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踏入阶级社会开始,埃及人用了整整两千年的时间,走完了从城邦规模的诺姆国家,到统一的地域王国,再到跨区域大帝国的漫长历程。这个帝国的诞生,完全建立在野蛮的征服战争之上。它在客观上打破了东地中海地区各个文明之间的隔绝状态,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与灾难。长达百年的掠夺性战争,给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这一点在第18王朝历代法老与军官们的铭文中随处可见——每一场胜利的背后,都是被焚毁的村庄、被掳走的人口与被掠夺一空的财富。
对于埃及本土而言,征服战争的影响同样是双重的。一方面,帝国版图的扩张带来了海量的财富与劳动力,源源不断的战利品与贡赋涌入尼罗河谷,极大地推动了埃及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战争也加速了埃及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同时也让埃及与被征服地区之间的民族矛盾变得愈发尖锐。帝国的荣光之下,早已埋下了衰落的种子。
对于这样一个疆域空前庞大的奴隶制帝国,埃及的统治阶级是如何维持统治的?答案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新王国时期的法老,拥有着远超古王国与中王国时期的绝对权威。第18王朝初年的君主们,凭借两场性质截然不同的战争树立了自己无可撼动的威望:驱逐喜克索斯人的民族解放战争,让他们成为了埃及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而对外征服战争的节节胜利,以及带回的无数财富与奴隶,则让他们成为了整个统治阶级崇拜的对象。
几乎所有的统治阶层都站在法老的一边,从王权的扩张中分享着利益。军队是王权最坚定的支持者,因为每一场胜利的战争都意味着丰厚的战利品,以及法老慷慨的赏赐,士兵与军官们都能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行政官僚们代表国王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在广阔的疆域内施展自己的才干,他们的俸禄与地位都与帝国的强盛息息相关,因此对法老感恩戴德;神庙祭司集团从对外战争中获得的利益更为丰厚,历代法老都将战争的胜利归功于神明的庇佑,因此每次凯旋之后,都会将大量的土地、战俘、城镇、牲畜以及其他财富捐赠给神庙。
即便是普通的奴隶主阶层,也能从帝国的繁荣中获得发展的机遇。帝国时代奴隶制经济的兴盛,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对外战争的胜利,既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与资源渠道。他们通过为王室、军队与行政机构提供服务获取报酬,也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积累着财富。在这一时期兴起的新兴奴隶主阶层——涅木虎,便与王室物资供应、军队后勤保障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逐渐成长为王权重要的阶级基础。
与古王国时期相比,新王国时期的官吏队伍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官员的选拔不再局限于王室家族与皇亲国戚,而是面向整个统治阶级开放。这一变化既反映了君主专制的阶级基础正在扩大,也体现了埃及奴隶主阶级自身的发展与成熟。此时的君主专制,已经深深扎根于奴隶制经济长期发展的土壤之中,建立在整个奴隶主阶级的共同利益之上。新王国的政权,不再仅仅是王室家族的私产,也不只是少数贵族的天下,而是整个埃及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
在新王国的官僚体系中,地位最高的官员依旧是维西尔,也就是宰相。为了适应管理庞大帝国的需要,同时也为了防止维西尔权力过于集中,法老将维西尔的职权一分为二,设置了两位维西尔:一位负责管理上埃及与努比亚地区,另一位负责管理下埃及与西亚的属地,两者的分界线位于埃及中部的赫尔摩波里。通常而言,管理上埃及的维西尔拥有更大的权力,当法老率军出征时,便由他代行朝政,处理国内的日常事务。
维西尔的职责范围极为广泛,涵盖了行政、司法、经济与神庙事务等多个领域。从第18王朝图特摩斯三世颁布给维西尔列赫米留的训令,以及其他留存下来的资料来看,土地纠纷、分家析产、灌溉系统维护、遗嘱验证、农事管理、赋税征收等事务,都在维西尔的管辖范围之内。但从训令的内容也能清晰地看出,维西尔本质上只是法老意志的执行者,他的所有权力都来自法老的授予,必须绝对服从于君主的权威。
