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奥林匹克协会(IOA)围绕“杰出功勋运动员”(Sportsperson of Outstanding Merit,简称SOM)的最新一轮操作,再次把印度体育治理的老问题摆上台面。评论者莎尔达·乌格拉(Sharda Ugra)在文章中直言,这一轮风波里看不到“体育”“运动员”“路径”和“远见”的影子。
她给出的关键词是:羊群、控制、傀儡、短缺、越权,以及“老样子”。在她看来,这场风波首先提醒人们一件事:在赛场上守规则、展现专注与决心的运动员,未必会把同样的品质带进赛场之外的选择与行为。一名杰出运动员,不一定就是一位品行杰出的人。
文章认为,这种转变源于精英运动员身处的环境——该忍耐时必须忍耐,有机会时则加以利用。其中一条基本规则从未改变:面对权力及其不成比例的要求,最好不要挑战,而是以恭顺回应。
乌格拉指出,印度体育真正缺乏的是领导力和进取能力,新建漂亮场馆、承办大型赛事都无法弥补。而在这场SOM风波中展现出来的“能力与干劲”,是获取高位并留在高位的欲望——通过赢得选举,或者在必要时通过破坏程序本身。
她提到,无论初衷多好,新的监管规定——例如《国家体育治理法》——首先需要被落实、推动,并在关键时刻以最好的意图贯彻到底。而这一次,一项规定被做了“整容手术”,连良好的意图都看不出来了。
《国家体育治理法》及其内容本应逐级传导至全国约4万多个体育组织,覆盖国家、邦和地区各级。但真正传导到底层的,是对权力争夺的集中关注、规则的稀释,以及在这些操作中体育本身及其优先事项、补救措施毫无位置。职位权力是首要焦点,体育始终排在第二位。
SOM风波还让另一件事退居背景:IOA运动员委员会(AC)连续第二次选举“空白”。今年该委员会选举名册列出34人,与2022年类似,有24名候选人“退出”,再次留下精心挑选的十人。根据新版IOA章程第3.7条,该委员会负责选出8名SOM,再由IOA大会批准。
但IOA选择批准其《2026年SOM规则》,通过相应文书把选举团从10名运动员委员会成员,改为由80名前精英运动员组成的名单——由SOM来挑选SOM。
这80人的候选人名单同样出现了退出等情况。SOM选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中两人会被提升进IOA执行委员会,另加运动员委员会的两名成员。
文章追问:这些“一致”当选的运动员委员会成员或SOM,能为印度体育做什么?在真正需要的时候,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将为谁发声?没有人。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凑人数、打勾。
过去四年,“退出”和外部“推荐”在围绕运动员的选举中已成常态。运动员候选人表示,他们会接到“一些人”的电话或信息,这些人可能是资深同行、协会官员,也可能是政府人士,或自称代表部委、政府乃至国家最高层的人。
乌格拉写道,通常情况下,如果这些劝退和“投票给某某”的对话能被录下来、发到社交媒体上、再开个新闻发布会,那会是好事。但让运动员退出他们本可发声的职位,或要求出示支持高层“推荐”的证据,已经完全被正常化。摔跤选手抗议事件的后果,展示了对抗权力者会得到怎样的对待。
过去四年,一些知名运动员担任了体育界的高级职位,但他们的角色大多是礼仪性的;而PT乌莎(PT Usha)的情况则是,一旦可能引发震动,就被边缘化。
文章还提到,前曲棍球名宿迪利普·蒂尔基(Dileep Tirkey)作为印度曲棍球协会主席,不会参加IOA选举;而前印度摔跤联合会副主席、现任印度曲棍球协会秘书长博拉纳特·辛格(Bholanath Singh)将参加。博拉纳特最近一次出现在视频中,是在印度男子队赢得亚运会金牌后强行挤入球队庆祝圈。乌莎则通过冰球项目进入IOA选举,但她面对的是这个游戏里的老玩家。
如今巨大的裂痕已导致国际奥委会(IOC)致信IOA,一名代表对“令人遗憾”的局面表达“失望”。印度原定于11月26日向IOC就2036年奥运申办做在线陈述,这一陈述可能已经受到严重冲击。文章最后写道,IOA和各协会可以开一场联合新闻发布会,把这份“功劳”全部领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