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成功,给人们许多启示。”
2026年1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40多年来,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春潮中勇立潮头、奋发进取,实现了从边陲小镇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数据显示,深圳对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济体进出口值从1996年的267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13万亿元,年均增长8.5%。2025年,深圳新设外资企业约1.6万家,其中亚太经济体企业占比达93.3%,同比增长71.7%。亚太地区的技术、资金、人才、观念,在这里流动为一个整体,穿越了经济周期,多年来始终引领亚太地区的开放创新。
数据背后,是无数个体被深圳的开放创新改变了命运。三年前,一位澳大利亚创客来到深圳寻求发电设备的解决方案,推动东南亚的农村家庭获得了电。上个月,一位深圳企业家注意到墨西哥超市里一种商品的售价比国内同款高出十倍,因而计划走进美洲市场,电商渗透率较低的南美社会将享受来自深圳的网购便利。2026年11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深圳听到、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
“过去,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常常源于不了解。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地通过深圳看到中国的开放有多坚定、创新有多高效。APEC强调的开放、创新、合作,在深圳正得到实实在在的体现。”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CW)创始主任、香港大学治理与政策学院教授李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深圳华强北的APEC主题景观花坛。图/视觉中国
穿越经济周期的“魔力”
亨克·沃纳接到了几位澳大利亚创客的委托:他们为孟加拉国农村设计了一款适合当地条件的太阳能供电设备,但每套成本高达150美元,远超当地承受能力。在沃纳创建的共享创客空间Troublemaker,一位“蹭工作台”的俄罗斯工程师说“我来试试”。数小时后,他拿出了一个将设备成本压缩到十分之一的新方案。
2026年11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华强北一栋电子百货大楼里的Troublemaker办公室见到了沃纳。拥挤的空间里,每张桌子旁都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创客。说到那个由澳大利亚创客发起的太阳能供电设备公司,沃纳介绍,15美元一套的供电设备已经从东南亚一路卖到了非洲。整个故事“跨越大半个亚太,又走向全球”。
1988年,中国首家电子器材市场在华强北开业。不到40年时间,这片面积1.45平方公里的街区如今聚集着11万个商事主体,向世界各地发出百万种电子物料。2011年,沃纳第一次来到华强北。这位荷兰工程师发现“一个电子配件,能在一千家店铺找到,价格只有欧洲的百分之一”,就此留了下来。
11月15日,中外客商在深圳华强北电子世界选购商品。摄影/本刊记者 张祥毅
“没有人愿意离开这样的场景:你有任何想法,在一公里、一小时内就可以完成采购和打样,有时只需要上楼下楼。”沃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但那时,华强北的标签还是“配件商城”而非“创客基地”,是许多APEC经济体核心产业的材料源头,但并非解决方案策源地。
几乎与沃纳同期,韩国经济学家、现任韩中经济社会研究所所长的姜昊求第一次到深圳考察。“在我看来,那时的深圳虽已占据国内产业发展的前沿,整体上仍处于追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阶段。”2026年11月接受采访时,姜昊求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十多年后,经历多个经济周期,许多传统经济中心城市正面临转型压力,而“深圳最大的变化在于,完成了从追赶到引领的转型,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高地,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无人机等多个未来产业发挥着全球引领作用。”姜昊求感慨道。
沃纳觉得,真正的变化发生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2023年之后。在那以前,许多来到深圳的外国工程师,和他最初被中国朋友带着来华强北参观一样,仅仅是“体验”与震撼。但最近两年多,仅沃纳个人就在华强北接触了超过40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认真的创业者”,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具体问题的想法,希望来深圳落地为产品”。
在香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孙晋看来,沃纳亲历的华强北故事,蕴含了深圳能“丝滑”穿越经济周期的关键原因:先期占据了全球供应链的优势地位,并因此集聚了最具创新能力的人才。“近年来,深圳的优势产业并非没有受到过冲击,但人才和供应链在,就能化危为机。”
2016年,深圳第一代跨境电商正在从华强北转移到十几公里外靠近制造业和物流中心、租金更便宜的坂田。机缘巧合之下,中国工程师钟权昌从外企跳槽到风头正盛的跨境电商头部企业“华南城四少”之一的傲基,凭借“懂技术”的优势,不到五年把电动工具品类商品从零做到15亿元年销售额。
