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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重要的膜重塑过程都涉及一种特殊的出芽方式——膜芽朝着远离细胞质的方向生长,也称为反向拓扑出芽(reverse-topology budding)。这一过程广泛存在于多囊泡体形成、质膜修复、包膜病毒释放以及细胞外囊泡生成等生命活动中。目前研究最充分的反向拓扑出芽机制依赖ESCRT(Endosomal Sorting Complexes Required for Transport)系统 【1】。在经典模型中,ESCRT-0 首先识别被泛素(ubiquitin)标记的膜蛋白货物,随后将这些货物逐级传递给下游 ESCRT 组分;最终,ESCRT-III 聚合并重塑膜结构,完成膜颈部的剪切。换句话说,经典 ESCRT 通路存在明确的“分工”:ESCRT-0 负责选货, 下游ESCRT尤其是ESCRT-III 负责出芽剪切。

近日,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MaxenceNachury研究团队在Science上发表研究论文ESCRT-0 Condensation and Cargo Clustering Drive Extracellular Vesicle Budding from Cilia,该研究发现纤毛上的细胞外囊泡形成并不遵循这一经典模式。ESCRT-0本身可以通过凝聚(condensation),与膜上的货物蛋白聚集协同作用,直接推动纤毛膜形成并释放细胞外囊泡。这一机制将“选择什么货物”和“如何形成囊泡”两个过去被认为相对独立的过程耦合在了一起,并且不依赖经典的下游ESCRT-III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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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问题开始:纤毛如何选择货物并形成细胞外囊泡?

纤毛(cilia)是突出于细胞表面的毛发状细胞器,广泛存在于脊椎动物多种细胞类型中。作为重要的细胞信号感知与传导平台,纤毛参与Hedgehog等多条信号通路的调控,并在胚胎发育、组织稳态和器官功能维持中发挥关键作用。纤毛结构或功能异常可导致一系列统称为“纤毛病”(ciliopathies)的遗传性疾病,累及肾脏、视网膜、神经系统和骨骼等多个器官系统,凸显了维持纤毛组成与功能的重要性【2】。

除了感知和传递信号,纤毛还能够通过释放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 EVs)调节自身膜蛋白组成,并参与细胞间信息交流 【3,4】。因此,纤毛如何选择需要排出的膜蛋白,并将其包装进细胞外囊泡,是理解纤毛稳态及其信号功能的重要问题。该团队同期完成的另一项研究发现,Hedgehog信号通路中的关键G蛋白偶联受体Smoothened(SMO)在处于失活状态时会被泛素链标记,并被装入纤毛来源的细胞外囊泡中释放出去。这一发现进一步引出了一个关键的机制问题:被泛素标记的货物是如何在纤毛膜上被选择和聚集,并进一步通过细胞外囊泡释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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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发现:纤毛 EV 需要 ESCRT-0,却不依赖经典的 ESCRT-III

研究团队首先利用小鼠肾细胞,通过遗传学扰动和细胞外囊泡分泌实验,系统测试了 ESCRT 通路不同阶段在纤毛 EV 形成中的作用。当删除 ESCRT-0 的任一核心亚基时,SMO的细胞外分泌都显著下降。但这仍然存在两种可能:ESCRT-0 究竟只是负责把 SMO 装入已经形成的囊泡,还是它本身参与了囊泡的形成?为此,研究团队进一步检测了一个独立的纤毛膜标记物ARL13B。结果显示,在缺失 ESCRT-0 后,不仅 SMO 的释放减少,纤毛膜来源的 EV 本身也明显减少。因此,ESCRT-0 并不仅仅负责货物的富集,而是参与了纤毛 EV 的形成。更令人意外的是,当扰动经典通路中负责膜剪切的 ESCRT-III 时,纤毛 EV 的释放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同时,在实际的纤毛出芽位点,没有检测到主要 ESCRT-III 亚基的富集。这意味着,纤毛 EV 很可能采用了一种与经典 ESCRT 模型根本不同的机制:ESCRT-0 不再只是“上游货物分选器”,而可能直接参与膜出芽。

ESCRT-0 和SMO在纤毛顶端形成高度浓缩的凝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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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ESCRT-0 是如何直接推动膜出芽的?一个重要线索来自 ESCRT-0 本身的生物物理性质。ESCRT-0 含有多个泛素结合位点以及内在无序区域(intrinsically disordered regions, IDRs)。这些结构特征使它能够与膜上的泛素链发生多价相互作用,并形成生物分子凝聚体(biomolecular condensates)。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纤毛来源的细胞外囊泡中,ESCRT-0 的浓度可以超过 100 mg/mL,已经进入典型的凝聚体浓度范围。这一现象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在经典 ESCRT 通路产生的囊泡中,ESCRT-0 不会被一起包入最终形成的囊泡。而在纤毛中,情况恰恰相反:ESCRT-0 不仅参与出芽,而且最终与货物一起进入并离开细胞。

活细胞成像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动态变化。ESCRT-0 首先在纤毛顶端形成局部富集的斑点,并逐渐发生融合;与此同时,SMO 也不断向同一个区域聚集,最终形成高度浓缩的共同组装体。当去除 SMO上的泛素链后,其在纤毛顶端的聚集明显消散。这一结果支持了一个模型:泛素链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物标签”,还能够通过多价相互作用促进 SMO与 ESCRT-0 共同凝聚。

