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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故事研究专题丨田海(Barend ter Haar):“虎外婆”故事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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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3世纪末和14世纪开始,鬼怪逐渐被认定为女性,而它们从动物(如虎、狼、熊等)变成人形的能力也成为人们观念中明晰的要素。为了表示这类在传统中国非常普遍的生物,我将采用一种西方的前缀——“were-”(变人),如狼人(werewolf)。作为一种变人生物(were-creature),这类鬼怪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永久成员,也是一种时刻都需要应对的永恒威胁。它在20世纪早期最著名的名字就是老虎外婆,这一名字至今仍为许多中国人熟知。形容词“老”是一种表达尊敬的前缀,它可以被任何具有其他含义的形容词(如“黑”)替代,因此需要被精准地翻译出来。老虎外婆的故事与著名的西方民间传说直接相关,如“小红帽”“狼与七只小羊”。我发现的这些新材料也会令我们对西方传说产生新理解。

从边缘性的男性生物(无论是鬼怪还是胡人)转变为女性变人存在(were-being)的重要性不应被我们低估。因为麻胡和它的类似物仍然处于常人世界的外部,可以通过扮演及口头方式被召唤,却并无血肉之躯可遭迫害。可当他们转变为女性变人居住于人类社会时,这一转变必然会带来追捕和杀戮。邪恶的胡人或者鬼怪现在成了“内鬼”(inner demon),“内鬼”这一术语是诺尔曼·科恩(Norman Cohn)教授创造出来以形容本地社会中的某些被鬼怪化的人,犹如这些人不再属于这个社群。正是由于这一变化,恐惧开始逐步成为污名化和迫害行为的基础。

变形:变人生物的崛起

诸如老虎外婆这样的变人生物并不与它们的同类动物一起生活,而是生活在人类之中。中国的生态史研究仍然存在大量空白,但可以确定的是,明清时期大量野生动物在中国本土消失。人们已经很少能在野外遇见老虎、狼或者熊,取而代之的是,史料记载了越来越多这类动物闯入人类世界之事,甚至闯入那些小一些的乡镇之事。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距离在不断扩大,这就可能有助于形成某些故事,使人们对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变人生物感到恐惧。而野生动物偶然入侵人类栖息地会进一步增加人们的恐惧,也会促使人们将剩下来的动物赶尽杀绝。

变形这一概念,或者说在不同生命形态之间转变的能力,应该是中国宗教文化中较晚发展起来的。不过有一个常见的文学传统主题不利于我们的这一看法,即雌狐可以变成一位危险但又充满诱惑的美人,这一主题可能使得学者们认为变形这一现象较为普遍,因而很少去关注其历史根源。像老虎外婆这样的变人生物的出现,提示我们需要去描绘那些隐藏于变形信仰背后的历史,这些生物在本质上就和过去那些鬼怪不同,因为至少在多数时间内它们不必有鬼怪一般的外貌,只有在它们捕食人类的时候才显露出它们作为鬼怪的本性,而此时对人来说已经晚了。因此,变人生物常被认为比一般的鬼怪或者通常的动物更危险。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作为一种打破人类常规理念的文学样式(literary format),它们会更有趣。

老虎外婆:最早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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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至15世纪这一长时间内,除了1300年左右的一则特例之外,史料再没有提及麻胡复合体一事。不过在本节中,我会通过一些证据去分析明代中叶以后这一传统仍然存在,只是改变了形态。我们即将见到一些生物的名字,其在发音上仍然与古老的“麻胡”或者“刘胡”惊人地相似。这一后起的吓人之物是具有妖异特性的,很像口头传统中的麻胡、刘胡或其他类似的鬼怪。明中叶以后的这些证据也同样与20世纪收集的民间传说有直接联系。尽管较早的史料没有提及孩童在夜间啼哭这一语境,它却仍然不断提到老妪是某种变人生物,并且会吃掉孩童或者婴儿。

在13世纪后期或14世纪前期的一则轶闻中,我们可以找到后世的老虎外婆故事中的一个要素。该轶闻记载,山东济宁府肥城有一女人名张婆儿,她的丈夫过世较早,丈夫过世后她即与儿子张驴儿同住:

此人日则守筐缉麻,夜则变作狸,遍去偷吃人家小孩儿,所失者十有八九。

直到某天她又变身为白驴,食人之麦苗,却被麦苗的主人抓获,并差点被打死。最后,麦苗主人将她放走,她归家以后将此事告诉了她的儿子。在这则故事中,老妪变身为某种野生动物并吃掉孩童这一要素,对于后世这一类故事的情节来说非常关键,尽管现代的那些故事版本并不会描写狸(即野猫)。不过,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仍然无法找到老虎外婆故事中的其他要素,所以这一记载尚不是关于早期老虎外婆故事的可靠版本。

