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北京,徐向前收到一封来自安民的信。信里没有谈战场往事,也没有谈职务安排,只说了一件家事:陈昌浩留在苏联的妻子生活困难,相关照顾迟迟没有落实。
徐向前看完,沉默了片刻。陈昌浩这个名字,对他而言并不简单。两人一起从鄂豫皖走到川陕,又共同指挥过西路军,既是多年的战友,也曾在重大问题上产生过分歧。
安民此前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情况。陈昌浩的儿子陈祖莫回国后,也曾为母亲的生活问题奔走。有关方面接待过他,问题随后转到了陈昌浩生前所在的中央编译局,但办理过程并不顺利。
这件事传到徐向前这里,性质就不只是普通的生活困难了。那是一位老战友的遗属,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历史关系,更牵涉到怎样看待一个曾经犯过错误、却也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
徐向前没有发表长篇议论,而是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请他过问此事。信中大意是:陈昌浩同志的苏联籍夫人生活需要照顾,组织部门是关心的,只是原单位办理时似乎有些阻力,希望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予以适当照顾。
话说得很克制。
没有替谁开脱,也没有把历史上的争论一笔抹掉。徐向前只是把一件应当处理的事情,重新摆到了组织面前。
陈昌浩与徐向前的交集,始于红四方面军的创建。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按照当时的领导体制,陈昌浩在部队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和组织责任。
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川陕,部队逐渐壮大。陈昌浩年轻,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在根据地建设、部队整顿以及政治工作方面投入很多精力。川陕革命根据地能够形成规模,与一批将领和地方干部的共同努力分不开,陈昌浩也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问题出现在更复杂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中。陈昌浩长期追随张国焘,对张国焘的一些主张缺少足够警惕。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围绕统一指挥和进军方向,两方面产生了严重分歧。陈昌浩在一段时间里支持张国焘的做法,这给后来部队的行动带来了影响。
南下受挫后,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可是,旧有的指挥关系和思想影响并没有马上消失。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四方面军的部分部队随后奉命渡过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西路军。陈昌浩与徐向前共同承担指挥责任。部队进入河西走廊后,缺少稳定的根据地和群众基础,又面对西北马家军的优势兵力,作战环境极其艰苦。河东、河西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援军难以到达,原定计划很快陷入困境。
徐向前后来回忆,西路军的失败留下了极其沉重的教训。1937年春,西路军已处在严重危局之中,陈昌浩和徐向前曾决定离开部队,返回中央汇报情况。徐向前对此并不愿意,他认为这支队伍是大家共同带出来的,到了危急关头,领导者更不能轻易离开。
陈昌浩却认为,两位主要负责人同时留在部队,目标过大,不利于分散行动。两人最终离队,这个决定后来一直伴随着他们。对徐向前如此,对陈昌浩同样如此。
陈昌浩回到延安后,身体状况很差,胃溃疡严重。1938年,周恩来曾安排他的儿子陈祖涛到延安与父亲团聚。此后,陈昌浩因治病前往苏联,长期滞留在那里。陈祖涛后来学习汽车专业,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建设中的重要技术人员。
1952年,陈昌浩回国。徐向前曾邀请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与他见面。面对昔日战友,陈昌浩多次表示歉意。有人问起往事时,他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只说当年的一些判断和选择,给部队造成了严重后果。
陈昌浩后来在中央编译局工作,1967年去世。关于他的评价,既不能抹去他在鄂豫皖、川陕时期的贡献,也不能回避他在关键时期存在的错误。历史人物往往如此,功过并存,不能只取一端。
徐向前在1983年的那封信,处理的是一笔生活费用,背后却体现出一种朴素的组织观念:对人的评价可以实事求是,对遗属的照顾也应当按规定办理。战争年代的分歧没有被遗忘,老战友之间的责任也没有因此消失。
此事经宋任穷过问后,陈昌浩妻子的生活困难得到解决。那封不长的信,没有渲染旧日情谊,也没有替历史下结论,只留下了一个具体而清楚的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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