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图书馆“原点”之一的藏书楼,为什么叫“陶风楼”?
给这座楼命名的人——柳诒(yí)徵(zhēng),自有妙思。
他参与创办的思益学堂,成为南京一中的源头之一;他曾经任教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是现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的前身;他执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汇入如今的全国第三大公共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11月17日,江苏文脉大讲堂·名家讲名人特邀江苏文库《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柳诒徵》作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开展主题讲座《柳诒徵:两袖清风著国史》,带领大家去认识这位“名字很难读”的了不起的镇江人。
本期江苏文脉大讲堂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现代快报社承办,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金陵科技学院协办。
从镇江少年到“北陈南柳”
柳诒徵,字翼谋,晚年号劬堂,出身镇江文化世家。幼年丧父,母亲鲍还珠在困顿中督他读四书五经,十六岁中秀才,学台在卷上批了八个字:“未冠能此,可称妙才”。镇江,是这个少年出发的地方。
武黎嵩的讲座,从一张20世纪初的合影讲起。照片上,一群穿长衫的人站在思益学堂门前,其中就有年轻的柳诒徵。武黎嵩说,这是南京最早的新式小学之一,张謇称它为“第一文明事”。1903年,柳诒徵参与创办思益学堂。陈三立诸子、宗白华、茅以升等都曾在此任教。1910年,思益学堂并入崇文学堂,而崇文学堂正是后来南京一中的校史源头之一。
后来,柳诒徵受知于缪荃孙,入江楚编译局,执教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又任国学图书馆馆长,还是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获此荣誉的,还有史学大家陈寅恪,所以有了并称的“北陈南柳”。
柳诒徵的著作中,《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最为有名。《中国文化史》2015年入选南京传世名著,是柳诒徵文化史观的集大成之作;《国史要义》则集中表达了他对史学义例的理解。
武黎嵩说,柳诒徵一生有两条命脉,一条在大学讲坛教书,一条在图书馆守书。前者让他把文化史讲给学生听,后者让他把文化史的原料一册一册守住。
陶风楼,一座公共图书馆的接棒
柳诒徵的图书馆之路,要从龙蟠里的惜阴书院说起。
道光十七年,两江总督陶澍取东晋陶侃“大禹圣者,乃惜寸阴”之训,在龙蟠里创建惜阴书院。既为纪念同姓先贤陶侃,也为培养经世致用之才。
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在书院旧址上筹建江南图书馆,委缪荃孙为总办。缪荃孙和陈庆年以七万三千元抢购下杭州丁丙“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把这座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旧藏从外流边缘截了回来,化私为公。
1910年,江南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后改名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1929年定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这便成了今天南京图书馆的前身之一。
武黎嵩说,缪荃孙是柳诒徵的老师,柳诒徵一生所走的图书馆之路,起点就在这里。
1927年,柳诒徵受江苏省教育厅之聘出任馆长。他接手后彻底改造图书馆结构,建了两栋藏书楼,1928年将藏书楼定名为“陶风楼”,纪念四个人:晋代名将陶侃、清代两江总督陶澍、创办江南图书馆的端方(号陶斋),以及他的老师缪荃孙(号艺风)。
在陶风楼里,柳诒徵在保管、阅览二部之外增设访购、传钞、印行三部,编印三十册《图书总目》,在传统四部分类之外增设方志、舆图、丛书三部,开大馆编目之先河。他又以“盋山精舍”名义影印珍本百余种向国内外交换发行,1928年编成《盋山书影》,精选宋元刻本石印出版。
武黎嵩说,柳诒徵不是只把书锁在柜子里的馆长,他要的是书为人用,注重人才培养和群众教育。他深知做传统学问需要长时间沉浸在书里,每天来回奔波极不方便,于是订下《住馆读书章程》:凡外地读者前来,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就可以住馆阅览,馆方供给食宿,对那些专心致志的研究者甚至免费优待。住进馆里的学者,遇到疑难可以直接敲馆长办公室的门。
1934年,青年蔡尚思为了写《中国思想史》,计划遍读历代文集,发现国学图书馆是全国唯一一家可供住读的图书馆,便住了进来。蔡尚思在《学问家与国学图书馆》里写:“柳先生学识既富,品格又高,学者住馆读书,几如受业于门,遇有疑难,可以质叩,盖此公和蔼可亲,且喜奖进贤士。”经过这番苦心经营,国学图书馆赢得了“江南之冠”的声名。
未竟的《明史》是终身遗憾
柳诒徵在陶风楼里守书、编目、影印,看似已把一个图书馆馆长能做的事做到极致,但他心里还压着一件更大的事:重修《明史》。
他要做的不是校勘一部旧史,而是重新确立一套书写历史的义例,为后来的人树立一套判断是非、安顿人心的精神尺度。
要修《明史》,绕不开《明实录》。乾隆年间修成《明史》后,官方版本的《明实录》销毁殆尽,南浔嘉业堂刘承幹购得的明代私抄本,是当时极少数还能窥见原貌的本子之一。从1932年起,柳诒徵利用国学图书馆的传钞部,从嘉业堂分批誊抄《明实录》,并抄配底本所缺的《熹宗实录》,前后抄成442册。
武黎嵩说,抄书在国学图书馆是有规矩的。传钞部订有《传钞简约》,用什么纸、什么笔、每页几行几字、抄完如何校对,都有章程。嘉业堂藏明钞本《明实录》旧版式是十行二十字,抄手落笔前先依底本行款画好格线,用硬毫小楷正楷过录,纸张要选韧性好、耐翻检的,墨色要匀。
然而抗战爆发,抄本被汉奸梁鸿志劫掠至上海影印,柳诒徵失去了修史所依赖的文献底本。重修《明史》的计划,最终只留下一纸构想,成为他一生未竟的事业。
抗战胜利后,对于国学图书馆流散的图书,柳先生一一追回;其中为了追索《明实录》抄本,所下的功夫和甘苦,非一般人可知。
1956年2月,柳诒徵在上海寓所去世,身后唯余一床一桌、书十余箱。武黎嵩引柳诒徵在《国史要义》结尾的话作为讲座的结尾:“过去之化若斯,未来之望无既。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所愿与吾明理之民族共勉之。”
与许多在二十世纪文化危机中陷入焦虑彷徨的知识分子不同,柳诒徵始终以自信的姿态展望中国文化,这份自信并非空谈,而是来自他一生守书、修史的实践;而中国文化所涵养的,正是一种在断裂处重新接续、生生不息的精神。
聆听先贤故事,感悟治学精神与文化担当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除了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的师生,还吸引了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前来聆听。
大家跟随武黎嵩教授的讲述,走近柳诒徵先生的学术人生,认真聆听、仔细记录,不时拿起手机拍下讲座中的珍贵史料。
“学习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要探寻知识背后的真善美。”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2025级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生彭志群对此深有感触。在她看来,柳诒徵先生的经历让自己认识到,做学问不能脱离现实,更应将个人所学与家国情怀紧密结合,让知识真正发挥价值。
同样来自金陵科技学院的学生肖湘,则对柳诒徵先生“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理念印象深刻。“此前我并不了解柳诒徵先生,今天的讲座拓宽了我的视野。”肖湘表示,柳诒徵先生对史学研究的执着追求也让她深受启发:“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研究领域,就应该沉下心来,广泛搜集资料、深入钻研,把一门学问做深做透。”
文 |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白雁 王凡 刘静妍 张文颖 裴诗语
图 |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顾炜 部分图为主讲人提供
视频 |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钱念秋 蔡玥 穆子健 李广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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