最早的详细版本应该是陆容记载的,他是一位善于观察的学者,他提道:“北方老妪八九十岁以上,齿落更生者,能于暮夜出外食人婴儿,名秋姑。”作者本人来自江南地区的昆山,他说从小就听闻这些故事,但并不相信它们(可能作者说的是长大以后)。直到他的同僚对他讲述了华北历城县某位老妪的故事,他才首次开始相信这些故事,他同僚所说的故事的大致情节与作者小时候听到的那些故事类似,但提到老妪的家人每到夜晚就把老妪锁在房间内。不过该记载没有提到老妪家人的这一举动到底是害怕她会去伤害孩童,还是担心她会遭到那些畏惧她的人殴打。

陆容提供的这一信息可以和麻胡复合体传统中稍晚的一些史料相联系。汉语中“秋姑”的发音与秋虎/秋胡非常类似,这已经在18世纪初期以后的文献中有所证明,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文献。“秋姑”与刘胡这一古老角色的发音也很像。这些女人有在夜间四处游荡的倾向,这和上文已经讨论的麻胡及“yehu”等生物的阈限本性亦比较相似,而且这一故事同样被用于警告孩童不要在夜里啼哭。文本中提到重新长出牙齿之事很符合这些生物的变人本性。18世纪早期的《虎媪传》提到了类似的过程,即当老虎“老而牝者,或为人以害人”。显然只有在老年时,这种自动的变化才会发生,从而产生了危险的虎人(were-tigers)。

最后我想指出,陆容既然曾在年幼时于江南地区的昆山听到过这类故事,这就可以说明这一类叙事传统在145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当他听到来自北方的真实事例时,他便使用了这些例子以确认整个叙事传统。当时人明显倾向于将这类故事阐释为真实事件,而不仅仅是传说或者小说。对我们而言,这也表明了15世纪下半叶这样的叙事传统已经确立。

还有一份更往后的史料,记载于1716年以前的某个时间,这则材料和陆容已经概述的叙事传统一致。这一轶闻来自大运河畔的徐州府,该文献的作者将此条轶闻归于“虎怪”目下,其文载:“徐州有老母,年九十余,惟与一幼孙同卧起。孙尝闻母夜食有声,询之,曰‘儿误矣,中夜安所得物邪?'不数夕,又然。孙闻之家人,乃共密启箦求之,皆人骨也,于是大骇,共絷禁之。”我们目前尚不知道这一记载的原始出处,仅知该文献的作者僻居杭州,此时年事已高,所录之事皆是来拜访作者的访客所述。

这一故事与老虎外婆复合体极其类似。当我们考察这一故事的相关细节,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基本的版本已经包括了经典的老虎外婆传说中特有的对话核心。这一故事提到了被视为会吃掉孩童的老妪,而且她被该文献归入虎怪类(奇怪的是,该故事并没有对虎怪作详细说明,这或许表明作者在编辑过程中删减了说明)。18世纪以后老虎外婆复合体的故事往往会提到一段有趣的情节,即“老母”会与孩童同睡,而床的附近则会有骨头,同时孩童会注意到有某物被食,以上这些情节对于老虎外婆的民间传说而言非常重要,因为这将会是没被吃掉的那个孩童决定逃离之时(即本章第四节分析情节中的步骤三与步骤四)。

“老母”这一词语的使用与后来诸版本的老虎外婆故事较为匹配,后者来自邻近徐州的各地,这些地方位于同一交流网络(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点)中。在这里我们也找到了20世纪初扬州地区名为“秋虎老妈妈”的故事,和19世纪初丹阳县(靠近南京)附近的“秋胡老妈”的故事。虽然这一故事提到了一位“老母”与一位“幼孙”,但是故事中角色的亲属和血缘关系仍比较模糊,因为文中仅仅提及“家人”,而“家人”其实既有可能指亲戚也有可能指仆人。在这个案例中,老妪后来被锁住以防止她继续害人。值得一提的是,“秋虎”这一词与15世纪后期陆容所记的名称“秋姑”比较相似。总之,这则大概是1716年以前的故事,比较像关于老虎外婆传说的徐州地方版本,而不是对某个真实事件的记载。但这并不妨碍它对当时人的观念产生影响。

18世纪初之后,我们可以见到一个完整的故事版本,非常接近于西方的民间传说传统,也更近于中国的老虎外婆民间传说。它最早是别人讲述给黄之隽(1668-1748)听的,黄之隽为进士出身,但他的仕途经历几乎仅局限于修史之类。他还是一位不太重要的诗人,并以撰写游记闻名。因为这一传说较为重要,所以我先将其全文载于下,然后再分析。

虎媪传

有为予(黄之隽)谈虎者云:

歙居万山中,多虎,其老而牝者,或为人以害人。有山氓使其女携一筐枣,问遗其外母。外母家去六里所,其稚弟从,年皆十余,双双而往。

日暮迷道,遇一媪问曰:“若安往?”曰:“将谒外祖母家也。”媪曰:“吾是矣。”二孺子曰:“几忆母言,母面有黑子七,婆不类也。”曰:“然。适簸糠蒙于尘,我将沐之。”遂往涧边,拾螺者七,傅于面。走谓二孺子曰:“见黑子乎?”信之,从媪行。自黑林穿窄径入,至一室如穴。媪曰:“而公方鸠工择木,别构为堂,今暂栖于此,不期两儿来,老人多慢也,”草具夕餐。餐已,命之寝,媪曰:“两儿谁肥,肥者枕我而抚于怀。”弟曰:“余肥。”遂枕媪而寝,女寝于足。