然而,2021年夏天,国际电商平台巨头亚马逊针对第三方卖家实施大规模账号封禁行动,波及中国卖家账号数以万计。这就是跨境电商发展史上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亚马逊封号事件”。“那时候,突然就意识到,即使做到了亿元级的销售体量,也只是在‘捡’边缘用户,根本没有撼动国际品牌的市场份额。”钟权昌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深圳的一家华为门店 图/视觉中国
凭借此前五年的电商实战经验和行业积累,钟权昌盯上了充气泵这一国际巨头无一专注的细分赛道。他从傲基离开,创建了磨针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用两年多的时间“只做研发,死磕技术”,最终成长为海外充气泵市场的“隐形冠军”,2025年营收突破1.6亿元,2026年预计突破4亿元,多款产品登顶北美亚马逊细分品类第一。
“磨针科技的创业发展,在坂田具有代表性。”深圳市龙岗区商务局副局长邓东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亚马逊封号事件”虽然冲击了刚刚在坂田集聚起来的跨境电商行业,但也推动行业从铺货型向精品型升级,从卖服装、家具走向主推自有品牌的高附加值科技产品。坂田所在的龙岗区固有的制造业和物流优势,又为创业提供了充分的生态支持。
“当科技发展抹平了个人创业的‘技术实现’门槛,深圳最为高效的产品、应用落地能力,吸引了全球最优质的科技创业者和初创企业;这些优秀的头脑,又让深圳产生了全球最领先的创新想法。”孙晋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道。
邓东宣透露,在坂田跨境电商的产业转型过程中,仅从“华南城四少”走出来的员工创立的企业就数以百计。一批像钟权昌这样既懂技术又懂电商的人,在这里重新塑造了中国跨境电商的未来。“结果,坂田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成了跨境电商的‘黄埔军校’。”
从沃纳、姜昊求等人初识华强北的21世纪初到今天,这里的街巷景象没有太大变化:拥挤的车流人流,堆在街边的待发的货物,拉着板车说笑的年轻人穿梭在有“年代感”的高楼之间。
但在高楼里,国际创客取代了最初的电子商贩。在步行街上,智能硬件展位比卖手机壳的店铺更多,也更热闹。来自全球的客商驻足体验AI眼镜、智能机器人等“黑科技”产品。这些产品许多来自坂田、前海、后海、宝安、光明等地,那里既有华为、腾讯等全球知名的科技巨头总部,也分布着无数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近年来,大疆、影石、拓竹等一批智能硬件独角兽,在此间孕育诞生,走向全球。
“这里的企业、商户在经济周期中有兴衰沉浮,但深圳在全球创新经济中的地位一直在提升。”走在华强北步行街上,孙晋对记者说:“这种延续性不是某家企业或某款产品的延续,而是供应链和人才集聚带来的产业生态能力的延续。”
11月16日,参加报道APEC会议的中外媒体记者走进位于广东深圳的比亚迪全球总部,参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最前沿的技术和比亚迪各式车型,并观看汽车表演。摄影/本刊记者 陈楚红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在2026年APEC领导人会议周新闻中心的休息区,自变量科技的机器人为记者递来一瓶水。在智能应用随处可见的新闻中心,这并不稀奇。但当记者碰倒瓶装水后,机器人迅速将瓶子扶起并放回安稳的地方,全程靠一双“简单”的夹爪相互配合。各国记者啧啧称奇。
“所有的设计最终服务于一件事:效率。”自变量机器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公关总监王硕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物流、制造等长时间连续运行场景中,企业关心的不是机器人像不像人,而是效率、成本与部署速度。更像“人手”的手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与更重的维护负担。而自变量机器人选择用“更聪明的大脑”替代“更复杂的硬件”。
以物流分拣的应用场景为例,自变量的机器手臂不会用“抓—拿—放”的传统三步走方式对付每一件快递,而是基于视觉识别结果采取不同的策略:遇到轻小包裹,夹取搬运到传送带;遇到大件沉重包裹,用夹爪的“手背”将快递推过去;遇到异形件,则直接“拱”到特殊区域。动作不“优雅”,却极其高效实用,也更“像人干的事儿”。
王硕介绍,在今年8月的一场连续分拣挑战中,自变量机器人实现了1911件/小时的快递分拣效率,成功率98%。这较美国具身智能企业公开的1248件/小时提升约50%,而自变量的整套系统成本则仅为美国竞品的30%。
今年4月,自变量科技总部正式落户深圳市宝安区,成为深圳第一家200亿估值级别的具身智能企业。当前,宝安拥有规上人工智能企业近300家、机器人重点企业超200家,机器人产业规模占全市近三分之一,减速器、伺服电机、灵巧手等关键领域全球领先。今年5月,宝安区与前海管理局共同发布“具身智能港”,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前海服务、宝安制造”融合发展。
宝安区的“机器人故事”,反映出深圳穿越经济周期、引领开放创新的另一重“魔力”。“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除了工业基础之外‘只有一个华强北’,那么今天的深圳有‘无数个华强北’,而且每个‘第一区’‘第一街’的赛道都不相同。”孙晋指出,深圳各区之间的产业布局“有的比内地很多城市之间的差异还大,但恰能形成生态链,美美与共”。
一切源于深圳从渔村小镇走向现代化的开端。1978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去北京汇报在蛇口建特区的想法。当时,他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蛇口的地名,不得已只能拿着香港地图去展示。
