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做保姆,说得好听叫保姆,其实说白了就是个下人

我叫林秀云,今年四十七,在上海做了六年保姆。

刚来那会儿,中介大姐跟我说:“秀云啊,你这模样周正,手脚也利索,我给你找个好人家。”我听了心里还挺热乎,以为“好人家”就是活儿轻省、工资高、不挨骂。干了六年我才明白,人家嘴里的“好人家”,跟咱们农村人说“那头猪膘肥体壮”是一个意思——东西好使,用着顺手,到期了不闹心。

我现在这户人家,男主人叫陆明轩,四十出头,做金融的,每天早上西装笔挺地出门,皮鞋亮得能照见我端着粥碗的影子。女主人叫顾雅琴,比我小两岁,全职太太,说是全职,其实主要工作是盯着我干活儿。他们家闺女叫陆一诺,六岁,长睫毛大眼睛,喊我“阿姨”的时候声音甜得跟蜜似的。可就是这声“阿姨”,时不时让我心里犯堵。

说句实话,在人家眼里,我不是阿姨,更不是啥“家政服务人员”。我就是个下人。这两个字我搁心里憋了好几年,今天不吐不快。

头一年去陆家,顾雅琴跟我约法三章:不许用家里座机打电话,不许上桌吃饭,不许碰她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我点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心里想这有啥,东家规矩多正常。后来有一回,陆一诺发烧,我半夜起来给孩子物理降温,折腾到天亮。顾雅琴早上起来看见我熬得眼睛通红,说了句“辛苦了”,转身从冰箱里拿了盒牛奶递给我。我正要接,她又缩回手,换了盒临近保质期的给我:“这个今天不喝就浪费了。”

我不是非得喝那盒新鲜牛奶。可那一下,我忽然觉得自己跟那盒临期牛奶差不多——还没过期,但已经不配被优先选择了。

最难捱的是吃饭。头两年我从来不上桌,他们一家三口在餐厅吃,我在厨房扒拉两口。有一回陆一诺跑过来拉我:“林阿姨,你跟我一起吃嘛!”顾雅琴筷子一放,轻轻说了句:“一诺,阿姨有阿姨的饭。”小姑娘不懂事,噘着嘴说:“可阿姨的饭没肉啊。”

我当时蹲在厨房,端着碗,眼泪啪嗒掉进米饭里,一粒一粒粘在米粒上,亮晶晶的,像碎玻璃。

去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把这口气彻底咽不下去了。我妈在老家摔了一跤,胯骨裂了,我弟打电话让我回去。我鼓起勇气跟顾雅琴请假,她正在涂指甲油,头都没抬:“几天?”我说至少七天。她把指甲油瓶子往桌上一顿:“林姐,你知道的,一诺寒假没人带。你要走,得提前半个月说,合同里写着呢。”

合同里写着。对,合同里写着我是“家政服务人员”,写着每月四天休息,写着法定节假日三倍工资——可上面没写我妈摔断骨头的时候,我连回去看她一眼都得看人脸色。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躺在保姆间那张一米二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窗外是陆家别墅区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一盏一盏的景观灯亮得跟小星星似的。我想到我妈在县医院那张硬板床上躺着,想到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和我弟,跟我在上海伺候人家闺女一样,一口一口喂饭、一把一把洗衣服。可我从来没觉得我妈是下人。我妈就是我妈,她干活儿的时候腰板挺得直直的,嘴里哼着小曲儿,那精气神儿,搁现在的话叫“职业尊严”。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个决定。我找顾雅琴说:“顾姐,我妈摔了,我得回去。你要扣工资就扣,要辞退我就辞退,这趟家我必须回。”说这话的时候我腿肚子都在转筋,可话一出口,嘿,腰杆子反倒直了。

顾雅琴愣了半天,大概没见过这么硬气的保姆。最后她说了句:“那你快去快回,一诺离不开你。”

你看,她也知道一诺离不开我。一诺的作业是我辅导的,一诺的辫子是我编的,一诺半夜做噩梦喊的是“林阿姨”不是“妈妈”。可这些活儿在她们眼里值多少钱呢?我一个月六千五,包吃住,算下来一个钟头不到十五块。陆明轩在外面喝一顿酒的钱,够我干半个月。

从老家回来之后我变了个活法。该干的活我一样不少干,但我不再把自己当个物件了。陆一诺让我讲故事,我就大大方方坐沙发上讲,不蹲小板凳。顾雅琴挑刺儿,我嘴上“嗯嗯”应着,心里不往深处去。吃饭我不跟他们一桌,但我在厨房给自己炒个爱吃的菜,哼着黄梅戏,爱谁谁。

有回陆一诺问我:“林阿姨,你为什么总这么高兴呀?”

我说:“因为阿姨心里装着自己呢。”

小姑娘听不懂,眨巴着眼睛跑了。

古话说得好:“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这话我琢磨了小半年,越琢磨越对。你自己先把自己看低了,别人踩你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用打。我在陆家干了六年,伺候吃喝拉撒,看孩子收拾屋子,这些活计不丢人。丢人的是啥?是我自己先信了那套“你就是个下人”的鬼话,信了整整六年。

现在我还是保姆,还是住那间一米二小床的保姆间,还是得看顾雅琴脸色干活儿。可我心里那杆秤,砣没变,星准了。我知道自己值多少钱——不是她开的那六千五,是我把一诺从襁褓里抱到上小学这份心,是我把陆家上下拾掇得清清爽爽这双手。这些,拿多少钱都换不来。

我妈在电话里问我:“云啊,干得不顺心就回来。”

我说:“妈,顺心。您闺女现在腰杆子硬着呢。”

那头我妈笑了,笑得跟我小时候她干活儿哼黄梅戏一个调调。我知道那是啥调调——人把自己的脊梁骨立住了,风再大也吹不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