既寝,女觉其体有毛,曰:“何也?”媪曰:“而公敞羊裘也,天寒,衣以寝耳。”夜半,闻食声,女曰:“何也?”媪曰:“食汝枣脯也,夜寒而永,吾年老不忍饥。”女曰:“儿亦饥。”与一枣,则冷然人指也。女大骇,起曰:“儿如厕。”媪曰:“山深多虎,恐遭虎口,慎勿起。”女曰:“婆以大绳系儿足,有急则曳以归。”媪诺,遂绳系其足,而操其末,女遂起,曳绳走,月下视之,则肠也。急解去,缘树上避之。媪俟久,呼女不应,又呼曰:“儿来,听老人言,毋使寒风中肤,明日以病归,而母谓我不善顾尔也。”遂曳其肠,肠至而女不至。媪哭而起,走且呼,仿佛见女树上,呼之下,不应。媪恐之曰:“树上有虎。”女曰:“树上胜席上也,尔真虎也,忍啖吾弟乎!”媪大怒去。

无何,曙,有荷担过者,女号曰:“救我,有虎!”担者乃蒙其衣于树,而载之疾走去。俄而媪率二虎来,指树上曰:“人也。”二虎折树,则衣也,以媪为欺己,怒,共咋杀媪而去。

黄子曰:饰诈害世,终以自败。乃其未败也,必有中之者。人苟遇虎而媪者,可勿慎哉!

这一特别的描述与西方的小红帽传说极为接近,并且包括了著名的德国民间传说“汉塞尔与格雷特尔”中的许多关键要素,可以视为是由这些要素组成的类似于“狼与七只小羊”的中国民间传说传统。这一故事分明是由一位信息提供者讲述的口头故事,但通常这类口头传说是用比黄之隽所录更精细的文笔书写下来的。而这一文本则似乎是将原始的民间传说忠实转写为简明的文言,其中使用了一些平行短语或者特殊隐喻的小修饰,还使用了一些最初的口语形式的称呼,诸如“婆”或者“儿”。这一文本中的讲述者明显是在用白话而不是标准的文言来讲述。姑娘和老妪之间生动的对话与它们的西方或者后来中国各地的对应版本惊人地相似。该传说被作者黄之隽解释为警世传说,而故事的讲述者也是将其作为警告山间旅行之危险的传说讲给黄之隽听的。奇怪的是,他们丝毫未提到这传说会用于警告孩童。如我们目前所见和即将更深刻地看到的是,这些叙事传统甚至可能发展为真实的事件,一些现实生活中的老妇人会被指认为变人,并遭到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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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和19世纪的进一步证据

在19世纪早期,江南的丹阳附近(邻近南京)曾流传过一些谣言,它们被详细记载下来,成为证实人们对变人生物的恐惧彻底具象化的最好证据。这一故事保存在记述各种地方信仰和习俗的文集中,此书印于1847年。虽然该书的编撰者在收集这一故事时并未标明其年代,但通过该书所收诸故事的时限性可以判断出编撰者获得该故事的时间约在1837年。因为作者提到了1837年前后流传的对一些事件的不同看法,这说明这些事件很可能发生于稍早的时候。该地区在1828—1829年曾由于人们害怕被剪辫子以及女人们怕被割掉乳房,爆发过一些集体恐惧事件(丹徒附近的详细记载)。这一系列事件是否与我们的案例有关,目前已经不能确定。迄今为止,我尚未找到下文将讨论的案例的进一步证据。

因为这一记述对于了解老虎外婆的传统非常重要,所以我将其全文也载于下,并对各部分进行分析性评论。该故事的第一部分表明了人们为何以及怎样误认某个特别的老妪为他们所称呼的“秋胡老妈”。

新丰一田家妇年七十余,终日偕其子田间作苦。头蓬不裹,短发翳鬃披其肩。尘垢满面,五官模糊不可辨,且又雨淋日炙,或黑或赪,不一其色。一日摘其园中蔬,往镇上卖,行过一村,一道旁牧牛儿见而讶曰“秋胡老妈复至矣”。

牧牛儿之所以这样形容老妪是由于老妪的外貌与上文提到的18世纪早期关于虎媪的描述较为类似,在那则虎媪的故事中,两位孩童认为虎媪看起来不像是真正的外祖母,虎媪声称这只是因为自己脸上蒙着灰尘。我们可以在20世纪口头传统的记载中找到同样的例子。

