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在一个群里看到两张图前后脚发出来。
第一张是“我国离婚率最低的10个职业”,公务员排在第六,11%。第二张是“离婚率最高的前十个职业”,医务工作者排第一。
同一个群里,有人看完第一张说“体制内还是稳”,有人看完第二张说“医院最乱”。没人问这两张图从哪来的。
我把这两张图往深里查了一层,发现的问题比数字本身有意思。
第一层:那张榜单,找不到出处
2026年1月,有媒体专门做过这个题。记者梳理发现,这类“离婚率最高/最低职业榜”在网上流传的版本至少有四五套,内容互相打架。
最典型的一处:“医生”出现在一份“离婚率最低的10个职业”里,“医务工作者”出现在另一份“离婚率最高”的榜单第一位。同一批人,两个结论。
这些榜单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标注数据来源。
记者去问了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很具体——民政系统登记婚姻当事人职业时,是按九大类粗线条录的: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等。不会录到“医生”“教师”“飞行员”这个颗粒度。
再往下查,民政部、国家统计局都没有发布过按职业分类的离婚数据。官方发布的婚姻数据,一直是全国或分地区的结婚、离婚对数这类宏观信息。
比如《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10.6万对,结婚率4.3‰;依法办理离婚手续351.3万对,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62.2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89.1万对,离婚率2.5‰。
没有一行是按职业分的。
那位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当结论用:“没有任何职业与‘高离婚率’或‘低离婚率’天然挂钩。”
第二层:那个“95%”,被嫁接了三次
比离婚率榜单传得更广的,是“95%的贪官有情妇”。
这个数字确实有源头,但源头不是大家以为的那个地方。
2013年1月9日,有媒体报道《统计称去年被查贪官95%有情妇》,说数据出自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主持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
《中国青年报》第二天就发了核查文章。真实情况是:唐钧在接受采访时说的原话里,有“另据统计”四个字——这个95%不是他这份报告的成果,而是《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巫昌祯教授2002年做的一项统计,后来被学界广泛引用。
也就是说,2013年的报道,用了2002年的数据,还把它安到了2012年的报告头上。
但这只是第一层错。往后还有两层。
巫昌祯那个95%,统计对象是“被查处的贪官”。到了传播环节,“被查处的贪官”变成了“贪官”,再变成“官员”,最后变成“体制内”。
分母一路放大,分子一个没变。
第三层错在概念。“有情妇”是纪律审查里的认定,“出轨”是当事人之间的行为,两件事在证据标准上根本不是一回事。
第三层:唯一能查到“出轨率”的调查,不按职业分
中国确实有一份连续做了十五年的全国抽样调查,能算出出轨率。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教授,2000年、2006年、2010年、2015年做了四次“中国人的性”全国总人口抽样调查。问卷里问的是:“您和爱人保持性关系的期间,您自己还跟别的人有过性生活吗?哪怕只有一次,也算有过。”
数据是这样的:男性从2000年的11.8%升到2015年的34.0%,女性从4.1%升到13.4%,合计从8.0%升到24.3%。
十五年间,男性增幅188%,女性增幅227%。
这份调查的统计维度有性别、年龄段、城乡、地区(东北和华南偏高,华东偏低),没有职业,没有单位性质,没有“体制内/体制外”这一栏。
所以,任何以“体制内出轨率X%”开头的说法,往前追三步,都追不到数据。它追到的是一张没有出处的图,或者一句被改了三次主语的话。
那到底能查到什么
有一份数据是真的、官方的、按职业分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分性别、职业、婚姻状况的人口”长表数据里,七大类职业的婚姻状况是分开列的。我按原始人数算了一遍“离婚”状态人口占该职业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1.80%;
专业技术人员,1.85%;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2.17%;
商业、服务业人员,2.05%;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1.51%;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1.10%;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2.24%;
全国合计,1.46%。
这里有两个必须说清楚的地方。
第一,这个类别里混着企业负责人,不只是公务员。公务员的主体分散在“负责人”和“办事人员”两类里,一个1.80%,一个2.17%,后者反而高于商业服务业。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这是“离婚”状态人口的存量占比,不是离婚率,更不是出轨率。
一个人离婚后很快再婚,在统计表里就归到“有配偶”那一栏,不计入“离婚”。所以这个数字受再婚速度影响很大,而再婚速度本身就跟职业、收入、年龄结构有关。
拿它当“离婚率”用,已经错了;再往前推一步当“出轨率”用,错得更远。
观感为什么这么强
数据不支持,但感受是真的。这个矛盾得解释。
一个原因是曝光不对称。普通人出轨,最多在亲友圈里传;体制内的人一旦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处理,处理结果是公开的——免职、立案、通报,都能检索到。2025年10月广西东兴那起,产业投资集团总经理周某某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存在生活作风问题,从网络爆料到官方通报免职并立案查处,只用了48小时。这种事普通人身上不会发生,也就不会留下可检索的文本。
第二个原因,是纪律本身就是一份外部记录。婚外情在普通人那里没有第三方存档,在党员和公职人员这里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五条对“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有明确处分档次。有记录,就能被统计;能被统计,就显得多。
第三个原因是叙事需求。“体制内”这三个字自带反差:一边是稳定体面,一边是内部糜烂,两句话拼在一起就有流量。所以“体制内出轨更隐蔽”这类文章永远有人写,也永远有人转,但里面的“我做了快二十年婚姻咨询”是经验,不是数据。
有一个真问题不能回避
说网传数字是假的,不等于说这个群体没有问题。
有一件事是结构性的,跟统计无关:领导与下属之间,存在天然的权力不对等。在这种关系里,所谓“自愿”的成色是要打折扣的。这不是出轨率高低的问题,是特定结构下的风险问题。两件事必须分开说,混在一起讲,反而把真问题讲模糊了。
还有一件事,是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2014年,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乔翠霞在山东省委党校做过一次问卷,发放473份,回收有效458份。样本覆盖党委、政府机关、人大政协、司法、企事业单位、高校,副科到正厅各级。
数据是这样的:86%的受访者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一半以上的干部有过异地任职经历,平均异地任职时间5.5年;这些干部中75.6%曾两地分居;“非异地分居并多数时间在家吃晚饭”的占61%;“和父母同城生活且能经常见面”的只有2%;“能经常参加孩子家长会”的占15%;94.8%经常感到压力,家庭是63.2%的受访者的压力来源。
这份调查没有出轨率。它有的是另一组数字:一个人有多少个晚上不在家吃饭,有多少次家长会没去,有多少年和配偶不在一个城市。
人民网2014年有一篇评论把这个逻辑戳破过:如果75.6%的分居率能解释出轨,那这个群体的出轨比例应该远高于两成,但京华时报当时统计的241名落马官员里,被认定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的48人,占19.9%,两者“显然不成比例”。
这个反驳很硬。它说明分居和出轨之间没有简单的换算关系。
但它同时说明另一件事:这些数字值得关注的,不是它们能推出什么道德结论,而是它们本身描述了一种生活状态。
回到那个问题
“体制内出轨率到底有多高?”
这个问题问不出答案,因为分子和分母都没有。
能问的是另一件事:这个岗位,一年有多少个晚上能在家吃饭。
乔翠霞那份问卷里,61%这个数字是“非异地分居并多数时间在家吃晚饭”。换句话说,将近四成的受访干部,连这个条件都不满足。
这个数字不指向道德,它指向排班表、指向出差单、指向一个县到另一个县的车程。
出轨是个人选择,得个人负责。但一个人有多少时间待在家里,很多时候不是他自己能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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