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在“我们的家园”残疾人服务中心进行康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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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妈妈还在为孩子打听下一程。她的这份“大秘书”工作,眼下还没有可以交接的人。
“我觉得自己真的像一个‘大秘书’。”马达妈妈说。
马达今年快12岁,出生时因脑出血导致半侧偏瘫,是一名脑瘫儿童,同时伴有癫痫。从7个月大起,他便开始接受康复训练,至今持续近11年。如今,马达在普通小学读六年级,每周仍有三个半天到“我们的家园”残疾人服务中心接受康复服务。
随着马达渐渐长大,妈妈要协调的事情也在变化。孩子小时候,家里重心几乎都放在康复上;进入小学后,还要兼顾学业、兴趣、休闲和社交,不断调整时间和精力分配。“没有任何一家机构可以成为最终的归属。”她说,孩子的需求会随成长阶段变化,家庭必须持续学习、判断,为下一阶段寻找合适的支持。而她从不隐瞒孩子的病情,甚至谈论这件事情和谈论感冒发烧一样自然。
这份“大秘书”的工作并不只属于家长。随着孩子成长,康复机构也需要在不同服务之间协调资源,帮助孩子逐步适应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
康复不止于身体功能
在西城区“我们的家园”残疾人服务中心(下称“服务中心”)孙利宁主任看来,康复不能只盯着身体结构和功能的改善,还应包括活动能力和社会参与。
他举例称,脑瘫、先天性耳聋等情况可能伴随终身,有些功能损伤也难以逆转,在身体康复方面,即使孩子的步态难以达到普通人的行走状态,必要训练仍要持续;与此同时,也要让孩子上学、交朋友、参与家庭生活,逐步获得自理能力。身体功能的改善只是康复的一部分,训练中获得的能力能否进入日常生活,同样重要。
据孙利宁观察,有些没有口语表达能力的孩子,需要借助图片沟通板或平板表达需求。如果只在一间训练室里使用,孩子可能只会在老师面前使用。为此,服务中心会尽量让沟通工具进入不同治疗科室,也鼓励家庭在家中、外出和上学时坚持使用,让沟通能力进入生活场景。
但实现这样的康复目标,对家庭来说并不轻松。孙利宁说,一些家庭因残致贫,特殊儿童的日常开销可能达到普通儿童的1至2倍,康复、辅助器具和出行等都需要持续支出。
记者梳理北京市现行康复补贴政策了解到,具有北京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或指定医疗机构诊断评估报告的0至15周岁残疾儿童,均可依据《北京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办法》申请康复补贴。补贴标准由《北京市残疾儿童基本康复目录(2020年)》确定,每年不超过3.6万元,超出部分由家庭自行承担。补贴采取家庭先行垫付、监护人凭发票和收费明细按季度到户籍所在区残联报销的方式发放。
孙利宁表示,对于一些难以承担康复开支的家庭,服务中心会对接基金会项目、社会捐赠提供额外帮扶。
康复训练之外,家庭往往还要承担长期照护带来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一个孩子的照护至少需要占用家庭一名劳动力。为缓解照护压力,服务中心推出了喘息托管服务,家长可短暂把孩子托付给工作人员,得以处理家务、办事或休息。
孙利宁回忆,服务中心组织家长营会时,原本希望父亲也能参与,到场的却几乎都是妈妈。父亲往往需要外出工作、维持家庭收入,日常照护更多落在母亲身上。一位妈妈曾在活动中分享,最难的不是吃苦,而是孤独。
从学校到就业,家庭还在寻找下一程
马达在普通小学就读。妈妈回忆,入学前她曾忐忑地联系校方,担心孩子因偏瘫和癫痫被拒之门外,但校方爽快回应:“正常来上学就行。”几任班主任都没有刻意强调他的特殊身份,只在同学发现肢体不便时解释“他这只手不太好”。她认可学校的包容氛围,但认为普通学校仍缺少专业特教教师入校支持。
如今马达读六年级,妈妈已经开始为下一程焦虑:小升初后学业难度增加,孩子更跟不上怎么办?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他又该去哪里?
据马达妈妈介绍,孩子曾在一家三甲医院抢救,如今有高校团队跟进研究,康复情况在同类型孩子中较为理想。但她更关心的是,有专业人员尽早帮助家庭评估孩子的能力,给出教育和职业规划建议。“普通孩子都有人做教育规划,特殊孩子怎么没有人做?”她说。
马达妈妈了解到社会上有少量面向残障群体的就业机会,但这类岗位大多是事后的岗位对接,很少有团队能够早早介入,结合孩子能力给出贯穿求学阶段的教育、职业发展规划。“机构对接的服装门店里就有叠衣服这样的岗位。我们没有奢望他以后一定要挣多少钱,只是希望他不要在家里无所事事,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担心,残障孩子成长时间有限,家庭很难拥有太多试错机会。如果缺少专业引导,家长便只能在摸索中不断调整。
马达和他的康复老师
孙利宁介绍,服务中心从2015年前后开始为残障人士寻找工作,先做职业能力评估,再进行生活技能训练和岗位匹配,累计服务102人、支持就业115人次。
服务中心希望招聘言语治疗师,却面临专业人才培养不足的问题;服务儿童还伴随体力和情绪消耗。“孩子情绪激动时可能突然咬人,治疗师要及时制止,也可能被咬伤。”孙利宁说。
此外,一些家长因担心自己年老后无法继续照护孩子,也讨论过共同开办面包房、餐厅等方式,让孩子从小熟悉工作环境,成年后能够参与经营。但这类设想需要资金、专业管理和长期支持,并非所有家庭都具备条件。
关于由社会组织承担监护责任,孙利宁也提到现实障碍:目前缺少明确法规授权社会组织承担此类监护工作;同时,如果一家机构既是孩子的监护人,又是服务的提供者,监护与服务之间可能产生利益冲突,“自己不会自洽”。家长希望机构能帮忙安排长远照护,但机构能够协调服务、链接资源,却不能简单成为孩子未来的监护人——这也划出了机构作为家庭“大秘书”的边界。
孙利宁还提醒,孩子的成长环境不只在机构和学校,家庭同样重要。他观察到,有些家庭中“爸爸不在爸爸的位置上,妈妈也不在妈妈的位置上”。而当家庭关系得到梳理、支持氛围建立起来,“孩子依然可以有幸福人生”。
马达妈妈还在为孩子打听下一程。她的这份“大秘书”工作,眼下还没有可以交接的人。
文|韩冰
编辑|石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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