秋胡老妈者,四月间民间讹言,有妇幻作老妇形,入人家窃食其小儿。起自扬州,转入丹徒,至丹阳而灭迹者也。妇愤其詈已也,即曰“无多言吾,回且食汝”。儿骇,奔告其村中人,乡愚无知,误以为真。鸣钲聚众,各持器械。

由此可知曾有形若老妇的“魅幻”之谣言。不过目前尚不明晰的是,幻化人形的到底是这些谣言中所指的鬼魅即所谓的“秋胡老妈”,还是这只是牧牛儿在从家中听到的口头传说基础上增添的内容。由于牧牛儿的奔走相告,当地愤怒的暴民抓住了老妪,并一路将她送至县衙,接下来该文详细描写了确认其身份的过程。

追及妇而乱殴之,遍体皆伤,乃缚而送之县。自新丰至丹阳三十里,道路喧传,观者云集。比至县不下数千人,逼令坐堂,皇谓“此魅,食民间小儿无算个,幸被擒,请令以印印之,俾复现本来面目”。令由崇明丞来署此县,平素不学无术,时又大醉。乃出印印之三,而妇如故。则又谓“此魅炼已深,现以伤故不能遁,少痊即将变化去,非穿其琵琶骨不可”。令犹豫未决,司阁者又密止之,而大众喧呶不已,谓“吾辈辛苦缚之来,令乃欲放之,以殃民耶”。问其何以知为魅,则以下体女身而上体男身告令。揩醉眼视之,见其妇上唇毫毛茂茂,有似乎须,且两乳又以年老而平,颇以众言为信,遂令穿琵琶骨。穿甫毕,而妇毙。

很明显,在这一过程中,醉官曲解了年长女人的许多明显特征(面毛和平胸),以迁就吵闹的群众的恐惧。群众显然认为变人生物很难完全消除它自己的痕迹。不过同样有趣的是,这段文字反映了“印”的驱邪力量这一深入人心的民间信仰观念是怎样驱使人们强迫官员使用“印”的(但无效果)。袁枚曾记有一则描述云南省某地方官员的轶闻,其文载该官员杀死了一位女狐仙,并取印印其背,再用朱砂(代表权力的行使)点于狐仙胎中两小狐之额。民间小说《西游记》中记载了用刺穿琵琶骨这一驱邪技术降服猴王之事。当然,我们不必由此推断最先将这一驱邪技术用于被怀疑为变人生物者身上的人是受《西游记》的影响,因为人们可以从许多口头叙事传统中听说这一技术,但这至少说明这些传统与人们的生活有非常直接的关联。其后文又载:

始知其误,亟退而商之幕友,幕友曰:“此铸大错矣。为今之计惟有伪召民领赏,令其自供何人殴击,何人缚送,各得其主名,庶罪有所分。”从之,遂缚数人于狱,而请金坛验,不至,请溧阳验,又不至。顷闻其子已上控,不知大吏将何以断斯狱也。

遗憾的是,这一段记载并未告诉我们省级官员是否以及怎样对此案件作出判决,但明显邻县官员都不想陷入这一混乱的案件。此文的作者显然也对故事中的那位地方官持否定态度,但此文的末尾似乎又表明作者在尽力平衡对这一故事的描述。作者增加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多少与之前的故事有些分歧,这可能说明作者是从多人口中听闻此事的。

余初闻此事,颇疑乡民或一时卤莽,令何若此胡涂也,而言者异口同辞,惟言琵琶骨先为乡民穿其一,令又穿其一而毙,为稍异,然其事则凿然不诬。青天白日乃至以人为妖,仕途中所有若此,岂非咄咄怪事。

如同该作者一样,任何一个人最开始都会质疑这些事情是否真实发生,并首先认为我们面对的只是无稽之谈或者仅仅是民间传说。然而,这则民间传说的记述所暗涉的不同表述,似乎表明它不只是一种口头传统的文学变种(literary transformation)。根据多数涉及这些事件的其他史料,我倾向于与史料作者一样,认为这是一件真事。这一记载比大多数史料更能表明恐惧是怎样被特定的观念模式塑造出来,随后又导致地方社群尝试鉴别,并用一场真实的驱邪仪式来结束的。他们仅仅做了和岁末仪式上的那些行为相类之事,不同的是他们所面对的鬼怪在这里是真实的存在。

这一19世纪早期的记载并未涉及过多细节,但它并不是人们出于持续的恐惧而有意迫害其他人的唯一事证。我们还有两则18世纪中期以后的记载,也反映了同样的意愿,并且更加有趣,因为它们不是源于“民间”背景,而是来自精英背景——它们发生在享有特权的高级官员家庭中。像前文一样照录全文可能会稍显冗长,我会在下文进行总结并简要讨论这些记录。

