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12日,南京城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武定门节制闸附近的护城河里,几个孩子用竹棍戳着一团泡烂的棉絮。棉絮散开,露出一只塑料袋,袋口扎着细麻绳,里面一颗女人的头颅已经腐败变形,舌头外伸,颅骨碎裂。孩子们吓得魂飞魄散,跌跌撞撞跑去喊大人。
消息传到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侦技人员和法医驱车赶到河边。还没等他们喘匀气,北郊栖霞分局又来电话。十一岁的小学生张庭洪在合班村双塘捉青蛙,摸到一只用旧棉絮裹着的女人左脚。那只脚从踝骨处齐齐切断,插在塘边淤泥里。
紧接着,晓庄大队妇女队长叶凤英反映,几天前深夜她家的狗叫得凶,一块重物砸在大门上。第二天她在粪坑里捞出一块肉,皮子很细,那是被剪掉乳头的胸部肌肉。
同一时间,白下区一位清洁工在小火瓦巷厕所掏粪时,一块带肉的骨头堵住了出口——女人的左膝盖骨。
6月12日这一天,南京城南北多地同时冒出人体碎块,相隔最远的两个现场相距19.5公里。南京市公安局连夜成立“六·一二”专案组。技术人员对所有碎块进行检验,确认血型相同,腐败程度相近,凡能区分性别的均属女性,这毫无疑问是同一名受害者。
接下来八天里,侦查员跑遍水塘、厕所、粪坑,共十一个现场,找到四十九块骨肉。最重的三斤半,最轻的才一两多。
尸块可以拼成三分之二的人体,但缺右手、右脚、右前臂、右小腿,内脏也不全。包裹尸块用的黑色女式衬衣、麻袋和麻绳被一一收拢。
凶手把头颅敲碎扔在南郊,大部分尸块抛在北郊。这种极力隐藏死者身份的手段,说明凶手对死者非常熟悉,排查死者身份成了破案的关键。
头颅已经敲碎变形,尸体完全腐烂。技术人员把尸块反复冲洗、防腐,请来口腔、皮肤、解剖等九个专业的医学专家会诊。
南京口腔医院的医生盯住死者的智齿,结合股骨和肱骨的骨骺吻合情况,断定死者至少在二十岁以上。死者皮肤细白、手掌无老茧,不像干重体力活的人,可能是城市女工。
画像显示:瓜子脸,上门牙外呲,鼻梁上有一颗芝麻大的黑痣。后脑发际线处有一块二分硬币大小的陈旧疤痕,身高不超过1.55米,体型偏胖。
为了提取指纹,技术人员想到了烟熏法。手在煤油灯上轻轻烤过,黑色烟灰附着在皮肤上,再用软毛刷扫掉浮灰,掌纹的沟壑才显现出来。
专案组在全市铺开排查。常住人口、插队下放、外地来宁的十五到二十五岁女青年,总共二十一万多人。东方红模具厂一个工人反映,有个女青年经常出现在侄儿沈建国家里,案发后再没去过。
沈建国是插队知青,案发前曾说“就怕节制闸那边被人发现”。侦查员立即走访,最后查明沈建国私藏的是偷来的木料,女青年也安全在世。
龙苍巷的李为柄曾和一个妇女姘居,案发后他重新做了地坪,床下有一大滩血。技术人员化验后确认,那是妇女生产时留下的陈旧血迹,血型与死者不同。
又一条线索被否定。排查到10月15日,全市只有两个人没有下落:孙玉琴和陈玉兰。孙玉琴十七岁,外貌和死者很像,右臂还有一块“黑记”。她父亲因杀人嫌疑被劳教过,释放后靠采草药为生,家里只有父女二人。
案发初期,有人认定孙玉琴就是被害者,甚至要求收回查找照片。但技术人员比对后发现:眼角一圆一尖,牙齿一平一呲。孙玉琴连剪指甲都要人帮忙,死者指甲却剪得整整齐齐。而且孙玉琴早在1972年就失踪了,时间对不上。技术人员给出书面结论:孙玉琴不是本案死者。
后来查明,她去了安徽农村经人介绍结了婚。孙玉琴被否定后,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陈玉兰身上。陈玉兰二十一岁,南京高频钢管厂徒工。1973年6月7日上午十点,她离家外出后失踪。