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兴办出口加工区、推进改革开放的建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还是叫特区好,中央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8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今天,在2026年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第四次会议的会场外,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常务副董事长袁庚的铜像静静矗立在海边。步行十多分钟,就是深圳市文物保护单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1979年,袁庚负责在深圳创办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两年后他提出这个口号。随后,“特区中的特区”蛇口创造出多项全国之最,第一次实行干部聘用制;第一次实现分配制度改革,用岗位工资取代“大锅饭”;还有第一家企业自办的股份制银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
蛇口的“突出”是一个开始。从改革开放初期“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到20世纪90年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崛起,再到21世纪初以来互联网经济与硬科技产业集群加速发展,深圳在过去40多年完成了三次重大升级。这座沿着深圳河不断伸长的城市,也由此诞生出一个又一个新兴产业和制度创新的高地。今天,距离蛇口20多公里的前海,在深港规则衔接上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连续四年位居全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第一。
孙晋多次受邀前往前海、坂田等地考察,他记得,不少深圳的官员都对他说,在政府层面,实现持续的创新并不容易。被称为“跨境电商第一街”的坂田聚集着上万家跨境电商及上下游企业。统计显示,龙岗跨境电商企业数量占全国11.7%;2025年全国每四笔跨境订单,就有一笔出自龙岗。
这里的产业生态走在全球最前列,政府如何再进行更前瞻性的布局和引领?
“我们刚刚去考察了南美市场。”邓东宣对记者说,近年来,龙岗区通过多种方式,向企业积极传递最新的市场信息。当地商务部门注意到,南美部分国家的人均GDP较高,社会的消费观念接近欧美,但货物供给还远没有中国丰富,电商渗透率较低但正在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政府积极引导企业去南美尝试开拓新市场。
“我们不只是说南美市场‘好做’,企业最需要我们帮忙的是合规指引:从什么途径打开南美市场,怎样做是合规的,如果出了问题如何解决。”邓东宣说。2024年9月,龙岗区企业国际化服务基地成立,这是深圳市首个实体运营的区级企业出海服务平台,企业可以在这里一揽子地找到涉及出海业务的法律、物流、金融、检测等几乎所有“疑难杂症”的解决方案。
2026年10月,深圳市星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刚刚在秘鲁举行了首届拉美经销商大会。星卡科技副总裁张大燕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政府的主动引导和政策支持下,这家总部设在坂田、由汽车诊断设备起家的企业,已经将自己的AI诊断平台业务推广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所有APEC经济体”。350多万用户带来的超2.4亿次真实诊断案例数据,也让其自研平台的智能诊断能力远超竞品。
2025年,位于越南红河三角洲核心城市北宁的星卡科技越南工厂正式投产,面积近3000平方米,拥有年产诊断设备1.5万台的生产能力。这种“总部在深圳、子公司与工厂在亚太”的模式正在深圳企业中批量复制。由深圳主导建设的中国·越南(深圳—海防)经济贸易合作区,2025年已引进38家高质量制造企业,其中包括17家A股上市公司,吸引企业投资超10亿美元,累计产值超32亿美元,为当地创造约1.5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6年一季度,深圳企业累计对外投资设立企业及机构超1万家,遍布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为了维护自身技术优势或成本优势,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这是自然的商业逻辑。”姜昊求指出,对深圳这样的全球创新中心来说,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禀赋会动态演变,“政府要做的就是顺应这一趋势”,在支持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同时推动高附加值岗位留在本土,自然就能够缓解就业问题与产业空心化问题。
姜昊求认为,在全球化层面上,中国选择深圳作为2026年APEC领导人会议周的主办城市,“具有维护全球产业链的稳定,反对保护主义与脱钩断链的象征意义”。孙晋则指出,深圳与APEC经济体的双向互动,体现出APEC坚持开放、创新、合作的实际意义,“从深圳出发,真正实现了美美与共”。
记者:曹然 李明子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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