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科让我去领一份表的时候,是周五快下班。走廊里灯已经灭了一半,只留靠楼梯那盏还亮着。我走到二层拐角,碰到财务室的老周,他端着茶杯看了我一眼,说,又加班啊。
我说嗯。
他说你们年轻人就是身体好,扛得住。
我没接话,接过表格低头一看,是转正申请表。在这家单位干了三年,干的是劳务外包的活,一月三千八,没有公积金,档案在人才市场挂着。这表我等了很久,真发到手的时候,手却有点抖。
入职那年我二十五岁。没背景,没关系,家里还欠着十几万的债。父亲在工地上摔坏了腰,常年卧床,母亲在超市做理货员,一个月两千七。我是家里唯一一个读了大学的,也是唯一一个背着债走进社会的。
当时单位招人,我看上了这个岗位。虽然是外包,但好歹坐办公室,不像我那些同学去送外卖、进工厂。我拼了命考进来,三年里没敢请过一天假。
表格后面还附了一页纸,是绩效考核表。科室负责人用红笔划了一条线,说这条线是转正的最低标准。每年的业务量、出勤率、加班时长,都要够线。
我看了眼那个标准,是整个科室里最高的。因为我加班多,业务量也高,按正常算法早够转了。但表格下面还留了一栏,写着部门综合评价。那一栏空着。
科室负责人说,这是要老孙给你签的。
老孙是科室副主任,今年五十二岁,还有三年退休。他那块印章咔嗒一落,这事才算成了。
我等了三天。周一上班,老孙不在。周二他去市里开会。周三在。我端着他最爱喝的茶叶茶推门进去,他抬头看我一眼,说我正忙着,等会儿吧。
我就站在门口等。等到中午,他吃完饭回来,才招手让我进去。我把表放他桌上,他拿起来看了看,没急着签字,说了句,你这几年干得不错。
我心一紧,不知道他话后面接什么。
他说,但是你知道的,今年转正名额就一个。
我点头。
他说,你也知道,小陈是苏主任的侄子。
苏主任,我们科室的一把手。小陈去年进来的,也是外包,今年也到转正年限了。
老孙说这话的时候,没抬头,眼睛看着表格,像是在看什么特别为难的东西。他说,你干得确实比他多,这个科室上下都看得见。但你也知道,这事不是干活多就一定能轮到的。
我站在他办公桌前,手指攥着袖口,说了句,我知道。
我说我知道,但我知道什么?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来这三年,每个月的报表都是我在赶,年底的汇总是我周末加班做的,科室里拖了半年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审完归的卷。
这些活我都干了,没人让我干,也没人说不让我干。我只是觉得,一个科室总有活儿要干,我不干也轮不到别人干。
我说完那两个字,老孙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说你先回去,我月底前给你答复,行吗?
我说行。
回去的路上,我路过单位门口那棵银杏树,叶子黄了一半。我没走电梯,从楼梯一层一层走下去,数着楼层,脑子里全是打算。
那几天我没怎么睡。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躺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都是老孙那句“就一个名额”。其实我这三年都知道这个道理,编制这东西,明面是凭本事,实际上拼的是谁有人说话、谁有关系走动。可我没那个人能替我说上一句。
我妈打电话来问转正的事定了没有。我说快了。她说要是定了,年底就能把亲戚那笔钱还上,她就不用再去跑街了。
我没告诉她名额只有一个的事。
周五,我约了科室里最熟的刘姐吃饭,在单位旁边那家兰州拉面。点了两碗面,她吃了一半就不吃了,说最近胃不好。
我问她,刘姐,你觉得我这回转正有没有戏。
她吸了口气,说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干活确实是第一名,这一点没人敢否认。但是,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能熬吗?你的身体扛得住吗?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小陈那个人家是苏主任侄子,但苏主任也不是只手遮天的。今年科室里调走了一个人,空出来的编制是局里统一安排的。这种事,最终要上会研究。会上谁说话重,谁说话轻,就看平日里谁欠谁的。
她放下筷子,压低声音说,老孙的表态其实不光是自己的意思。你要是有办法让老孙肯为你说话,苏主任那边才可能被动。
我说我拿什么让老孙为我说话?我身上又没东西可给人。
刘姐说,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一无所有,别人凭什么站你这边。
我那天从拉面馆出来,天已经黑了。走了两条街,脑子里都盘旋着她那句话,你一无所有,别人凭什么站你这边。
我确实一无所有。
可我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决定。我回家以后,没打开电脑,也没躺床上发呆。我下楼在小区里跑了五公里。跑完后,压了一百个俯卧撑。全身酸得发抖,但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没有钱去铺路,唯一能压上赌桌的,就是这副血肉之躯。
我要把身体练硬,把活儿干到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的地步。
从那天起,我每天凌晨五点半起床,跑六公里。六点四十回家洗漱,七点二十到单位,比所有人都早到一小时。这一小时我把当天要处理的文件提前看完,把别人没来之前能做的工作全部清掉。老孙早上八点端着茶杯进门的时候,我桌上已经堆了一摞办完的件。
一开始没人当回事。但一个月后,科室里的人都发现了异样。我每天到的比谁都早,走的比谁都晚。中午别人午休,我在小会议室里写材料。周五下午别人心散了,我还在跑前跑后的整理归档。
最狠的是我不请假。三十天全勤,每一分钟都在岗。
第二个月的时候,我的业务量比起去年同期翻了一倍。报表交上去,局里那边的经办人单独打电话过来问,你们那个小刘是不是涨工资了,怎么这个月做这么多。
老孙没说话,但有一天他路过我工位,停下来看了一眼我桌上堆的材料,没头没尾地说了句,你不怕累死?