在维西尔之下,设有各类专门的机构与官员,负责管理具体的事务,比如管理北方港口的官吏、负责南方要塞防务的官吏、管理全国土地的官吏等等。只是由于留存下来的资料有限,我们如今已经无法完全厘清这些机构的层级划分与具体权力边界。
在地方行政层面,诺姆依旧是最基本的行政单位,但相关的记载十分稀少。可以确定的是,此时诺马尔赫——也就是诺姆的长官——的权力已经远不如中王国之前,他们再也没有能力拥兵自重,与中央王权分庭抗礼。至于诺马尔赫的权力究竟来自中央任命还是世袭继承,如今尚无定论,但大概率是以中央任命为主,他们本质上只是帝国派驻地方的行政官员。
新王国时期的军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军队的组成不再局限于埃及本土士兵,而是加入了大量的外国雇佣军。第18王朝中叶以后出现的“沙尔丹”雇佣军,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不仅出现在埃赫那吞时代的浮雕壁画中,还在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争霸的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20王朝的《维勒布尔纸草》中,也留下了“沙尔丹”士兵租佃神庙土地,甚至他们的仆人也租种土地的记录,说明这些雇佣军已经在埃及定居下来,融入了当地的社会结构。
除了雇佣军之外,埃及军队还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兵种——战车兵。普遍认为,正是喜克索斯人将马与战车带入了埃及,而埃及人在学会了战车技术之后,将其发展成为了军队的核心突击力量。在新王国的对外战争中,战车兵屡屡在战场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与普通步兵不同,战车兵大多出身于富裕家庭,他们出征时往往有奴隶随行伺候,负责照料生活、饲养马匹与维护战车,马匹与战车通常也由他们自行筹备。这种特殊的兵员构成,使得战车兵成为了军队中的贵族兵种,也成为了埃及军事贵族的重要来源。
对于被征服的地区,埃及统治者采取了军事控制与间接统治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埃及会在战略要地派驻总督,部署精锐军队驻防,以武力威慑当地的反抗势力;另一方面,埃及也会利用当地的土著王公贵族进行治理,保留他们的统治地位,让他们作为帝国的代理人管理地方事务。
为了确保这些土著王公的忠诚,埃及人采取了人质制度。每征服一个地区,埃及人都会将当地统治者的子女带回埃及,名义上是让他们接受埃及的教育,实际上则是作为人质,牵制他们的父辈。等到这些王公去世之后,埃及便会将他们在埃及长大的儿子送回去继承王位,这些从小接受埃及文化熏陶的继承人,自然会成为埃及忠实的傀儡。
《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王公们及其兄弟的儿童被运走,以便送往埃及,作为人质。如果这些王公中有人死去,陛下就派他的儿子来接替他的位置。”这种以夷制夷的统治策略,贯穿了整个新王国时期。而在努比亚地区,埃及的统治方式更为特殊:法老会任命自己的王子担任努比亚总督,被称为“库什王子”。这样的安排大概有两个目的:一是让王室继承人在边疆历练,熟悉政务,锻炼行政能力;二是用王室成员镇守边疆,确保努比亚这个财富来源地的绝对安全。
维持这个庞大帝国运转的经济基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向国内人民征收的赋税,在列赫米留的墓葬铭文中,便保留着一份各地缴纳赋税的详细清单;二是向被征服地区征收的贡赋,包括金属、牲畜、奴隶以及各类珍稀物产。这两部分收入共同支撑着帝国的行政、军事与宗教开支,维系着法老的专制统治。
随着帝国的建立与稳定,新王国时期的埃及经济迎来了全面的发展。在手工业领域,各个行业的技术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升。金属冶炼行业开始采用脚踏风箱,一个工人可以同时操作两只风箱,大大提高了熔炉的温度。炉温的提升,对于青铜与铁的冶炼至关重要,它让金属的纯度与硬度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铜器的制作工艺也有了革新:过去埃及人只掌握了锻造技术,而新王国时期,铸造法得到了广泛应用,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当然,铸造法对工艺水平的要求也更高,需要模具具备良好的密封性。列赫米留墓的铭文中,便记载了为卡尔纳克阿蒙神庙铸造金属门的工程,足以证明当时铸造技术的成熟。
至于铁器,在新王国时期的埃及还十分罕见,出土的少量铁制品,大多是陨铁打造,或是从国外进口而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埃及本土真正掌握冶铁技术,大概要到公元前一千年代。在此之前,铁在埃及是极为珍贵的稀有金属,远没有普及到生产生活之中。