第一个记载准确地记录了它发生于京师。在这一记载中,京师某官员告诉该文本的编撰者,他的祖父留有一妾现已九十余岁,居于后房内,她常坐在炕头一整日(炕,中国北方可以烧火取暖之床),而且不言不笑。她已经不能行走,其外貌似饥鹰,常被家中上下唤为老姨。此官员家中有一孩童常“夜夜啼号,至晓方辍,匝月不愈,(家人)患之。俗传小儿夜啼谓之夜星子”。这段话暗示夜啼的孩童被贴上“夜星子”的标签,但这尚不完全清楚,也有可能这段话是说引起夜啼的鬼被贴上“夜星子”的标签。

于是这一家庭就请来了能捉妖者,捉妖者乃一位老妇人,但还没到老虎外婆那样的年纪。老妇人在小儿旁设立桑弧桃矢,矢上系素丝数丈,并将素丝之端理于她的无名指上。当夜,孩童依旧哭啼,但随后隐隐可见窗纸上出现一妇人之影,长六七寸,并能见到她操戈骑马而行。捉妖者随即摆手低语道:“夜星子来矣。”并立刻弯弓射之,箭命中她的肩,于是妇人弃戈逃跑。随后,捉妖者越窗引线,率众人追击她。他们先捡到她所用之戈,拾起发现乃是一搓线和小竹签。接着,他们追踪痕迹至老姨所居的后房,见此线已入后房门下的缝隙,众人立刻举灯入室,却未见妖迹。突然,一位女婢大呼,老姨中箭了,众人马上去看老姨,果然见到一支小矢插在老姨之肩,而她胯下正好也骑着她所养的猫。众人立刻为老姨拔掉箭矢,但老姨仍血流不止。捉妖者命令扑杀老姨胯下的猫,此后这家人的小儿果然不复夜啼,而老姨却因此得病,数日后死去。

第二则记载是该故事编撰者从同学处听闻的,他的同学曾在十二三岁时在亲戚家中亲历此事。同学说他的亲戚家有一小孩夜啼逾两月而不愈,有老妪认为这就是“夜星子”,于是用木作方笼,四面糊白纸再放于灶上,然后于灶窟内置油灯一盏,并点燃油灯使得灯光能射于纸上。待小儿啼哭时,再于灶前覆一粗瓷碗,碗上横置一菜刀。接着,她取一小凳面对灶门而坐,除童男童女外,其他家人都被要求回避。这位同学当时正好立在老妪身后观望,看到老妪一手扣刀,哝哝作语(显然是一些仪式咒语)。突然,灯骤暗,纸上隐隐见到有黑影往来,黑影渐渐清晰,形貌颇似棺椁。老妪立即举刀背力碎覆碗,此后笼中灯遂大明,黑影印于纸上而不灭。老妪再举笼以火焚之,儿啼顿止。

以上两则记述中的捉妖者显然都是经验丰富的世俗仪式专家,她们都用一种类似影戏的技术去模拟捉妖,以此使得仪式的观众们能够明了。“夜星子”这一名称似乎表明鬼来源于一个边缘世界,但与我们之前讨论的素材库中其他鬼怪的名字有些不符。这里的驱邪仪式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表演,而是非常现实的事件,它会产生一位替罪羊并给其带来死亡。在第二则记述里,仪式使鬼怪类生物和它的毁灭变得可见,对象和表演满足了驱邪的目的。即,捉妖者的木笼,第一则记述里的箭还有妇人用的“素”(未染色)丝线,它们都拥有辟邪的力量。第一则故事中的戈经过咒语的作用化为竹签,签通常被视为源于神圣的文书,所以易被认为有特殊力量。第一则记载中的驱邪过程确实很具体,它提到了猫被扑杀以及老姨自己死于疾病。第二则记载中仪式专家的技术则稍微简单一些,但是她用刀背力碎瓷碗这一实践仍明显带有驱邪的含意。对于孩童而言,这类显出真形的仪式肯定非常有用,它们消除了那些隐藏于四处的未知生物给孩童带来的最基本的恐惧。

第一则记述特别有趣,因为它可能表明这一事件与老虎外婆的叙述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窗纸后的生物是一个人的形象,而老虎外婆中的鬼怪则是动物的变形体。另一方面,如其后文所述,该生物骑的是一只猫,这似乎是一种双重暗示,暗示了她是老虎的象征,在这一解释中,人之变形与“猫/虎”皆存在。曾有一则来自中国北方河南地区关于老虎外婆故事的其他文本,在这则文本中变人生物被称为沃猫精,而不是虎。

还有另外一则几乎是同时期同样发生于京师的记载,同样反映了人们对于老虎外婆的畏惧,而且其中记录的受害者遭受污名化的过程也几乎与上两则故事相同。它提到在1755年的京师,某人家的孩子一生下即患“惊风”,未到周岁即亡。“儿病时,有一黑物如鸺鹳盘旋灯下。飞愈疾,则小儿喘声愈急。待儿气绝,黑物乃去。”以上故事采用了魂鸟(soul-bird)这一观念,即人将死之际会有魂鸟来收集他的灵魂,我们将在讨论黑眚时再次遇到此类说法。“惊风”这一词语之所指为两种特别形式的疾病,一为丢魂(“惊”),这一疾病经常会折磨幼儿,而且如若不治疗会带来死亡;另一种是与特定年龄无关的诸种“风”类疾病。

