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大儿子毕业典礼那天,我和老伴站在学院楼前的梧桐树下拍全家福,周围全是举着“保研成功”“硕博连读”横幅庆祝的家长,唯有我把大儿子手里那份研究生复试通知书直接塞进了公文包最底层,当着几位老同事的面,硬邦邦地丢下一句:“我们家两个小子,本科毕业直接进社会,谁也不准去念研究生。”
话音刚落,旁边一位教了几十年书的老教授推了推老花镜,像看怪物一样盯着我:“老周,你自个儿是名校博士、大学教授,别人家爹妈砸锅卖铁都想把孩子往研究生院里送,你怎么反倒拦着?”
我笑了笑,没多解释。有些话,外人听着是矫情,只有我自己把前半辈子的路一寸寸走过来,才明白这几个字里藏着多少血泪和清醒。
我今年五十四岁,是我们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工学博士,现在在省城一所重点大学带课题组。在亲戚朋友眼里,我这辈子算是把“读书改变命运”这六个字走到了头——从农村土坯房一步步考进大城市,端上了体面的铁饭碗,拿着不菲的津贴,出差坐头等舱,开会坐主席台。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顶博士帽戴在头上,究竟有多沉。
当年我读博的时候,已经二十八岁了,同村跟我一起长大的发小,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还在实验室里守着几台老旧的离心机,每个月领着几百块钱的补助,连给老娘买件像样的棉袄都得攒上两个月。
好不容易熬到三十一岁博士毕业,头发掉了一大半,胃也落下了毛病,进高校从讲师做起,发论文、申基金、评职称,哪一步不是拿命在熬?
我一直以为,我吃过的苦,就是为了给两个儿子铺一条平顺的学术路。
大儿子周宇和二儿子周航只差两岁,打小在大学家属院里长大,耳濡目染,学习成绩都不错。前年大儿子大三下学期,二儿子刚上大二,两兄弟凑在一起商量考研的事。老大想考本校的研究生,老二甚至连出国的托福单词书都买好了。
一开始,我心里其实是暗自得意的。我甚至已经在盘算,老大跟着我同门师兄读研,老二送去国外镀层金,将来两兄弟全拿个博士学位,我们老周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博士之家”。
改变我念头的,是前年冬天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手底下一个博士生出了事。那个学生叫小赵,特别勤奋,每天早上七点进实验室,晚上十一点才走,可因为实验数据一直不理想,毕业论文卡了两年没过盲审,女朋友也跟他分了手。
那天凌晨两点,我接到保卫处电话,说小赵站在实验楼顶层天台边上吹冷风,吓得我穿着睡衣光着脚就往外跑。
在天台上,那个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子抱着我的腿哭得像个孩子,嘴里反复念叨:“周老师,我读了二十二年书,三十岁了还一分钱没挣过,我爹妈在老家种地供我,我却连一张毕业证都拿不出来,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那一夜,北风刮在脸上生疼,我陪他在天台上坐到天亮,心里头第一次对“唯学历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
去年寒假,老大周宇为了准备考研,天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刷题,连除夕夜吃年夜饭都心不在焉,扒拉两口饭就回屋背政治。年初三那天,老二周航在客厅修理坏掉的扫地机器人,不小心把桌子上的玻璃杯碰碎了,哗啦一声响。
老大猛地推开书房门,眼珠子通红,冲着弟弟歇斯底里地大吼:“你能不能滚出去!整天叮叮当当的,耽误我考不上研你赔得起吗!”
老二也火了,把手里的螺丝刀往地上一摔:“你自己天天在屋里死读书读傻了,拿我撒什么气?你有本事别在家啃老啊!”
两兄弟差点在客厅里动起手来。我站在旁边,看着老大那张因为长期熬夜而蜡黄浮肿、眼神里充满焦虑和戾气的脸,又看了看老二虽然嘴硬却明显手足无措的样子,心里猛地揪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把老大叫到书房,没有讲大道理,只问了他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考研?你想研究什么方向?如果三年研究生读完,就业形势比现在还严峻,你打算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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