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最该整治的乱象:不是一线教师,而是被宠上天的学生和家长

我叫周正明,今年四十九,在县城第二中学教初中数学,当了二十二年班主任。我这辈子最爱的东西是讲台,最怕的东西,也是讲台。

不是怕课讲不好。我讲课,县里评过三次优质课一等奖。我怕的是讲台下那些眼睛,和教室外头那些等着抓我把柄的眼睛。

这话说出来矫情。可我讲给你听,你就知道了。

事情从二〇二一年那件事说起。

我们班有个学生叫吴桐,初二,上课睡觉,作业不交,我把作业本摔给他,让他中午留堂补。就这一件事。他中午没来,放学倒是来了,站在办公室门口,一开口把我震了。他说:“周老师,我妈说了,你留堂是体罚,她要去告你。”

我当时还笑,说你去告吧,留堂补作业不算体罚,你回去问问你妈。

第二天他妈妈真来了。不是来办公室,是直接去了县教育局。我在办公室里改作业,教导主任打电话叫我下去一趟,语气不对。我下去一看,教育局来了两个人,学校校长陪着,他妈妈坐在那儿,手里拿着手机,手机屏幕上是录音界面。

她放了三段录音。一段是我摔作业本的声音,一段是我说“中午留下来补”的声音,还有一段,是她儿子回家学的一段我的话。那段话我说过,我说:“吴桐,你照这个样子下去,中考都悬。”

最后这段学话,学走了样。在录音里,变成“你这个样子这辈子都完了”。

教育局的人问我是不是说过“这辈子都完了”。我说没说过。他妈妈把手机往桌上一放,说:“孩子在车上学给我听的,一个字不差。你一个数学老师,你能证明你没说过?”

我证明不了。

那天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的结果是:我当着教育局的人,向学生和家长道歉,学校对我进行“谈话提醒”,事情记入年度考核。道歉的时候,那个孩子在门口站着,斜靠在门框上,看着他妈妈,脸上那种神情我一辈子忘不了。不是委屈,是得意。

他妈妈临走说了一句:“周老师,现在讲究依法执教,学生是拿来爱的,不是拿来吓的。”

回去的路上,我一个人在操场边上站了很久。操场上有几个班在上体育课,跑圈的跑圈。我想起我刚当老师那几年,九八年,那时候家长把孩子送来,跟我说的一句话是“周老师,这孩子交给你了,该打打该骂骂”。二十三年,那句话变成了“你敢动我孩子一个指头试试”。

我不是挨了这一次。

那以后三年,我又“被投诉”了两回。一回是我把一个上课打牌的学生请出教室,家长投诉我“剥夺受教育权”;还有一回最冤,班里两个学生打起来了,我把动手那个叫到办公室问话,打人那个的爸爸在电话里冲我吼:“我孩子在学校打架,是学校没管好,你有什么资格叫他来办公室,你这是二次伤害。”

我坐在办公室里听着,一句话说不出来。学校没管好,所以我有罪;可我要是管了,我又有罪。

那个学期结束,我们学校走了四个年轻老师。有一个叫小郑的女老师,二十六岁,师范刚毕业三年,哭了好几场。她管班上一个小姑娘的早恋,跟家长联系,家长在班级群里发了长长一段话,说她“思想陈旧,不配为人师”,还在群里发起联署,要学校换班主任。小郑那个班,成绩是年级第一。学期末,她辞职了,去了市里一家培训机构。

走的那天她跟我说:“周老师,不是我教不了学生,是我不敢教了。我管一个学生,我得先想三件事:他会不会录音,家长会不会发群里,教育局会不会来人。我想完这三件,课就讲不下去了。”

这话在我心里放了一年。

放一年,人就变了。我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自己最清楚:学生作业不交,我不再摔本子了,我说“下次注意”;上课睡觉,我不再叫醒他了;考试考了倒数,我在评语里找好听的词。家长会上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

我们班的均分,从年级第二,滑到第五,又滑到第七。

我心里清楚那不是花期。那是庄稼没人管,长草了。

转折出在去年。

去年秋天,我们学校搞了个事,请往届毕业生回校座谈,让我这个老班主任主持。来了十几个学生,最大的三十五了,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开货车,有的在省城做工程。

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这些人,心里五味杂陈。轮到发言的时候,一个穿工装的站起来,我认了他半天,认出来是我〇〇级的马春来。这个学生当年在我手里最费劲,初二初三打了三回架,翻墙出去上网,我叫过家长,也在走廊上吼过他,吼得最狠的一回,他梗着脖子跟我对视,一句话不吭。