在泛泛地介绍诸种谣言后,该记述开始变得非常具体。某家儿又患惊风,有位侍卫等到该生物来时,用箭射之。该生物中箭而飞,侍卫遂循该生物之呼痛声和血迹,逾两重墙至一官员府灶下。因为此府之官员与这一侍卫是远亲,侍卫得以迅速解释清楚闯入之缘由。随后故事如下文所载:

见旁屋内一绿眼妪插箭于腰,血犹淋漓,形若猕猴,乃大司马官云南时带归苗女。最笃老,自云不记年岁。疑其为妖,拷问之,云:“有咒语,念之便能身化异鸟,专待二更后出食小儿脑,所伤者不下数百矣”李公大怒,捆缚置薪火焚之。嗣后,长安小儿病惊风竞断。

这一记述与老虎外婆系列故事中的污名化过程存在惊人的结构性相似。这一记述包含了几个阶段,即最初“观察”到小孩频繁死去(没有可靠的死亡率数据,至多是极其主观的观察),接下来是认定有某种奇怪的生物引起了死亡现象。在第三阶段,也是最详细的阶段,该生物被射中和捕获,而且被证实是特征同老虎外婆复合体相类的老妪。她来自一个文化相异的地域,并承认自己是术士,而不是某种变人生物,因为她需要念咒才能改变她的形貌。另一方面,在实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她被清晰地描述为一种动物的变形,无论是鸟(在一般性的谣言中)或者猿(当它被实际抓获时)。关于遥远的南方的苗女能变幻为虎的观念,在清代地方传统话题中非常典型和常见。但是这儿的老妇被视为一种活的变人存在,如虎媪,因此她遭受到了对其恐惧之人的迫害(也可能是受那类故事的影响,因为它同样与孩童的死亡相关联,虽然没有提及孩童会于夜间哭啼)。

接下来这则大约记载于1779年的文本提供了最后一个例证,结果也是老妪被认定为会捕食孩童而成为替罪羊。这一故事同前述记载一样,都有相似的诸阶段,只不过辨认身份的问题以及事件的“解决”都是事后方才明了。在上杭(杭州附近)一处极为偏僻的山村中,一件怪事突然发生:

忽萌妖异,露宿者往往失去小儿,或脑破浆空而死,遂各相警备。虽夏夜酷暑,亦必扃键户牖,甚有藏小孩于箱匮中者,患此近一年矣。

但有一位守夜者不顾这些传闻(他似乎并不是这一村庄社群中的一员),于夜间来到此村庄,当时天刮大风并伴有大雷雨,他遂寻找避雨之处。随后,他发现一怪异的生物,乃一位面容奇怪的妇人,这人正与雷电相抗。于是他用火枪射击这位妇人。第二日早晨,这人过去看此妇人,只见到一具尸体,面手皆长有一寸左右的白毛。最后他将此事告知村民,村民们烧毁了尸体,尔后再无小孩失踪。

这一故事里的地方谣言持续了数月,直到貌似真实的怪物被确认为祸因,谣言才得以止住。文中提及的白发似乎指向令人极为恐惧的旱魃,但这一故事没有明确提到干旱,也没有提及僵硬的尸体躺于棺柩。因此记录这则故事的作者正确地拒绝称其为旱魃,更何况这种恐惧只有在中国北方才得到可靠的证实。我们也许可以推测是拥有北方生活经历的同僚官员将这种可能性提示给作者。故事中的生物试图对抗雷电,这就确证了它的鬼怪类生物的身份,因为人们普遍相信雷电拥有驱邪的力量和惩罚道德败坏者的能力。这一要素可能同样是当地人对女人的一种认知。无论如何,由于村民们怀疑妇人就是引起孩童们突然死亡之因,这足以使他们对那位妇人之死不抱任何疑虑。这使人想起上文提及的京师的案例,那则故事提到孩童都感染了“风”病,且于出生后一年死去。在这两个例子中,老妇人都被污名化,而对她们的处决则止住了那些以神秘方式杀害孩童的疫病。

从前提,内容以及20世纪同样的叙述传统可知,老虎外婆的故事毫无疑问是被用于警告孩童的传说。上文分析的诸种史料反映出基本情节在非常具体的形式中是如何显得鲜活的,是如何超过仪式表演的通常层面而走向真实生活中的驱邪的,无论是放逐(锁住某人)或是现实的杀人。在那则1837年左右关于“秋胡老妈”的案例中,故事像是为指导人们通过将老妪“鉴别”为祸首的方式来对付恐惧而写的剧本。不管怎样,在所有案例中,基本事件是相同的:年老且往往孤立的老妪应为孩童们之死负责,并被草率处理。老虎外婆的故事在中国极大地促进了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过程(scapegoating process),因此该故事根本不是我们熟知的来自西方的关于无辜孩童的传说。