我说,不累,我习惯了。
他嗯了一声,走了。
第三个月,小陈也开始加班了。这让我有点意外。他以前从不加班,五点一到就走人。现在也开始坐到七点八点,但明显能看出来,他坐不住。刷手机,看视频,隔一会儿就起身去接水、去厕所。
有天晚上我去接水,碰见他站在饮水机边上抽烟。他看了我一眼,说,这么拼,值吗?就为一个编制?
我说,值。我没别的东西了。
他把烟掐灭,没再说话,掉头走了。
那天晚上我干到十一点,回家的时候脊椎疼得直不起来。坐在出租车上,司机问我怎么了,我说加班累的。司机说你们单位加班费给得高吧。
我说,不给加班费。
司机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傻子。
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像傻子。可我没有退路,身后没有任何人会拉我一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
转正会定在十二月底。
那段时间我加了个狠的,连着半个月每天干到凌晨一点。到最后我办公室里那盏灯成了整栋楼唯一亮着的灯。物业上来检查过两次,确认不是忘关灯,是有人在。
有天凌晨保安上来叫我走,说你这孩子怎么天天这么晚。我说我还有几页没弄完。他站在门口看了我一会儿,说,你要是考不上,那也是这世道坏了。
我没回话,低头继续写材料。
十一月十五号,老孙把我叫进办公室。桌上摆着我的转正申请表,那张表我递上去两个月了。他用手拍了拍表,说,我今天签了。
我以为我听错了。
他说,你别急着高兴。我是签了,但上会能不能过,我不敢给你打包票。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老孙把表翻过来,指着下方综合评价那一栏,上面写着几个字,业务能力突出,工作态度勤勉,长期高负荷运转,建议优先考虑。
那几个字我盯着看了很久。
老孙说,你知道我以前在部队带过兵。我最怕的不是新兵笨,而是新兵娇气、怕苦、挨不了狠。你这几个月干的活,我都看着。
我说,谢谢您。
他说,你别谢我。你谢你自己,这几个月你累得够呛,我看你瘦了不少。
冬天转正会那天,我在办公室等了整整一个上午。十一点四十,刘姐敲我工位的挡板,压低声音说,过了。
我没问细节。她顿了一下说,会上苏主任没表态。是老孙先开的头,把你的工作数据一条一条念了一遍,念了十来分钟。主任们听了都不好意思再卡你。
她停了一下,补了一句,老孙说,你身上有股狠劲,这股劲在年轻人里难得。你要是条件不达标,他就不干这个副主任了。
我坐在工位上,手放在键盘上面,指头是抖的。
刘姐说,行了,你去老孙那儿道个谢吧。
我站起来,边走边吸了口气。走到老孙办公室门口,门开着,他正在整理桌上的文件。我敲了敲门框。
他抬头,看到我,笑了笑,说,小子,这回满意了吧?
我说,谢谢您。
他摆摆手,说,你别谢我。你知道我为什么签你吗?
我说,因为我把活干完了。
他说,对。但你没说中关键。关键是你这几个月不请假、不抱怨、不叫苦。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我一直觉得,肯拿命换未来的人,不该被亏待。
我从他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楼道里灯亮了。
转正批复下来是第二年春天。工资涨了一截,公积金也有了。我妈打电话来问情况,我说成了。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那就好,那就好。
我听到她在电话那头哭了,但没有出声。我也没吭声,只是站在单位门口那棵银杏树底下,看着满树新叶,站了很久。
现在我在这个科室待到了第五年,去年老孙退休了,走的那天他把那个用了十几年的印章放在我桌上,说,往后你就是这个科室的副主任了。
我说不出话来。他说,怎么,还嫌不够?
我说不是。我只是想起一件事。
他问什么事。
我说,您还记得那一年我转正,别人都说我没有关系没有背景没有资源,肯定争不过小陈。可最后我还是争到了。
老孙看了看我,说,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你那天能转正,不是因为你关系硬、背景强。而是因为你那一年,把别人三年的活都干了。你拼出来的那些数字放在桌上,谁看了都说不出一句“不”字。
他走了以后,我在那个位置上坐了一会儿,办公室窗外的银杏树又黄了。
我知道还有人觉得我运气好。觉得赶上了老孙那批老同志讲情义。但我心里清楚,那天我能拿到那份转正表,不是靠谁怜悯,也不是靠什么运气。
是我在所有人都回家之后,一个人坐在那盏灯底下,写了四千多份材料,跑了三十七趟腿,接了不知道多少个电话,被拒绝了一次又一次,还在往前的那些凌晨换来的。
我至今保持着一个习惯。
每星期跑三次步,每次六公里。
有人问我你一个坐办公室的,练这些干嘛。
我没多说,只说了一句:我怕有一天我又一无所有了,还得靠这副身体去拼一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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