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候选人在未来几个月向选民讲述他们将如何改革美国医疗保健,他们不应忽视那些无需复杂的新政府项目就能让医疗更可及、更负担得起的改革。
数百万美国人已经在努力让自己的医疗保健资金发挥更大作用。他们会比较价格、探索保险之外的替代方案,并选择成本更低的方式来获取处方药和常规护理。然而,联邦政策却常常因为他们恰恰做了政策制定者声称希望消费者做的事而惩罚他们:仔细选购并选择最具价值的选择。
一项切实可行的医疗保健可负担性议程应始于一个简单原则:当美国人用自己的钱支付合法的医疗保健费用时,政府规则应帮助这些钱发挥更大作用。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将该原则付诸实践。
首先,消费者应就其实际花在处方药上的钱获得计入额度。
设想一位消费者,其保险要求某种处方药需自付80美元。同一种药通过现金支付选项可能只需30美元。选择30美元的价格本应是个容易的决定。
但在许多健康计划下,这笔支出可能不会计入消费者的免赔额或年度自付费用上限,因为该处方药是在传统保险之外购买的。消费者在药房柜台省下了50美元,却失去了对已花费的30美元的计入额度。
一个旨在鼓励人们选择更省钱方案的系统,不该这样运作。
由众议员格雷格·墨菲(医学博士)今年提出的《每一美元都算数法案》提供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案,两党议员都应支持。该法案将要求,无论药物在何处购买,承保处方药的自付支出都应计入消费者的免赔额和自付费用上限。
美国人不应被迫在寻找最低可得价格与获得保险的全部价值之间做选择。该法案若获通过,将有助于消除这种取舍。
其次,国会应推动灵活支出账户(FSA)和健康储蓄账户(HSA)现代化,以跟上如今人们看病就医的方式。这些账户允许消费者用税前收入支付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但医疗服务模式变化很快,哪些费用符合条件的规定却跟不上。
消费者越来越多地使用价格较低的会员服务,这类会员服务可让消费者享受处方药折扣、线上问诊或其他医疗保健服务。在许多情况下,消费者可以使用FSA或HSA资金支付处方药费或预约就诊本身的费用,但不能用来支付会员费,而正是这个会员资格才能享受更低价格。
国会已经开始认识到,医疗保健会员服务可以算作正当的医疗支出。自今年起,根据美国国税局(IRS)指南作出的一项调整,某些直接初级保健(direct primary care)会员费可以用HSA免税支付。但这项调整适用范围很窄,未涵盖范围更广的会员服务,这类服务可能把处方药优惠、线上问诊和其他服务结合在一起。
立法者应将同样的原则扩展到其他医疗保健会员资格以及 HSA 和 FSA。明确的资格标准和合理的每月限额可以防止滥用,同时允许消费者将自有医疗保健资金用于专门旨在降低护理成本的服务。
这两项提案都不会取代保险,也不会要求华盛顿建立新的医疗保健系统。它们只会更新现有政策,以反映美国人已经如何寻求和支付医疗保健。
候选人在整个选举季将继续辩论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可负担性也取决于一些技术性规则,而这些规则会产生非常现实的后果:消费者的支出是否被计入、个人医疗保健资金是否可以使用,以及人们能否有把握地选择更低的价格。
华盛顿应当认可人们做出负责任的医疗保健决定。当美国人找到合法途径为所需医疗服务支付更少费用时,公共政策应当奖励这一选择。
温迪·巴恩斯是 GoodRx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GoodRx 是处方药获取与可负担性领域的领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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