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看电影、追剧时,常常能津津有味地讨论一个男性角色的野心、自私甚至残忍,把他的矛盾视为人物塑造的精彩之处。但面对女性角色,讨论却很容易停在一句:“她讨人喜欢吗?”
但如今,事情开始发展转变了,我们终于开始喜欢“恶女”了。
最好她漂亮、聪明,下手够狠,反击够爽。她可以不善良,但必须有魅力;可以做坏事,而不必有做坏事的理由。
《杀死比尔》2026年9月4日重映海报
从《杀死比尔》到《消失的爱人》,女性角色不断试探着观众的容忍边界。有的让人着迷,有的让人如坐针毡。
毕竟,如果女性角色连“不讨喜”的自由都没有,我们给她们的自由究竟有多少?
英国作家安娜·博古茨卡娅在《不讨喜的女性》中,深入剖析了银幕上那些复杂的女性形象,探讨了“讨喜”这个标签背后的权力游戏。
她究竟做错了什么,
就成了“坏女人”?
仔细回想一下,当一个女性角色不那么“完美”时,她会遭遇什么?
她有野心,会被批评太强势;
她表达愤怒,会被说情绪不稳定;
她展露欲望,会被质疑不够检点;
她不肯闭嘴,就成了泼妇。
书中将影视作品中的这些女性形象归纳为九种典型,比如“疯女人”“泼妇”“怪咖”等等,这些词听起来刺耳,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无数影评和弹幕里。
安娜指出,“不讨喜”其实是一种暗语,是“可以随意攻击”的代名词。如果一个女人不讨喜,她就越界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意地在社交、情感或身体上摧毁她。
在影视行业,这种评判标准背后,往往还连着真金白银:“她够讨喜吗?”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能把她卖给观众吗?”当女性敢于展现“不讨喜”的一面时,这就变成了一场对话、一种挑战,一种“她怎么敢这样”的质问,有时矛头甚至直指角色、创作者和演员。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海报。剧中,女主角麦德琳以自己的方式展开了一场复仇大戏
这种套路并非新鲜事。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的“蛇蝎美人”是典型的例子。她们美丽、危险、充满诱惑力,但结局几乎无一例外会受到惩罚。
这种设定本质上是那个时代对女性进入职场等社会变化的焦虑投射,而这种情节塑造则成为一种视觉上的警示:如果你逾越了界限,这就是你的下场。
她们越不去讨好谁,
我们越挪不开视线
然而,为什么近些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为银幕上的“恶女”着迷?
其一,在于“爽”。这些角色不咽下愤怒,不替别人找借口,不把维持体面放在自己的真实感受之前。而我们在她们的故事里,安全地体验了一次现实中往往被压抑的冲动。
其二,在于“主动”。经典的“恶女”往往有强烈的欲望和清晰的行动力。她知道自己要什么,会主动选择,主动争取。这种主动性让故事充满张力,你永远猜不到她下一步会走向哪里,观众的胃口就这样被吊了起来。
比如《消失的爱人》里,女主角艾米精心策划、主动出击,于是一场婚姻危机,变成了让人脊背发凉的悬疑大戏。
《消失的爱人》海报
而最重要的,或许是“真实”。并非所有“不讨喜”的女性角色都能提供复仇的快感,有些人让我们着迷,恰恰是因为她们的狼狈。
《伦敦生活》里的女主角小邋遢就是如此:她搞砸了工作,搞砸了亲情,在剧中,她无数次被问到“你还好吗?”而她的回答永远是“我很好”。但所有人都能看出,她一点也不好。这部剧并非在讲述叛逆,而是在探讨如何接受日常生活的种种混乱,以及身为千禧一代女性所特有的混乱。
《伦敦生活》海报
最终,她没有奇迹般地找到一段感情来“治愈”自己,而是在混乱中抓住一线生机,正视错误,继续前行。
面对这样的角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能和自己有点像的、在生活里跌跌撞撞的普通人。这种共鸣,往往比任何爽感都更持久。
当“讨喜”不再是必选项
我们评判银幕上虚构的女性,和评价现实中的女性,用的往往是同一套标准。
流行文化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种无形的引导。如果一个女孩从小到大看到的,大多是“需要讨喜才能被认可”的女性形象,那她在生活中也难免会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好消息是,情况正在改变。“不讨喜”的女性角色正在崛起,她们赢得了奖项和观众的认可。创作者们和观众似乎都逐渐认识到:复杂、有缺陷、有血有肉的女性角色,并不会让作品减分,反而让它更丰富、更接近真实的人生。
安娜说,解放这些银幕形象,最终也能为现实世界中的女性带来自由。因为当女性看到更多样的可能性,她们就不必再把自己塞进那个“必须讨喜”的窄小模具里。
作者安娜·博古茨卡娅
看完这本书,我们或许可以对自己说:温柔和体贴是美好的品质,但拒绝、愤怒和优先照顾自己的感受,同样是我们正当的权利。我们不必为了证明独立,就把自己逼成一个从不示弱的人;也不必为了“讨喜”,就把真实的情绪藏起来。
下次再遇到那些复杂、矛盾甚至有点“讨厌”的女性角色,不妨多问一句:
她真的做错了什么,还是仅仅不符合某种既定的期待?
真正的自由,或许就是从我们不再需要时刻讨喜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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