其实发现尸块后第三天,厂里就反映过,但当时被否定了。理由是清洁工说发现尸块的时间是6月7日上午,而陈玉兰那时才出门。且陈玉兰留着长辫子,穿红色衬衣,死者却是短发,穿着黑色衬衣。
第三次复核时,技术人员拿照片和死者比对,发现眉梢走向有差异,再次否定。但专案组老同志坚持认为陈玉兰这条线不能断。
调查发现,陈玉兰在6月7日以前完全没有自杀念头,她还约了对象周末去玩。6月6日夜十点,她与对象一同漫步街头归来,正欲躺下休息,其母忽见窗外有手影向陈玉兰招手,疑似是她前男友周文燕。
陈母怒斥道:“若有事便进来,何须鬼鬼祟祟?”言罢,那手影便消失无踪。当晚,陈玉兰并未外出,然而在6月7日上午外出后,便神秘失踪。
周文燕是秦淮区房管所木工,二十八岁,他和陈玉兰的恋爱遭到家长反对。五月份陈玉兰跟别人恋爱,周文燕不甘心,曾扬言要敲死她。
6月7日上午,周文燕在工地干活时私自离开。6月9日他去支农,整个人累得不像样。案发后,他把和陈玉兰的合影交给朋友保存。
9月19日,周文燕被拘留,但他拒不承认接触过陈玉兰。专案组提醒技术人员:长发可以一夜剪短,衣服颜色也能染。技术人员把死者头发放在高倍投影下,发现断面毛刺尖锐。这是新剪的特征,说明死者的短发是凶手临时剪掉的。
技术人员又翻出陈玉兰的照片,去除修底痕迹,在鼻梁相同位置找到了那颗黑痣。死者的左脚套进陈玉兰的鞋子,完全吻合。最能定性的证据来自一张三年前的职工登记表。陈玉兰1971年填写过一张表,纸张上留有汗液掌纹。
技术人员用药水轻轻涂抹,一枚清晰的左手掌纹浮现出来。与死者左手掌纹进行重叠比对,所有特征点一一对应。1973年11月8日,专案组正式认定:死者就是陈玉兰。死者身份确认后,周文燕的家人进入警方视线。
周家住秤砣巷六号,离护城河不远。三哥周文渝是理发店学徒,会理发。母亲汤风藻是染工,家里就有小染坊。
11月12日,周文渝和汤风藻被拘留。周文渝胆小,被拘后十分紧张。经过政策教育,11月17日,周文渝供认了全家人参与碎尸、抛尸的过程。
汤风藻眼看大儿子招了,心理防线也跟着崩溃。她交代了自己如何策划灭证,她曾多次订立攻守同盟,以为死不开口就能逃过去。
外围扫清后,专案组开始正面突破周文燕。预审员亮出工地的实物照片,证明他6月7日上午擅离职守。周文燕低下头,承认门没修好。预审员追问他几点和陈玉兰会面。周文燕终于交代:九点多,在三条巷九号。
1973年6月7日上午,陈玉兰要求归还照片,表明恋爱关系结束。周文燕一把将她摔倒在地,双手扼住她的脖子,致其死亡。他锁上门,回到秤砣巷和母亲、三哥商量。
当晚九点,兄弟俩把尸体运回自己家。煤油灯昏黄,周文燕拿起剪刀,剪断了陈玉兰的两条长辫子。他用斧子砍下头颅,照着母亲的主意把头骨敲碎。内脏被掏出来剪碎,拌上煤灰,装进塑料袋。
整个过程持续了一夜,为了不惊动邻居,他们不敢开电灯。当夜,兄弟俩分两次抛尸。他们在南郊把头颅抛入节制闸,内脏丢进水塘。在北郊,他们把剪碎的头发散在马路各处。最后把左脚、左手埋在双塘边的淤泥里。
那件红色衬衣被汤风藻丢进染缸,染成了黑色,故意留在现场混淆视听。根据交代,警方找到了陈玉兰的右手和腿骨。印染专家鉴定确认,黑色衬衣确实是红衣染成的。
至此,本案真相大白。最终周文燕被判处死刑,周文渝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汤风藻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这起历时五个月的命案终于告破。在那个没有DNA和监控的年代,技术人员在煤油灯下提取的汗液掌纹,成了终结罪恶的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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