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十国这个战乱时代,有两个来自草原的族群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在五代时期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的沙陀人,另一个是对中原王朝虎视眈眈、最终割走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人。

不少人好奇,同样是“胡人”入主中原,都是铁骑铮铮,在史书的笔触和百姓的口耳相传中,沙陀建立的后唐被视为“大唐正统”的延续,备受推崇;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被正史纳入“五代”序列。契丹建立的辽国,却通常被贴上“侵略者”、“异族掠夺”的标签,甚至成为“儿皇帝”石敬瑭千古骂名的背景板?

造成正统和外族的区别,不仅是汉族人和游牧民族的差异,更是一场关于“文化认同”与“政治伦理”的深刻博弈。

沙陀:不是征服者,是 “大唐继承人”

沙陀原本是西突厥别部,因居住在西域,也就是今天新疆的沙陀碛而得名。唐元和三年(808年),沙陀族由于不满吐蕃等游牧民族的压迫,首领朱邪尽忠率部内迁,虽途中遭遇吐蕃追击损失惨重,但朱邪执宜率领残部最终归附唐朝,被安置在盐州(今陕西定边)等地。

  • 1、主动汉化,比汉人还像汉人

韩愈在《‌原道‌》里就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后世又将其进一步凝练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从居住在大唐的国土开始,沙陀人就知道要在这一片土地上立足,仅凭武力远远不够。于是,他们主动放弃纯粹的游牧民族生活方式,主动拥抱中原文明,接受中原地区文化,如改汉姓、行汉制、用汉臣,贵族子弟学习汉文、研读儒家经典,甚至以中原继承者自居。如后唐庄宗李存勖13岁便能熟读《春秋》,后唐明宗之子李从荣更是召集儒士饮酒赋诗,著有《紫府集》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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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用

之后,沙陀人凭借强大的骑兵战斗力,在唐末乱世中迅速崛起。在晚唐藩镇割据、黄巢起义席卷天下的至暗时刻,沙陀首领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率领精锐的“鸦军”勤王救驾,成为了李唐王朝最后的救命稻草。后来,李克用被唐僖宗赐姓“李”,列入唐朝的宗室属籍,官封河东节度使、陇西郡王。

在唐朝灭亡之后,沙陀首领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更是以“复唐”为旗号,与后梁朱温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对峙。这种“师出有名”的策略,不仅赢得了部分汉人士族的支持,也让沙陀政权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 2、以 “复唐” 为旗号,站在道德制高点

当唐朝灭亡之后,中原无主,沙陀以“诛灭篡唐逆贼”为名出兵,以“中原正统继承者”自居,而非“外来征服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之后,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在中原地区建立后唐时,直接宣称继承大唐法统,典章制度全盘唐化。

沙陀人与汉族人积极通婚,任用汉臣,甚至在语言服饰上迅速向中原地区靠拢。如李克用、李存勖等多位沙陀君主的皇后都是汉族女子,李存勖酷爱戏曲,甚至亲自粉墨登场,这种对汉文化的痴迷程度,远超许多汉族皇帝,自然加速与汉族文化的融合。

  • 3、维护秩序,不搞掠夺

对于当时中原地区的百姓来说,沙陀军队虽然强悍,主旨却是“平定叛乱”、“恢复秩序”。百姓在“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朴素愿望下,一个能带来稳定、且自认是大唐子孙的政权,自然容易被视为正统。所以,作为李存勖等沙陀将领打出的“复唐”旗号,令许多人相信,沙陀人或许能终结这乱世,恢复大唐的辉煌。因此,当李存勖率兵南下,攻灭后梁时,汴梁城内的百官们不仅没有反抗,反而纷纷拜倒在他的马前,欢呼“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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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

如为了向契丹借兵,出卖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就是沙陀族。在推翻后唐政权后,前期的石敬瑭整顿吏治、沿用唐制,这些都是沙陀族百年汉化的真实缩影。

石敬瑭前期虽有隐忍,但始终以“安境保民”为己任,这也贴合史料中沙陀政权的统治逻辑——他们虽有游牧民族的强悍战力,却从未试图摧毁中原的文明体系,反而努力维护中原的统治秩序,哪怕是石敬瑭后期割让燕云十六州、向契丹称臣,本质上也是乱世中的权宜之计,并非颠覆中原的正统。

契丹:从头到尾,更像“掠夺者”

契丹崛起于东北松漠草原,源出鲜卑宇文部,虽长期受唐朝羁縻统治,却始终保持着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态。直到耶律阿保机上台后,凭借强大的骑兵和灵活的战术,才完成部落统一,于贞明二年(916年)在草原上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契丹国。

虽然契丹建国比沙陀崛起晚,但始终被中原视为“夷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 1、把草原文明强加于农耕文明

