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之往

文 Rafa Sales Ross

今年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在“黑色星期五”前夕拉开帷幕,再合适不过了。这个长久以来与“颠覆”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日子,对当下纪录片制作所处的时刻而言,仿佛是一个贴切的预兆。今年秋季电影节季的讨论很大程度上被几部纪录片主导,比如兰斯·奥本海姆与内森·菲尔德执导的《你能看见一切》(You Can See Everything)、亚历克斯·吉布尼(Alex Gibney)执导的《马斯克》(Musk),以及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与瑞秋·索尔(Rachel Szor)执导的《NAZA》。《你能看见一切》北美票房近期已突破8000万美元,成为A24影业北美票房第三高的发行作品,将在IDFA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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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FA艺术总监伊莎贝尔·阿拉特·费尔南德斯在《你能看见一切》时表示:“这部纪录片正在美国票房市场上正在掀起一股热潮。我从中得到的启示——也是我所希望的——是它能激发人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看待纪录片所能做到的事、院线纪录片所能做到的事,以及电影院里的那种集体观影体验。”

“这些电影打破了以往所有的固有模式,打破了人们一直固守的每一个框架,”她继续说道,“独立纪录片要想蓬勃发展并持续进步,就必须跳出那种固定的框架和程式化的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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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看见一切》剧照

阿拉特·费尔南德斯还指出,尽管《你能看见一切》片长接近三个小时,而《马斯克》更是超过了四个小时,它们依然把观众吸引进了电影院。“还有一批新观众是因为内森·菲尔德而被吸引进影院观看《你能看见一切》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新突破口。这批观众还会去看什么呢?”

这位艺术总监也承认,这两部聚焦美国争议人物——霍姆斯和万亿富翁埃隆·马斯克——的纪录片属于“特例”。“这些都是美国制作;我们谈论的是完全不同量级的预算,以及背后截然不同的宣发和营销预算。尽管如此,它确实证明了纪录片在电影院里是可以蓬勃发展的。”

这些美国制作将如何利用IDFA来推进它们已经酝酿起来的颁奖季攻势,这一点将尤其值得关注。IDFA已成为角逐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在欧洲的关键一站,各大制片厂、流媒体平台和广播公司都会在电影节期间为他们的头部作品举办招待会。随着关于奥本海姆和菲尔德的这部纪录片最终是否有望成为首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纪录片的讨论日益升温,IDFA变得愈发关键。

当被问及IDFA的这一面时,阿拉特·费尔南德斯表示:“预算在颁奖季公关中起着巨大作用,”但她看到越来越多宣发预算更为适中的独立电影,正在这个曾经密不透风的圈子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像《狐与粉月》(A Fox Under a Pink Moon)、《革命排练》(Rehearsals for a Revolution)、《闭合》(Closure)和《痕迹》(Traces)这样的小成本纪录片也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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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与粉月》剧照

“我所欣赏的是,看到这些影片如何进入这个竞技场,并为其增添一些不同的东西,”她补充道,“它们加入了一些在这个领域里或许曾不太显眼的元素,展现了这个纪录片电影时代是多么广阔;而你所希望看到的,正是所有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交融与启发,因为这正是我们前进的方式。”

今年IDFA上的另一个核心议题围绕着人工智能(AI),尤其是在《马斯克》和阿娃·杜威内(Ava DuVernay)的《第14修正案》(14th)等备受瞩目的纪录片都承认使用了该技术之后。IDFA正超越泛泛而谈的座谈会,真正深入探究纪录片制作中使用AI的实操细节,审视版权方如何与这项技术打交道,以及在纪录片中使用AI的政治影响。

今年,IDFA还首次询问了入选单元的电影人是否在影片中使用了AI以及如何使用。“是时候开始讨论伦理问题以及我们希望如何使用它了,”阿拉特·费尔南德斯说,“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对话,我们目前还没有答案。我们正在学习很多东西,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关乎建立一套标准规范,我认为我们需要通过整个行业社群开展这些对话,并倾听电影人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在透明度这一话题上,这位艺术总监还谈到了电影节目前在欢迎来自以色列的参会者与影片方面的准则。去年,包括特拉维夫国际纪录片电影节(DocAviv Festival)、CoPro市场以及公共广播公司Kan在内的以色列主要机构业内人士被拒绝参加该电影节,当时艺术总监曾表示,“接受政府支持的以色列机构未获准发放通行证,不过这一决定将在明年重新审查。”

IDFA确实在本届电影节前重新审视了其政策,更新了原则与准则,并继续以“个案评估(case-by-case basis)”的方式审查影片和嘉宾。“我们在不断学习。今年我们可能会学到更多,并在明年加以实施。”

“我们从来不会自诩掌握了真理,或者确切知道该如何去做,”她继续说道,“基本原则依然是,我们不希望IDFA成为那些被指控或被认定侵犯人权的政府的发声平台。”

“另一个关键点在于,我们对所有事情都进行个案评估,因为我们明白没有一刀切的办法,”她强调道,并解释了主竞赛单元和行业活动中的项目在进入短名单之前,都要经过选片委员会和顾问团的审核。“到了那个阶段,我们就会开始审视:这个项目来自哪里?它与政府有什么关系?这是一部独立制作吗?如果它获得了某个政府的资助,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这样做是否会变相为那个政府提供发声平台?”

阿拉特·费尔南德斯表示,同样的个案评估流程也适用于证件审批,“我们希望捍卫团结、艺术自由和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同时以一种欢迎认同这些价值观的机构和专业人士的方式来呈现这一点。”

从官方名录来看,今年的展映单元中没有来自以色列的电影,因为没有电影人将以色列列为制片国。“我们不决定影片将哪个国家列为制片国。我们也不决定人们如何申报自己的国籍,而且很多人拥有多重国籍。国籍对我们来说从来不是问题。那不是我们审视的内容,”阿拉特·费尔南德斯说。

不过,IDFA确实在展映诸如阿维·莫格拉比(Avi Mograbi)的《来世》(Wild Asparagus)和阿纳特·埃文(Anat Even)的《崩溃》(Collapse)等影片——这两部电影均在以色列拍摄制作,但在制片国一栏标注的是其他国家。当被问及是否认为电影人是有意省略以色列作为制片国以避免任何形式的强烈抵制时,阿拉特·费尔南德斯表示,“这可能是一种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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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剧照

“如果你看《崩溃》这部片子,电影开头就有一块很大的字幕牌,写着该片未接受任何以色列机构或资金的资助,”她指出,“那是(埃文)的选择。那是她想要发表的声明。这可以是一种政治表态,但也可能是一种因担心遭到抵制而做出的务实选择。老实说,这很令人难过,因为我们在纪录片中所努力做的,以及纪录片的核心所在,就是讲述所有这些故事,并展现出其中的微妙之处与复杂性。”

最后,阿拉特·费尔南德斯表示,看到如今的讨论被剥离了微妙的语境,沦为在没有评估更广泛背景或充分交流的情况下就做出的非黑即白的评判,她感到很难过。“如果你看看去年和前年围绕IDFA接纳了什么或没有接纳什么而展开的讨论,全都是非黑即白的。人们把预设的立场强加在某一件事上,看到某个国家不在名单里,就据此得出结论。我认为这模糊了讨论的焦点。那不是真正的对话,也无法代表我们在纪录片行业所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