拇指在屏幕上滑过,没有新消息,没有新动态。你知道没人在线,却还是往下滑,盼着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你离开的那个世界没有凭空消失。
直到一条烹饪视频出现。那是母亲在我们失去联系之前点过赞的。她的名字就压在帖子下面,像有人捎来了一封信。我盯着那几个字,眼睛湿了。视频配文写着白酱意面的做法,她大概是想留着某个不知道做什么菜的晚上用。我截了图,好像以后还会回来翻看——那是一份念想,一点她触碰过的痕迹,被按进了屏幕里。
在印度生活十年,我和伊朗老家的联系早已有了固定的节奏。每天早上,我打开 Telegram 看家里的群,看看我睡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白天,母亲发来一条消息,像忙碌里的一次短暂停顿,像一份小小的礼物。晚上,我刷波斯语的 Instagram,笑话、做饭视频、只有用我们的语言才懂的那些段子。我笑到流泪,然后带着一点安静的安心睡去:在某个地方,我的世界还活着。
我们有一个几乎固定的视频通话时间,傍晚六点,神圣的一小时。父母会提前坐在那里等。他们身后是挂在墙上的红地毯,面前摆着一碗应季水果。母亲有时会说:“把你妹妹也加进来。”
我们每天都说话。没什么新鲜的,只是交换日常、琐事和意义。“今天做了什么菜?”“去巴扎了吗?”都不重要,也都重要。父亲定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天都要说上几句,哪怕只有两分钟。他说这是一种依赖,是沉重日常里一次微小却必要的打断。我们的话题在回忆、对回忆的理解和笑声之间流动。总是有笑声。
母亲和我的连接不太一样。我们的话题由她一天的细碎组成:做了什么饭,打扫了什么,某个表亲或邻居的消息。我能给她的只有一样东西:当一个听众。我听她生活的节奏,再把声音还给她:Khaste nabashi,“愿你永不疲倦”。在那些时刻,她的日常劳作不只是家务,而是一个我们共同讲述的故事。
然后,几乎就在几分钟之内,这一切停了。
那天是 2 月 28 日,星期六早上,我孩子在班加罗尔学校的项目展示日。我举着手机录他演讲,已经在想待会儿要发给父母看。我努力待在现场,注意力却一次次飘回屏幕。几周来,我一直在看波斯湾局势升级的消息。然后,家庭 Telegram 群里一条消息让我停住:Bacheha, jang shoro shod!“大家,战争开始了!”
起初它不像真的,像紧张时期流传的众多谣言。我去查国家新闻频道。这一次,消息被证实了。战争开始了。德黑兰遭到袭击。
我走出礼堂,到院子里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眼睛已经在发烫。我立刻回到家庭群。一种共同的意识笼罩了所有人:我们随时可能失去联系。那感觉像是被给了一个短暂而脆弱的窗口,用来做最后的告别,而我们都清楚这一点。
消息一条条涌进来,互相交叠。“打到哪里了?”“现在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把那一刻当成最后一次说话的机会:Kheili dosetoon daram。“请保重,我爱你们所有人。”
回复来得断断续续:“别担心我们。至少你离得远。”一遍遍重复,像是在安慰。然后,一个接一个,他们消失了。有几条消息提到别人掉线了,接着那些声音也不见了。群在实时变薄,在场让位给缺席,名字变成了数据。我最后一条消息始终没有被看到:Kasi hast?“有人在吗?”
身边,学校的活动照常进行。家长聊天,孩子大笑,人们进进出出。在那片寻常的喧闹里,我熟悉的世界就这样消失了。国家遭袭,屏幕变黑,我忽然觉得自己无家可归。我站在那里,像被抽掉了脊梁和骨头,撑着我的那样东西被从脚下抽走了。
我留在沉默的这一边。起初,我以为这是暂时的。我不断刷新同样的应用,好像我的坚持能把什么带回来。Telegram、Instagram、新闻页面,什么都没有变。我开始去别处找声音,加入新的 Telegram 频道,在 Instagram 上关注陌生人,只为知道家里正在发生什么。
节奏变了。早晨从新闻频道开始:哪里被打了,我城市的哪个区域受影响,离我家近不近。一整天我都保持警觉,手机在手,反复刷新同样的页面,在波斯语和英语信源之间切换,比对标题,想弄清什么是真的。
日子过去。新闻转向别的话题,而这种沉默、这种断联,似乎成了正常,成了永恒。我不再查看“最后上线时间”,不再写“如果连上了,告诉我你没事”。
我回到和母亲旧的聊天记录里。断网前的最后几分钟,我让她别让爸爸出去买不必要的东西。她对我说:“如果网断了,别担心我们。”我慢慢读每一条留言,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和他们一起哭。我往回翻:饭菜的照片、新衣服、我儿子用蹩脚波斯语唱歌的视频、表情符号、笑声、爸爸的声音——总是在开玩笑。
我开始回避他们的照片。打开聊天,在父母的头像加载出来之前就关掉。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我受不了看见,也做不到远离。我读海外伊朗人的帖子,慢慢读每一条评论,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和他们一起哭。我试着打座机,换不同的运营商,都没有用。
直到有一天,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是母亲。“我都不敢相信能联系上你。我们都活着。”她的声音很细,隔着距离噼啪作响,但那是她的声音。那通电话像一份礼物。从那以后,每一个陌生号码我都接。
与此同时,我身边什么都没变。同样的街道,同样的日常,同样的对话,只是我穿行其中的方式不同了。我发现自己会在谈话中间刷新手机,在句子之间,甚至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放学后,我站在操场角落,手机在手。这成了习惯。别的家长学会了不来打扰我。
曾经想回避的事,现在变得无法不做。人们问起我的家人,听完,然后回到自己的事情上——不是冷漠,是生活要求如此。对他们来说,那是新闻;对我来说,它一直在那里。
一天晚上,在朋友家打牌,我的思绪飘回父亲和叔伯们——他们的星期五,笑声,一盘盘茶杯,作弊,争吵,悬在空气里的烟。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还能那样坐在一起吗?我不只是想念他们,我想念那个这些时刻还有可能发生的世界。
战争的阴影仍在。写这些的时候,沉默还在。我不再害怕看父母的老照片,他们断断续续的短暂通话让我温暖。我想象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椅子、桌子、背景里的地毯。六点的仪式已经成了回忆。
我又回到那张截图。她的名字在下面,有那么一瞬间确认她还在——可以联系到,却并不真的触手可及。我继续往下滑,等一张模糊的家庭聚餐照片,一个新的“赞”,或者一个蓝色对勾——任何微小的信号,告诉我连接不再脆弱,网络已经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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