建筑业是埃及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新王国时期更是迎来了建筑的黄金时代。底比斯的卡尔纳克神庙与卢克索尔神庙,其主体建筑都是在新王国时期完成的;在埃赫那吞改革的短暂岁月里,埃及的工匠们在荒漠之中建造了一座全新的都城——埃赫塔吞,王宫、神庙、政府官署、贵族府邸一应俱全;到了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又在三角洲东部营建了新都培尔-拉美西斯,作为向西亚用兵的前沿军事基地。这些规模宏大的建筑工程,既反映了当时埃及建筑队伍的庞大,也体现了建筑技术的高超水平。
考古学家在底比斯西部发掘出了一处手工业者的聚居地,这个聚居点经历过多次迁移,学者们推测,在修建埃赫塔吞与培尔-拉美西斯两座新都时,都曾征调过这批建筑工人。新王国时期的建筑材料以石材为主,主要是砂岩与石灰石,同时也会使用生砖作为辅助材料,二者结合,建造出了一座座流传千年的宏伟建筑。
纺织业在新王国时期也十分发达,主要原料是亚麻与羊毛。从图特摩斯四世与图坦哈蒙墓葬中出土的亚麻织物残片来看,当时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织物细密柔软,图案精美。纺织机械也得到了改进,垂式织布机取代了中王国时期的卧式织布机,只需要一个人便可以操作,还能织出更宽的布幅,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都有了明显提升。
玻璃制造业同样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考古学家在底比斯发掘出了多座第18王朝时期的玻璃制造厂遗址,当时的埃及工匠已经能够生产出多种颜色的玻璃制品,包括紫水晶色、黑色、蓝色、白色、红色、棕色、黄色,甚至还有无色透明的玻璃。这些玻璃制品不仅供应埃及本土的贵族阶层,还远销海外,是埃及重要的手工业产品之一。
交通运输方面,尼罗河的水运始终是埃及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河面上往来的船只承载着全国大部分的物资流通。在山地地区,货物运输主要依靠驴队驮运;而在平原地区,原本只用于军事的轮车,逐渐普及到民间运输之中。轮车的推广,是交通运输史上的一大进步,相比肩挑背扛与牲口驮运,轮车的运输效率要高得多,也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农业领域的技术革新,是沙杜夫的发明与应用。这种简易的提水装置,可以将低处的河水提到高处的田地中,为高地的开发与耕种创造了条件。在此之前,埃及的农业大多依赖尼罗河的自然泛滥,只能耕种河谷两岸的低洼土地。沙杜夫普及之后,更多的高地被开垦为农田,耕地面积得以扩大,农业产量也随之提升。
生产力的进步、对外战争掠夺的巨额财富、对外联系的日益频繁,共同推动了埃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在新王国时期,金属作为流通手段的情况越来越多,铜、青铜、白银与黄金都在交易中承担着货币的职能,但始终没有出现真正的铸币。其中,白银是最常用的价值尺度,大多数商品的价值都会折算成一定重量的白银来计量。
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借贷关系的普遍化。根据留存下来的资料,当时的借贷行为需要订立书面字据,承诺偿还期限,还需要有证人签字画押才能具备法律效力。商品货币关系逐渐渗透到农村地区,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所谓的麦西档案中,便记载了王家牧人涅布麦希因为穷困潦倒,不得不出租奴隶、出卖土地的事例。除此之外,雇佣关系与租佃关系的发展,也都是商品经济深入农村的证明。
新王国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最鲜明的标志,或许是职业商人阶层的出现。第11号波拉克纸草记载了两位商人的经营活动,一位名叫明-纳克赫特,另一位名叫舍利布恩,他们都是零售商,主要售卖肉类、葡萄酒与糕点之类的商品。商人的出现,意味着商品流通已经发展到了需要专门从业者的阶段。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新王国时期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依旧很不充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最突出的表现是,物物交换的情况依然十分普遍,衣服、牛、谷物、各类器皿都可以作为交换媒介。即便是奴隶买卖、土地交易这样的大额交易,也大多以实物进行交割,只是会注明标的物价值多少白银。比如麦西租用涅布麦希的女奴两个工作日,支付的租金是一束麻以及其他一些实物;麦西购买涅布麦希的3斯塔特土地,支付的是一头乳牛,这头乳牛的价值被折算为1/2德本白银,约合45.5克。职业商人虽然已经出现,但数量很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在政治上更是几乎没有影响力。
