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 初建帝国
帝国的尺度
上海博物馆藏着一件商鞅方升。左壁刻字在公元前344年,翻过来,底下还有秦始皇并天下后的诏书。两处字相隔一百二十三年。关中人照这件方升量粮时,齐、楚还各有各的君主。后来各地改设郡县,新的郡守接过朝廷的印,也得接手旧国的仓房与账目。仓吏所用的,仍有列国留下的量器。等他们也要照秦的尺度来量,诏书抄一份过去容易,官仓里那只用了多年的斗,还得拿出来比一比。
商鞅定的一升,是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上海博物馆量过铜方升,容积是二百零二点一五毫升,约合今天二百毫升。照样另造一件,槽若浅了一点,一回舀的粮就少一点。官仓一天量上许多回,收粮的账是按整升往上写的,少掉的那一点却会越积越多。
设想两县交接一车粮。发粮的县用小斗,收粮的县用大斗。同一车粮到了第二个仓,账上少了几斗。仓吏若照账找押运的人,他一路没动过一把粮,也会落个说不清。秦叫两处拿准器校斗,交接时才有办法先查量器,再查押运。朝廷要把这一车粮记在几处官府的簿册上,也得靠这一步,才知道哪里真的缺了粮。
湖南里耶出土的两块残简合在一起,能认出“铁权”两个字。权是衡轻重的砝码。学者庄小霞把残简与同批公文合读,推测官府先把铁权交给蓬县,蓬县拿它来定本县的衡制,再交给迁陵县。她把这件事系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即公元前222年。另一枚里耶简记载,迁陵正是在这一年设县。按庄小霞的解释,齐还没灭,秦官在新得的楚地已经动手定衡制。
方升与衡器
铁权若确是从蓬县递到迁陵,接手的县吏便不用凭眼力猜一枚砝码有多重。他可以把本县的权拿来比较,遇到不合的,还能问这件样器是从哪处官府递来的。两块残简说不出当地究竟换了多少旧器,却保存了一条送样器的路。始皇的诏书规定要一律,能不能让仓吏每次量出同一个数,要看这条路通不通。
铁权从县到县传去,秦廷便给两地官府添了一件可以互相查验的器物。过去两国往来,可以临时约定怎样折算。如今两县都向同一个朝廷报粮,秦廷要知道缺额出在哪里,就需要它们按同一套准器核验。长官可以替换,粮数和账目却须接着往下办。后一任若连前任用多大的斗都不知道,也难以查清官仓交接。共同的尺度,给各地官员留下了可以承接、互相查问的依据。县吏认可哪只斗、哪枚砝码,也就在认可谁有权规定这一升、一斤。郡县在地图上连成一片以后,朝廷还要在仓房和市集里,把这片地方量成同一种大小。
故宫博物院那件秦始皇诏文权,顶上有钮,十八道棱间刻着这道诏书。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青铜双诏版,又留着秦二世加上的诏。按国博的资料,有的诏版嵌在金属权上,有的边缘打了孔,可以钉到木制量器上。木头上钉一块铜板,铁器上另留一处嵌板,使用的人手里拿的是不同的器具,都能从上面找出同一道诏。
甘肃秦安出土的那件铜诏铁权,器底有一块后来补上的金属。河南博物院的研究认为,工匠这样做,是因为铁权偏轻。诏书上刻的是同样几个字,器物刚下模却未必件件一样。那一点分量,拿在手里不见得觉察得出,还得上秤。山东文登也出过带诏版的铁权。秦的器具送到了海边。至于当地哪一家市集从何时都换了新秤,还没有这样的记载。
一只斗用久了也会变。《效律》有两道罚则,斗偏差达到半升,罚一甲,到了三分之一升又不到半升,罚一盾。斗、升、秤权都按各自的幅度查。一名官吏拿到一只斗,光看上头有没有诏版,还不知道它该不该换。拿去同准器一比,才知道差多少,也才有凭据去追究经手的人。秦律把偏差分成几档,官吏看见斗略大略小,也有个数可以查。否则标准只有一句话,器具差一点算不算错,又要听各县的说法。
今天称故宫那枚秦始皇诏文权,是二百六十克。只拿这一枚去算秦廷当初定了多少,容易算得太准。秦安那件补过金属,眼下称出的数还要分辨,是刚铸好时的,还是后来校过的。两千年前的县吏想知道手上的砝码够不够重,也得再找一件摆到秤上。
官仓里的共同尺度
帝国通行的也有货币和文字。国博收藏的半两钱,圆钱中开方孔,钱面铸着“半两”。统一以后,秦把本国原有的币制推行到六国故地。钱制与斗、升、秤一同改变,官府在远方买卖、征收和记账,才有共同使用的名目。朝廷收一笔钱,商人在市上付一笔钱,所认的便是同一国的铸币。
许慎后来在《说文解字》的序里记,李斯奏请统一文字,删去不合秦文的写法。这是汉人追述秦政的记载,秦简留下的日常书写,又能让人看到县吏怎样用字。始皇诏书和县吏手里的笔迹各有用途,远处的官署必须读得懂同一套命令,才能互通文书。六国的国界消失以后,秦还要让原来分属各国的人,在交粮、用钱、写文书的时候,逐渐认用同一个国家的规矩。
市集上,买卖两家用一样的斗,便少一道折算。官仓里,县吏也能按准器查验粮数,弄清差额出在哪里。户上一年交多少粮,却仍由征收的规定来定。朝廷若加征,官吏有统一的量器可查,反而更容易逐户追足。后人赞叹诏书传得远,也应想到交粮的人:量得准的是官仓的收入,他自己能留下多少,仍由朝廷的征取决定。秦在远方新设一个县,把权、量、钱制传过去,这个县便渐渐有了同关中互通的办法。以后朝廷征粮、调钱,也会凭这些共同的尺度,把新县纳入帝国的账目。
二世即位,又在一部分旧器上加刻诏书,免得后人以为尺度是他才定下的。上海那件方升还能多刻一层字,秦安那枚偏轻的铁权却得往底下加金属。在始皇朝,这些标准就已随着秦的官府向外推行。秦在六国旧地设郡县,又向河套出兵,越过岭南的关隘。新得的疆土用什么规矩治理,仍要让出征的人、后来迁去的人和当地居民一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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