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信报手笔)
笔者观察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多年,近年来愈来愈担忧K形化加剧,出口强劲、消费疲弱是最大表征,今年前10个月贸易顺差已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反观10月零售销售额年增率则放缓至0.4%。我们很容易列出内需不振的多种原因,如房地产调整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社会保障体系不足、就业不稳定削弱消费信心……
如果我们批评中央政府促进内需无所作为,那是不公允的。2026年,内地以旧换新政策如火如荼,带动销售超两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惠及2.5亿人次。然而,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却仅微增1.1%。补贴源源发放,消费却欲振乏力,在历次推出刺激消费措施时,这种「政策热、终端冷」已屡见不鲜。
其实,刺激内需不必大费周章,最简单直接方法是在人口数字中动脑筋:内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8%左右,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仍停留在50%上下。这近20个百分点的巨大缺口,对应的是超过两亿「进城却未能落户」的常住人口。根据著名经济学家蔡昉的测算,若能为这批在城市稳定生活的农民工提供城市户籍,其消费水平可瞬间提高约30%;仅仅对应其中一亿多人,就能释放出一两万亿元的新增消费潜力──这笔数字,几乎与全年以旧换新所带动的销售额等量。
我们看到这种制度抑制,在消费结构留下深深烙印。进城农民工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同等收入的城镇户籍家庭,且其储蓄形式高度偏向活期存款与现金,而非定期、理财或房产。这是典型的「流动性偏好」,它证明的不是「没钱花」,而是「钱必须随时能动」。与之对应,他们的日常支出高度集中于食品、通讯、交通等低决策成本品类;而在耐用消费品、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家居改善等「长决策品类」上,则表现出明显的遏抑。
遗憾的是,政府推出的政策回应,依然沿袭着「看物不看人」的工业逻辑:扩容升级商品消费、推动AI与商业融合、鼓励智能眼镜与伴侣机械人等新供给。这些举措有预设前提──「消费者愿意花钱,只是缺乏值得花钱的东西」,但对那两亿多人而言,约束的因果顺序恰好相反:他们有消费意愿,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可是在城市里,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全是不确定因素。积谷防饥是他们的理性生存选择,而不是偏好问题。
很多国家的经验可提供对照组及反面教材。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力推动「国民皆保险、皆年金」,配合大量农村人口进城落户,使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在养老、医保体制上迅速并轨,随后20年私人消费占GDP比重稳步上升。南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推进国民年金与全民医保,同样伴随着快速的市民化进程,促使消费率止跌回升。
反面教材则是部分拉美国家,虽然城市化率虚高,但公共服务的二元化长期未能不破,进城人口大量沉淀于非正规就业与贫民窟,导致消费率长期低迷,内需终究无法振兴。
两种模式的本质差别不在于城市化的速度,而在于公共服务是否「随人走」。中国未来的内需路径更接近哪一组,取决于未来5年的制度性财政安排,而非单纯的补贴力度。
自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以来,国务院陆续出台深化行动计划。目前,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就读比例已高达97%。然而,在义务教育外,养老保险的跨省便携性、异地就医的实际报销比例、公租房对非户籍常住人口的覆盖面──这些直接牵动长期储蓄动机的底层变量,推进速度依然明显滞后。据学界测算,要全面落实常住地公共服务均等化,未来5年大约需要额外投入1.5万亿至2万亿元财政资金。对比它所能释放的巨大消费红利,这笔公共投入的回报率惊人。
「代际效应」加速发酵,亦为推动农民工在城镇尽快落户提供理据。对第一代进城农民工而言,「回老家养老」仍是可接受的退路。老家有宅基地、有承包地、有熟人网络,城市公共服务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被这条乡土退路所对冲。但他们的子女──那些在城市出生、在城市长大、从未务农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已经彻底断了这条后路。对这批新世代而言,户籍壁垒不再是「福利少一点」的问题,而是「身份不存在」的焦虑:中考高考要被迫回原籍、社保转移接续困难重重、城市保障性住房毫无申请资格。他们的储蓄动机甚至比父辈更强,因为他们的退路更窄,消费偏好却与城市同龄人同质化。
那为什么不变呢?体制推进缓慢的根源,不在于财力不够,而在于基层政府的激励结构。在现行财政与政绩考核体制下,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劳动力,政府得到的是即期的税收、消费与亮眼的增长数据;但若要为非户籍人口提供长期福利,却是地方长期支出与跨期负债,其收益往往要在若干年后才显现。地方官员的「理性选择」,自然是把有限的资源投向快速见效的招商引资、基建与消费补贴,而非需要5年、10年方能兑现的养老金全国统筹与公租房扩容。
在政策工具层面,有些具体措施可立竿见影。第一,深化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彻底消除跨省转移时地方财政的隐形门槛,从根本上扭转长期预防性储蓄动机。第二,推进异地就医「待遇不打折」:改变目前因各地目录不一导致的异地报销变相缩水现象,堵住医疗致贫的储蓄漏洞。第三:保障房准入「认保不认户」:将公租房与保障性租赁住房全面向非户籍常住人口开放,以社保缴纳年限替代户籍作为唯一准入门槛。第四,随迁子女中高考属地化:加快破除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壁垒,这是外来人口家庭落实长期定居与在地消费最重的考量。
当然,以上4项改革不必一步到位,但要有时间表。如果政府口头不断谈振兴内需,但财政资源却继续向供给侧创新与补贴端倾斜,而不在常住地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做出战略性的财政转移,那么未来的内需故事,大概只是当前的低效重复。
编按:邓传锵为《信报》及《信报月刊》总编辑,其专栏<老总平常谈>逢周一及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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