为了直接观察这些凝聚体与膜出芽之间的空间关系,结合相关光学与扫描电子显微镜技术,将荧光成像中的 ESCRT-0 凝聚体与膜表面的超微结构对应起来。结果显示,ESCRT-0 凝聚体位于正在形成的膜芽内部。最终,ESCRT-0 和 SMO会共同进入新生的细胞外囊泡并一起释放。换句话说,这个凝聚体并不是站在膜芽外部“指挥”出芽,而是本身成为正在形成的囊泡的一部分。

凝聚不是伴随现象,而是 EV 形成所必需的

不过,一个重要的问题仍然存在:ESCRT-0 凝聚究竟只是膜出芽过程中出现的伴随现象,还是它真正具有功能?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研究团队删除了 ESCRT-0 中一个能够促进凝聚的内在无序域, 发现SMO 的细胞外分泌被抑制。随后,用一个来源完全不同、但同样能够促进凝聚的无序区域替换原来的序列,结果,ESCRT-0 的凝聚能力以及 SMO 的分泌均得到恢复。这说明真正关键的并不是某一段特定的氨基酸序列,而是它所赋予 ESCRT-0 的凝聚这一物理性质本身。

仅有 ESCRT-0 还不够:货物聚集与凝聚必须协同作用

接下来,研究团队进一步问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ESCRT-0 凝聚是否足以启动一个新的细胞外囊泡形成?研究团队利用化学遗传学将 ESCRT-0 招募到纤毛膜上。结果发现,仅仅增加 ESCRT-0 在纤毛上的局部富集,并不足以诱导明显的 EV 出芽。于是,又结合光遗传学人为诱导 SMO 聚集。当ESCRT-0 招募与SMO 聚集同时发生时,纤毛 EV 的释放被成功触发。因此,膜出芽需要两个协同因素:ESCRT-0 的凝聚 + 膜货物的聚集。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能够驱动纤毛膜出芽的最小功能模块。

一个新的膜出芽模型:从“分工流水线”到“货物驱动的凝聚体”

这些结果让研究团队重新思考 ESCRT 系统在纤毛中的工作方式。在经典 ESCRT 模型中,货物识别和膜重塑是相对分离的过程:ESCRT-0 识别货物 → 下游 ESCRT 接力 → ESCRT-III 重塑并剪切膜。而研究团队的结果支持一种不同的模型。在纤毛膜上,被泛素标记的 SMO 招募 ESCRT-0,并通过多价相互作用促进 ESCRT-0 与货物共同凝聚。随着凝聚体不断生长,它与纤毛膜发生类似“润湿(wetting)”的相互作用;与此同时,SMO 在膜平面内高度聚集。凝聚体对膜的润湿作用与膜蛋白聚集产生的物理效应相互协同,使原本相对平坦的纤毛膜局部逐渐产生曲率、形成膜芽,并最终释放为细胞外囊泡。因此,在这一体系中,货物并不是等待被动装入一个已经形成的囊泡。相反,货物本身参与了制造承载自己的囊泡。

这项工作揭示了一种不同于经典ESCRT通路的反向拓扑膜出芽机制。在这一机制中,ESCRT-0不再只是负责识别泛素化货物的上游分选因子,而成为直接参与膜重塑的核心组分;与此同时,货物蛋白的聚集也不只是包装过程的结果,而是膜出芽所需要的物理驱动力之一。因此,ESCRT-0凝聚与货物聚集将“货物选择”和“膜形变”耦合成了同一个过程。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项研究也提示,生物分子凝聚体除了能够组织细胞内部的生化反应,还可能直接参与膜的物理塑形。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大学方晓峰教授团队早前也报道FREE1凝聚可直接驱动内吞体腔内囊泡(intraluminal vesicles, ILVs)的形成【5】, 为理解生物分子凝聚如何参与膜变形和囊泡形成提供了重要证据。蛋白质凝聚、膜蛋白聚集和膜曲率之间的耦合,可能代表一种更普遍的细胞膜重塑策略。

上述研究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Maxence Nachury教授研究团队主导完成。Maxence Nachury教授为通讯作者,实验室博后祝明莉为上述两项研究的第一作者。此外,本研究中的质谱分析工作由 Marian Kalocsay 团队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为研究提供了质谱与蛋白质组学技术支持。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ej7530

制版人: 十一

参考文献

1. Vietri, M., Radulovic, M., and Stenmark, H. (2020). The many functions of ESCRTs.Nat. Rev. Mol. Cell Biol.21, 25–42. https://doi.org/10.1038/s41580-019-0177-4.

2. Reiter, J.F., and Leroux, M.R. (2017). Genes and molecular pathways underpinning ciliopathies.Nat. Rev. Mol. Cell Biol.18, 533–547. https://doi.org/10.1038/nrm.2017.60.

3. Nager, A.R., Goldstein, J.S., Herranz-Pérez, V., Portran, D., Ye, F., Garcia-Verdugo, J.M., and Nachury, M.V. (2017). An actin network dispatches ciliary GPCRs into extracellular vesicles to modulate signaling.Cell168, 252–263.e14.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6.11.036.

4. Ojeda Naharros, I., and Nachury, M.V. (2022). Shedding of ciliary vesicles at a glance.J. Cell Sci.135, jcs246553. https://doi.org/10.1242/jcs.246553.

5. Wang, Y., Li, S., Mokbel, M., May, A.I., Liang, Z., Zeng, Y., Wang, W., Zhang, H., Yu, F., Sporbeck, K., Jiang, L., Aland, S., Agudo-Canalejo, J., Knorr, R.L., and Fang, X. (2024). Biomolecular condensates mediate bending and scission of endosome membranes.Nature634, 1204–1210.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4-07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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