘛去了?当年上学的时候,你怎么不好好考呢?

所以,人人都能往上爬,为什么不等于人人都更平等?

因为往上爬和平等,回答的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人人都能往上爬,讨论的是选拔机制,也就是阶层流动,它的核心问题是金字招牌和顶层座位有限,我们该按什么规则,挑出极少数幸运儿坐上去?是按血统挑,还是按军功挑,或是按做题的分数挑?

而人人都更平等,讨论的是分配与权利结构,它的核心问题是,坐上顶层座位的人,和留在平地上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之间,财富、赋税、尊严和政治权利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那些没有爬上梯子、一辈子都在种地、做工、送外卖、站柜台的百分之八十的人,能不能同样拥有体面的收入、公平的税负和免于恐惧的权利?

在历史的大多数时候,前者的喧嚣,往往掩盖了后者的缺席。

无论是商鞅的军功爵、宋明的科举场,还是现代社会的优绩竞争,打开上升通道当然比血统世袭进步得多。

它给了普通人改变命运的盼头,也打破了旧贵族的死水一潭。

但一架梯子再怎么向所有人敞开,它依然只是一架梯子。

它的功能是让少数人离开地面,而不是把整个地面垫高。

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是把所有的体面、保障和免于被欺辱的特权都挂在梯子顶端,同时让留在地面上的人去分担越来越重的代价,那么这架梯子修得越精致、竞争越激烈,人与人之间的等级鸿沟反而越深。

真正的平等,不只是看一个农家子弟有没有机会考中状元、住进京城的深宅大院。

更要看那个没考中状元、一辈子留在村里种地的兄弟,在面对县太爷的差役和粮税时,能不能依然直起腰杆,体面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