与沙陀人愿意主动内迁,融入中原,接受汉族文化不同,五代时期契丹人从一开始就以“草原霸主”自居,将南下中原视为“掠夺之地”,而非“统治之地”,把草原文明强加于农耕文明之上,在中原百姓看来起就是“入侵”。

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为了夺取帝位,以割让燕云十六州、认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为代价,换取契丹出兵相助,这给了契丹南下中原的绝佳跳板。于是,契丹就仗着拥有燕云十六州的战略优势,不断南下侵扰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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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沙陀族主动愿意汉化不同,五代时候的契丹试图将草原的游牧文化强加于中原。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加上契丹军队的残暴掠夺,使得中原百姓对契丹充满了恐惧与仇恨。

开运三年(946年),契丹灭了后晋入主中原,但战略目标却是带有强烈的掠夺性和独立性,并非如沙陀族单纯的“入主中原、继承大统”,却是要把草原文明强加于农耕文明之上。契丹人不认可中原的文明秩序,不尊重中原的礼仪传统,将中原百姓视为附庸,将中原土地视为战利品。

当时入主中原的契丹,保持游牧宫帐制,实行“南北面官”分治(北官治契丹,南官治汉人),在中原士人眼中仍是“胡汉分治”的蛮族政权。

与沙陀人对中原王朝“对内求索”不同,契丹人选择“向外扩张”。契丹人借用中原地区的内乱,通过扶持代理人(如石敬瑭)来获取利益,甚至直接军事占领。在汉族士大夫阶层和普通百姓眼中,这是赤裸裸的“华夷之辨”中的“夷狄侵华”。

因此,契丹统治中原核心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掠夺资源,不愿意成为“中国人”,将中原地区视为提款机和殖民地,并非主动臣服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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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契丹的“蕃汉分治”模式,看似兼顾草原与中原,实则是将中原与草原割裂开来,始终保持着“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对立关系,导致汉族人把契丹当成野蛮的外族人对待,认为契丹入主中原纯粹就是外族入侵。

  • 2、武力扩张

南下入侵的契丹军队,在中原地区都实行武力扩张,这也是汉族人把契丹当蛮族对待。

当时,契丹在中原地区实行残酷的“打草谷”政策,也就是纵容士兵抢劫粮食财物,目标就是“以夷制夏”,造成中原地区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加剧了中原地区汉族人对契丹的怨恨,这一种行为与沙陀人早期“勤王”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真实历史上如《资治通鉴》记载,契丹军南下时,“所过焚掠,千里无烟”,也就是契丹士兵南下中原,纵兵劫掠,所过之处,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这种野蛮的统治方式,让契丹在中原百姓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

  • 3、不融入,只征服统治短暂,立足不住

由于契丹在中原的劫掠政策,虽然开运四年(947年)耶律德光能攻破后晋都城,之后引发大规模民变和反抗,最终被迫北撤,耶律德光本人在途中病崩。

当耶律德光因无法统治中原被迫北撤,留下一句:“朕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的感叹,恰恰说明了他始终将自己视为“外人”,而不是中国华夏文明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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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不同的是,沙陀人在内迁之后,长期居住在河东地区(今山西北部),人口较少(内迁时仅近万人)。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逐渐被汉化,到五代后期,沙陀人已基本融入汉族,其“外族”身份逐渐淡化。

所以,由于沙陀人与华夏文明高度融合,在五代建立的沙陀族政权,本质上是中原正统王朝的延续,是乱世中“维系中原秩序”的力量,因此被正史认可为正统。

但是,契丹人却始终以草原为根基,即使南下占领中原部分地区,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游牧文明和部落传统,与中原文明始终保持着距离。再加上契丹南下打破了中原的统治秩序,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因此,无论是中原官僚还是普通百姓,都将其视为“外来入侵者”。

史书为什么一定要认沙陀为正统?

史书上一定要认沙陀为正统,一个原因是北宋的合法性。

北宋建立之后,自诩继承五代政权后周的法统,但后周太祖郭威称帝前是后汉将领。因此,在北宋看来,如果否定后汉正统,则北宋合法性受损,这一切迫使宋代史家必须承认沙陀王朝的正统地位。

因此,北宋修《旧五代史》将契丹列入《外国传》,而沙陀三王朝(后唐、后晋、后汉)均入“本纪”,就是属于汉族人的正统王朝。欧阳修《新五代史》虽将沙陀王朝降为“世家”,但仍承认其正统性,契丹则被归为“四夷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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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形势图

五代十国时期,沙陀和契丹命运的差异,乃是历史选择和民族融合的缩影。沙陀人打着“复唐”的旗号,愿意主动汉化,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跟,被视为“正统”。契丹人却因为文化冲突和残暴统治,被骂作“入侵”。

由此可见,沙陀人逐渐融入汉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但入侵中原的契丹,在与中原的交流中,逐渐接受了汉文化,为后来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