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柏林市中心,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夏天还没有到来,妇女们已经拿着铁锹,在瓦砾堆里清理街道。她们不是某种宏大计划里的数字,而是失去丈夫、兄弟和儿子的普通人。

柏林遭受过猛烈轰炸,许多街区只剩下断墙。德国男性人口的大量损失,也让城市里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失衡。能参加劳动的男人太少,妇女便承担起清理废墟、运送物资、修补房屋等工作。

这些妇女后来被称为“废墟妇女”。她们并非人人都是自愿报名,也不是短短两个月便清空了整座城市。有人领取少量报酬,有人是为了换取食物,也有人只是因为家已经毁了,只能靠劳动维持生活。

铁锹很重,砖石更重。她们常常先把碎砖搬到一旁,再挑出还能使用的材料。城市的重建,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动作开始的。街道逐渐露出来,临时住所也一点点搭建起来。

但废墟之外,还有更深的伤口。1945年4月至5月,苏军攻入柏林,德国平民遭受抢劫、暴力和性侵的记录,广泛存在于日记、回忆录和战后调查中。受害者包括不同年龄的妇女,具体人数至今仍有争议,不能用一个未经核实的固定数字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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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责任也不能被混为一谈。纳粹政权发动侵略,制造了大规模屠杀和战争罪行;但对普通德国平民实施报复,同样不属于正义。一个家庭是否支持纳粹,不能简单由国籍决定,更不能成为施暴的理由。

有位柏林妇女在回忆中写道:“没有吃的,也没有人可以依靠。”这句话背后,是当时无数家庭的处境。丈夫失踪,孩子挨饿,房屋漏雨,医院缺药,生活秩序几乎全部崩溃。

货币也失去了原有作用。战败后,德国马克的购买力大幅下降,配给制度又限制了普通人的消费。面粉、煤炭、肥皂和药品,比纸币更难获得。于是,香烟、酒类和罐头成了黑市中常见的交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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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香烟尤其受欢迎,并不是因为某一个品牌具有神奇价值,而是因为它便于携带、容易辨认,也能被驻军和黑市接受。有人用一支香烟换取面包,有人用一包香烟换取更多物资,价格随地区、时期和供给状况不断变化。

“我要的不是钱,是两支烟。”这类话,在战后黑市的回忆材料中并不少见。关于“两根香烟换一个女孩子陪护”的说法,更多像是对当时极端贫困和性剥削现象的夸张概括,不能当作普遍价格,更不能把受害者的屈辱写成猎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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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妇女为了孩子能吃上一口热饭,被迫接受不平等交换;另一些人宁愿挖野菜、拆木板取暖,也不愿面对施暴者。所谓“自愿”,在饥饿、寒冷和武力威胁面前,往往只是纸面上的说法。

1946年和1947年,德国许多地区仍实行严格配给,冬季燃料短缺尤其严重。柏林居民甚至拆掉房屋木料取暖。孩子因营养不良和疾病死亡的情况屡见不鲜,但各地死亡率并不相同,不能笼统套用一个数字。

1948年货币改革后,西占区的经济秩序逐渐恢复,黑市中的香烟也不再拥有此前那样夸张的购买力。只是那些被战争撕裂的家庭、失踪的亲人和无法言说的经历,并不会随着新货币发行而自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