他站起来,先跟我敬了个礼。他说他是现在高铁上干检修的,单位评了技术标兵。然后他说了一段话,我坐在讲台边上,手一直没停地在抖。

他说:“周老师,我初二那年,您把我从网吧拎出来,在走廊上骂了我半个钟头,说我烂泥扶不上墙。我当时恨死你了。我回家跟我妈哭,我妈骂我,说你骂得对。后来我中考差了十一分,您去我们家,跟我爸商量让我去读职校,你跟我爸说了一句话,说‘孩子手巧,学门技术,比硬撑文化课强’。我今天这身工装,是你那句话给的。”

他说:“周老师,我这些年在外头见的人多了。我就一个感觉,当年你要是没骂我,社会会加倍地骂回来。学校骂人,是给你留了回头路;社会上骂人,是要你赔钱的。”

他说完,底下那些学生都在点头。

散了以后,我问他:“春来,你要是被老师骂了,回家你妈跟老师吵,你现在怎么想?”

他想了半天,说:“老师,那孩子就废了。家长替孩子把所有错都挡了,孩子就学不会认错。我后来在单位里见过几个这样的,一点说不得,说一句重话就撂挑子,年纪轻轻的,哪个单位敢用。”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坐到很晚,把抽屉里那本工作笔记翻出来,一页一页往前翻。翻到吴桐那个学期,翻到小郑辞职那个月,我心里把三年的账摊开来算了一遍。

我错了吗?我留堂补作业,摔了本子,在走廊上吼过学生,这些都是我干的。可我扪心问自己:哪一件是害他?一件都没有。

可我还是输了。输在一个规矩上:现在这个局里,老师管学生,管得对的没有奖励,管得重了有惩罚;家长护孩子,护得再没道理,也没有代价。一边有刀,一边没盾,谁站在讲台上都往后退。

退到最后,教室里最舒坦的是谁?是不想学的那个学生。作业可以不交,课可以睡觉,老师一句重话不敢说。他十四岁,就把这世界的规矩摸透了。

想通了这一层,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开学第一个家长会,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当着五十几个家长的面,念了一份“班规”:作业不交,通知家长一次;上课扰乱,谈话一次;再犯,家长到校陪读半天。我说:“这三条,哪一条你们觉得过了,今天提出来,我们改。定下来以后,孩子犯到我手里,我按规矩来。谁要是再走教育局、录音、发群里那一套,我提前说好:我先配合调查,最后要是查清楚了,我在班级群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发一遍,一个字不改。”

底下安静了半天,后排一个做木材生意的爸爸先鼓了掌,接着稀稀拉拉响了一片。

第二件,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管学生之前,先找证人。班规贴在教室后墙上,谈话有第三方在场,请家长用书面的。我这二十二年,头一回把自己当成一个要“自保”的人来教书。说出来难听,可这是实话:老师手里没盾牌的时候,规矩就是盾牌。

第三件,我挑了几个讲理的家长,牵头成立了个家长议事群,班里的大事,先在群里说透了再办。吴桐妈妈后来也进了这个群。她那一学期没再找我,年底倒是在群里发了一句:“周老师,孩子这学期数学及格了,谢谢您没放弃。”我看了那条消息,看了很久。孩子及格了,是她自己也管了。

现在我这个班,均分回到了年级第三。比第一那还差七分,我不急。庄稼要先除草,再谈收成。

我今天把这些写出来,不是为了骂哪个家长。天下父母,护孩子的心都是一样的,我也是个当爸的。我女儿小时候跟同学闹矛盾,我第一反应也是冲学校去。走到门口,我媳妇拉住我问了一句:“你确定全是别人的错?”我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是领着孩子去道歉的。

我就想说这一句:爱孩子,不是替他把错全兜住。你替他挡了老师的批评,社会不会替你挡。十四岁欠下的规矩,二十四岁在社会上是要连本带利还的,那时候谁来给他道歉?

教育里头最该整治的,从来不是讲台上那个拿着粉笔的人。他手里的教鞭早缴了,剩下的只有一腔没了就没了的良心。最该整治的,是那句“我的孩子我骂得别人骂不得”,是录音笔,是班级群里的联署,是把学校当客服、把老师当保姆的那颗心。

我今年四十九,再教十一年就退了。我这十一年就守一条:孩子错在我手里,我管;他将来恨我也好,谢我也好,随他。十年后他要是回头看我一眼,哪怕是骂着回头看,都比现在糊里糊涂混过去强。

讲台我留着。粉笔我也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