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文明何以“可大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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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文明何以“可大可久”?

向内求得心灵安顿,还是向外构建良善政治?这是横亘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经典追问。在许多文明的叙事里,二者仿佛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退守内求的精神世界,要么投身外驰的现实功业。但跨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却早已走出了这套二元对立的逻辑。

11月16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主持人何婕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共话中国文明的治理基因。范勇鹏教授从“内救与外救”的辩证关系切入,揭开了中国政治文明独树一帜的深层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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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勇鹏教授看来,“内救”与“外救”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体,这背后正契合中国文化“内圣外王”的理想智慧。“内圣外王”一语虽最早见于《庄子·天下》,后世儒家将其与《大学》修齐治平的脉络相融,用来概括理想人格与治世之道。向内的维度上,儒家讲“诚意、正心、修身”,本身既包含安身立命的心性滋养,也把个人品格修养作为一切行事的根本;佛教与道教的思想传承,则进一步丰富、拓展了中国人安顿心灵的思想资源,共同构筑起层次丰厚的中华精神世界。而中国文明最特殊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始终将“外救”——也就是通过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打造有序良善的社会状态作为抵达文明理想的核心路径。这种选择并非偶然,而是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层特质,源于“有需求”与“有可能”两大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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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底层逻辑,是文明存续的现实需求。范勇鹏教授用《周易》中的“可大可久”四个字,精准概括了中国政治文明最鲜明的特质。所谓“大”,是中国作为超大规模文明体,在疆域体量、人口规模与文化包容度上,在人类历史上独具特点;所谓“久”,是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从未中断,拥有世界上绵长完整的文明记忆。要维系这样一个规模巨大、传承久远的文明体,核心前提就是稳定有序的政治状态。没有持续的治理整合,超大规模社会容易走向离散;没有稳定的秩序框架,文明延续便缺少坚实依托。对有序政治的持续追求,本质上是中华文明为实现“可大可久”而生的内在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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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底层逻辑,是历史经验赋予的现实可能。范勇鹏教授指出,一个民族对理想秩序的信念,往往扎根于自身的历史记忆。不少文明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更多寄托于彼岸或超验愿景,这和它们的历史经历有关;而中国的理想秩序叙事,始终锚定在人间治理的实践之中。从孔子回望周公、向往西周礼乐治世开始,我们的文明深处留存着一套本土的治理范本:古人曾依托礼乐宗法体系,在广阔的天下格局中,形成各安其位、民生安定、百业有序的治理秩序。这份曾经落地的治世经验,让中国人对良政善治的追求扎根现实,而非悬空想象。这也和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一脉相承:历朝历代的儒学随时代需求迭代发展,但内核始终关切现实治理,不脱离济世安民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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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儒学到汉代对儒家思想的体系化建构,再到后世的传承发展,贯穿中国思想的核心主线从未改变。《春秋公羊传》提出“大一统”的理念,汉儒又结合时代治理需要对其加以阐发,逐步使之深入人心——天下一统、社会有序,是中华文明存续的基本要求,也是沉淀在文明基因里的共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这份传承中读懂当代中国:我们既重视向内的精神修养,传承儒释道积淀千年的心灵智慧;更执着于向外的治理实践,以国家善治守护文明的“可大可久”。

向内安身立命,向外治国安邦。中华文明从来不在“内”与“外”之间做单选题,而是以内圣为根基、外王为路径,在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双向构建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份跨越数千年的智慧,不仅是中国治理的深层底气,也为当今世界破解秩序困境、探寻文明出路,提供了来自东方的深刻答案。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