制约埃及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障碍,是大部分生产资料都掌握在王室、神庙与贵族奴隶主手中,他们的经济模式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自身消费,很少进入市场流通。其次,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大多控制在国家与各类奴隶主手中,主要用于制作装饰品与祭祀礼器,而不是作为货币投入流通。此外,官吏与手工业者的报酬都以实物形式发放,而非货币薪酬;对外贸易也始终由国家与王室垄断,私人很难参与其中。这些因素共同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埃及的奴隶制经济始终停留在自然经济为主的阶段。
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奴隶制度也迎来了大发展,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奴隶数量的大幅增加。由于缺乏系统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得知这一时期奴隶的具体总数,也无法统计各类奴隶主占有奴隶的具体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新王国时期的奴隶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奴隶的主要来源,是长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从第18王朝历代法老的远征记录,以及众多军官的传记铭文中,都能看到他们疯狂抓捕俘虏与平民的记载,其目的就是将这些战俘转化为奴隶,作为劳动力与财富。《桡夫长雅赫摩斯传》便提供了十分典型的例证,证明掠夺劳动力是当时埃及发动对外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奴隶本身也被视为财富的一种,因此成为了法老赏赐有功之臣的常见物品,这份传记末尾所附的奴隶名单,便是最好的证明。
奴隶制发展的第二个表现,是奴隶主阶层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拥有奴隶的群体扩大了。在古王国时期及更早的年代,奴隶几乎全部掌握在王室、神庙与官僚贵族手中,普通平民拥有奴隶的情况极为罕见。到了中王国时期,中小奴隶主阶层涅杰斯兴起,打破了贵族对奴隶的垄断,但涅杰斯阶层本身拥有的奴隶数量也不多。而到了新王国时期,除了上层贵族依旧占有大量奴隶之外,许多中下层居民也开始拥有奴隶,看门人、牧人、商人、手工业者、雇佣兵、理发师、普通市民等群体中,都有拥有奴隶的记录。涅木虎这一中小奴隶主阶层的形成,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在埃及的法律与社会观念中,奴隶完全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他们可以被随意买卖、转让、继承、出租与雇佣,也可以作为财产被官方没收。第19王朝的一份纸草文献,记载了女市民伊林涅菲尔从商人拉伊阿手中购买一名叙利亚籍女奴,之后引发诉讼的事件;都灵博物馆收藏的第2021号纸草,则记录了一位奴隶主在分家析产时,将奴隶作为财产分配给子女的情况;第20王朝时期,军队书吏霍尔的女奴被官方没收,随后转让给了王陵机关。这些记载都充分说明,奴隶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极为低下。
当然,新王国时期不同奴隶的处境也存在一定差异。有些奴隶可能被主人释放为自由民,或是被主人收为养子;有些奴隶可以独立租种土地,拥有自己的家庭与私人经济,甚至还有少量奴隶占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即便如此,这些奴隶的真实生活也未必有多好。比如开罗的一块石碑上记载,一名奴隶之所以要卖掉自己占有的土地,是因为“度着穷困的生活”。《维勒布尔纸草》中租种神庙土地的奴隶,租种的面积都很小,还要缴纳沉重的租税,想要靠此养家糊口十分艰难。
正因为处境悲惨,奴隶们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从消极的逃亡、怠工,到积极的武装起义,他们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甚至改变自己的身份。奴隶的反抗斗争,贯穿了整个新王国时期,也成为了埃及社会内部重要的矛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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