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期发布的《2026年排放差距报告》指出,由于长期气候行动不足,全球升温幅度超过1.5℃已难以避免,维持温控目标的机会窗口正在急剧收窄。报告同时强调,若能从2026年起采取更严格的减排措施,仍有可能将超标幅度和持续时间降至最低,并在本世纪末把升温重新拉回1.5℃以内。
科学界普遍认为,大规模、快速部署风光发电,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本世纪过去十年经济、高效的减排抓手。然而,一个常被气候评估体系忽略的变量,正在拖累全球转型节奏:针对可再生能源装备及电动汽车的贸易壁垒。部分国家一边在气候大会上依托“阿联酋共识”重申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的承诺,一边设置关税、指责绿色产能过剩,强化本土化采购、供应链审查等排他性门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去年撰文指出:中国的绿色“产能过剩”恰是全球气候问题最优解。
这类贸易壁垒的影响,远不止作用于出口厂商,首当其冲的,恰恰是壁垒实施国自身的能源转型进程。高额关税、反补贴调查、本土化强制要求、供应链审查门槛,会抬升风光项目投资成本、拉长项目建设周期,直接放缓本土风光装机节奏,削弱其本可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2026年以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进入正式实施阶段,电池法规碳足迹声明、公共采购规则、外国补贴审查等政策工具叠加,进一步提高了绿色产品进入市场的合规成本。壁垒的外溢效应还会推高全球清洁能源设备价格,抬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绿电的门槛。许多资源条件优越的发展中经济体,本可依靠平价风光设备,避开高碳化石能源发展路径,贸易保护却压缩了这条低碳捷径的空间。值得区分的是,合理的质量标准、安全审查、负责任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本是行业治理的应有之义;而以产业保护为内核,带有明显歧视性、系统性抬高清洁能源成本的壁垒,才是气候行动的障碍。
在讨论全球排放格局时,一种片面叙事长期存在:部分发达国家反复聚焦中国排放总量,却无视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量,更有意忽略两个关键事实。其一,中国是全球风光装备最主要的供给方之一,大量光伏组件、风机设备出口海外,支撑各国绿电项目落地,这部分设备所带来的减排效益,是实实在在的全球减碳贡献,却常常没有被纳入核算与舆论评价之中。根据《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提到的公开数据,2025年中国向全球提供了约80%的光伏组件和约70%的风电设备,持续压低全球可再生能源造价,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条件低成本开启能源转型。
其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意味着要以较短时间完成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转型。11月11日,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上表示,要实现2050年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落实1.5℃控温目标并在这十年加速行动,中国是唯一真正大幅提速的国家。他建议说“如果想买太阳能电池板,那就去中国;如果想买一辆真正出色的电动汽车,配套充电网络,那就去中国”。
当前气候评估框架具有局限性。主流排放差距报告在分析温升诱因时,习惯于聚焦长期减排行动不足、气候系统惯性、各国自主贡献履约不足、适应资金缺口等维度,很少将绿色技术领域的贸易保护纳入常规分析框架。这容易掩盖气候治理中的结构性冲突:气候目标是全球性的,绿色技术的流通却被贸易政策割裂。
气候治理不能出现“气候目标一套,贸易政策另一套”的割裂。守住1.5℃防线,既需要各国兑现减排承诺、补足气候资金,也需要维护开放、非歧视的清洁能源贸易环境。全球绿色转型天然依托分工协作的产业链,风光装备和电动汽车的自由、顺畅流通,才能让低成本减碳方案抵达更多国家。沿着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联合国气候谈判两条轨道,应厘清正当监管和保护主义壁垒的边界,推动碳足迹核算互认、绿色通关便利化和绿色技术普惠流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体现在减排义务分配上,也应体现在绿色低碳技术开放共享、普惠流通的责任之中。
(作者系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原主任、中国新闻周刊首席低碳传播官)
作者:贾峰
编辑:杜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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