20世纪的口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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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收集到的老虎外婆的故事中,往往都会提及它是一则睡前故事(bedtime story),用以警告孩童们停止哭啼,若不然,老虎外婆就会到来并抓走他们。这些故事中出现的变人生物绝大多数都是虎人,但有时候也可能是狼人或者熊人。多位民间传说采集者指出,这一故事是在中国不同地区,尤其是在他们家乡或采集民俗故事之地最流行的民间传说之一。现存的这些故事数量之多以及它们在全国的分布范围之广(包括了大多数现在被认为是非汉族的地方文化),使得我们拥有充足的史料源以证明我们在此研究的老虎外婆故事是一种古老并已成形的叙事传统,而肯定不是近世传入的。这些材料对我们更深入地考察恐惧,谣言及污名化等主题十分关键,它们同时也表明了口头传播的力量能够穿越时间与空间。

让我们首先来重思老虎外婆的古老史料与20世纪的材料之关联。它们之中提及的动物通常被称为老虎外婆,这一称谓或许和麻胡系列故事中的名字相差较大,但在发音上它却类似于“刘胡”角色群(包括刘“都护”和卢“鼓椎”等变异体)。更进一步而言,在一些区域,虎人通常被冠以类似“麻胡”或“麻秋”甚至是“yehu”之名称,比如北京地区所谓的“马虎子”(更可能被理解为妈虎子,即“老虎母亲”之意),山东地区所称呼的“亚狐”,长江下游地区所称呼的“秋狐外婆/老妈”“老秋虎”和“秋虎老妈妈”。

在有些地区,这些生物名字的构造清楚地表明了它们来源于“野”(形容词“野外的”的简化),如浙江和湖南地区的“野人外婆”,江苏地区的“野人婆婆”,或者浙江地区的“野熊外婆”。浙江和湖南的一些民间传说中也曾描写过打扮成变人生物的野人。“野”或者“ye”这一形容词清楚表明了“来自野外”之意,并且与古代“yehu”这一生物的名字很相似,“yehu”也来自“夜”或者“野”,而且直到宋朝末年(可能更晚)仍是在岁末驱邪仪式中被驱逐的对象。

老虎外婆与麻胡/麻秋/刘胡复合体以及岁末驱邪仪式中的“yehu”的相似性,既可见于它们名字发音的相似,又可见于它们实际内容的相似。15世纪秋姑的故事和19世纪早期秋胡老妈的谣言,都是早期麻胡复合体和20世纪的老虎外婆故事版本的反映。因而,在这些名字所具有的相似性的基础上,再考虑到它们的信仰与实践的实际内容,似乎可以很有道理地说老虎外婆传统的直接原型是古代的麻胡复合体。最后还有一个证据是来自“麻胡”这一绰号,这一绰号表明鬼的脸上存在着麻点,而麻点也是老虎外婆的形象特征。因为曾经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活动的真正的老虎,身上都有斑纹,老虎外婆面部的麻点肯定要通过神话加以解释,而老虎外婆与“麻胡”的联系正为此提供了一种非常简便的解释。

在考虑完这些历史的联系以后,让我们简要回顾20世纪不同老虎外婆故事中的基础情节的结构,如下所列。

1.离开(经由或来自一个阈限世界):母亲离开,有一位住在遥远地方的年长的姑母、姨母或者祖母会来探望或照顾孩童。但在她尚未到达孩童处时,她或者孩童的母亲就被变人生物在森林或者山中的某处吃掉。

2.进入家中、身份辨别失败工:在进门时会有一段对话,即孩童指出变人生物看起来并不像真正的亲戚。在此对话之后,变人生物依据孩童所描述的内容改变自己的声音和外貌,得以进入家中。

3.奇怪的行为、身份辨别失败目:变人生物在做出类似常人的行为方面存在困难之处,这会造成很多滑稽的对话和处境,但最后他们都会上床睡觉。

4.带有对话的床上场景。身份辨别成功:在床上,真相最终被发现,这通常是在变人生物吃掉一个或多个更年幼的孩童以后。那个幸存的孩童制造了一个借口离开房屋,通常是以小便为由。

5.幸存的孩童(一个或多个)通过计谋最终逃生:孩童(一个或多个)隐藏到一棵树上或是其他高处,并成功使得怪物做出一些能杀死它本身的愚蠢的危险行为。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地区中各种称呼的内在结构,我将对它们中的若干种进行归纳。这些称呼大致按照地区罗列(完全没有标示出处的版本和少数民族的版本都被排除)。早期的故事版本往往是由文人收集而来,但文人会按照他们的审美和伦理标准修订一些内容。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之间,虽仍有人在收集故事,但却加入了政治的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时,因为中国大陆的出版事业已经恢复,这一时期那些带有过度说教性质或者政治意图的编辑就很少了。从叙事角度而言,现在我们通过专业方法收集到的各种版本已有相当数量,这些版本甚至包含了淫秽和滑稽的对话,以及地方语言。在这些内容中,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版的大多数版本被修改得温文尔雅。最近,中国大陆出版了一些民间故事集成,我们从中也知道了不少有关信息提供者所在的社会、文化或教育背景信息的轶闻,但是我们仍然几乎无法知道这些故事曾经或者现在是在什么情境下被讲述(或者对谁讲述)的,其地理标志也仍然很模糊(最多只标出故事发生地所在的县),就算是在给定的区域中,也可能会有比现有版本更多的地方版本。而且,即使是在现代的故事集成中,依然会有很多隐含的编辑,因为只有一种或两种版本能被选入集成,我们依然无法知道更多的版本。近期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就指出,老虎外婆故事在浙江的流传较广,仅在东阳县一个县收集到的七个版本中,怪物便可以是老虎、狼。猢狲、熊甚至是野人。

虎(虎hu,老虎laohu)常见于长江流域(也有少量例子是狐,这可能主要是因“狐”和“虎”发音相似而引起的混淆)。熊(xiong)主要出现在遥远的南方以及较远的北方(东北),而狼(lang)则在黄淮流域特别常见。有一种叫做罴(pi)的动物在辽宁和山东都出现过,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不少人从山东移民到辽宁。野人(yeren)在长江流域有着翔实的记载。叙事结构中的“变人元素”(were-element)会随着所在生态区位(ecological niches)的不同而发生明显变化。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人熊”曾在广东和广西流行,这一动物在南宋初年被周去非(大约1177年时)描写在其所著的《岭外代答》中,他形容人熊是一种非常强壮并且类似人的生物,长着尖锐的指甲。另一作于1601年的广东北部地区的游记则声称“人熊”会吃人的眼球。因为在长江上游和遥远的南方,人们大多认为人熊是一种可怕的、近似于人的生物,所以它是最能填补老虎外婆空白的地方性变人生物。

无论是麻胡复合体中有妖异特性的将军们,还是古老的岁末驱邪仪式中被驱逐的生物“yehu”,都源于一个阈限世界。将军们通常被描绘为胡人的后代,有时文献作者也会清楚地提到他们具有妖魔化的起源。“yehu”则源于“夜”或者“野”,后两者在自然中都有明显的阈限性。同样,老虎外婆复合体中的怪物们也总是在野外(野ye)游走。它们很少是狐或者其他具有超凡能力的(charismatic)动物仙(animal-immortals),它们的生活地点更靠近人类,至少在中国北方如此,比如“四大门”。我们只见到在湖南和福建的文本中提到狐,可实际上狐在这两个地方都是一种相对陌生的生物。其实,不管是在遥远的过去还是在20世纪的故事里,潜存于这些男妖的文化复合体内的语义系统中的那些吓唬和威胁孩童的妖异存在,总是同一类来自野外的阈限性存在。

尽管威胁一直明显来自阈限世界,但大约在宋代以后,怪物本身经历了彻底的性别变化。怪物变成女性本身并不奇怪,另一性别变化的例子就拥有相对翔实的文献记录,即北宋时期观音菩萨从明显的男性角色变成了女性,这一例子表明这类性别变化确实发生过。麻胡和刘胡复合体中的原因论总把怪物视为男性角色,有一份早期史料甚至提出它是一位长着胡须的人。陆容作于15世纪晚期的史料指出,当时怪物已经变成了女性角色(通常是一位老妪)。对此变化较具可能性的解释可分为两部分:第一,之前的男性角色“ma”(麻)和“hu”(狐/胡)与新出现的女性角色“ma”(妈)和“gu”(姑)之间在发音上有清晰的相似性,这种发音的近似很可能助长了鬼怪类生物的性别变化;第二,旱魃这种著名女鬼的存在,可能也是一个助因。至少从15世纪起,并且很可能从更早的时候起,人们就相信旱魃会附着于某位新近死亡并被埋葬的老妇的形体中,它借助该形体将整个地区的土地出产能力汲取到她的坟墓之中。当这种恐惧被地方谣言激活时,人们就会去寻找可疑的坟墓,挖出尸体并将其损毁。旱魃被想象为一种很像鸟的生物,浑身覆以白发或白毛,因此它也是一种与老虎外婆及其前身非常相似的变人生物。

若还有一些潜存的可能原因,我们就只能予以推测了。女人通常是小孩的主要看护人,到明代,可能大多数中国人家的附近已不再有真正的荒野,这加强了地方社会群体对边缘人的恐惧。恐惧的焦点不再是可能抓走在外玩耍的孩童的妖异存在,而是转移到身旁的边缘女人身上,她们可能会直接威胁到家庭。这些女人可以是仆人、小妾、老妇人或者外婆(即外祖母,在中国的宗法社会中,祖母与子孙辈共同住在家中,而外祖母与这一家庭的距离则比祖母远得多)等。对这一主题的深入了解还需要在各种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在此不可能进一步对其进行探讨。

本文节选自[荷]田海:《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赵凌云等译,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48-71页。

标题为节选时自拟,部分内容有删减。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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