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的履带碾过黄土时,带起的尘土有两层楼那么高。我站在宁远大道边上,手里攥着刚出炉的普查名单,看着那只铁臂朝土堆顶部伸过去。
那是2009年春天,武山县城的旧城改造项目已经推进到东郊家坡村这一片。宁远大道要从这里穿过去,规划红线画得笔直,横穿整个土堆的位置。
施工队进场那天,周边几个村的老人都围在不远处看热闹,没人上前拦,也没人说什么。家坡村的老陈也在人群里,嘴里叼着烟,眼睛眯着看那台挖掘机。
“这大土堆早该平了。”有人说,“挡在这路中间多少年了,上回我拉麦子还绕着走。”
老陈没接话,吐了口烟,蹲下去。
我第一次路过这个土堆时,也没多看它一眼。2009年年初,县文物局安排我做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联络员,负责武山县城关镇这一带。
那张普查名单上列了十几处登记在册的文物点——寺庙、古建、碑刻,没有这个大土堆。
事实上,它连名字都没有。当地人管它叫“大土堆”,从我有记忆起就听过这个名字。老辈人说那是早年间筑城留下的夯土台子,具体什么朝代、干什么用的,没人说得清。
它立在渭水南岸、家坡村边上,高十来米,底下长满了酸枣刺和灰灰菜,春天开一层细碎的白花,秋天下过雨,台子边上会冲出几条沟壑,像老人脸上的皱纹。
真要说有什么特别的,可能就是它太土了。整个土堆通体用黄土夯成,连一块砖石都没裹,剥落的断面能看到一层一层的夯土纹理,坚硬得像石头。
施工队进场那天中午,我正蹲在宁远大道边上吃一碗面皮,接到了县文物局局长打来的电话。他问我:“东郊那个大土堆,普查资料查到了没有?”
我说:“还没查到。”
“老城区拆迁之前,你把这片儿跑一遍,该看的都得看。”他说,“这轮普查结束,东西还在不在,就不好说了。”
我挂了电话,碗里的面皮已经坨了。那天下午,我推着自行车第一次走到了大土堆脚下。
走近了才能看出它大。底径估摸有二十来米,整体呈覆斗状,三层台面收分上去,顶上平平整整,能站七八个人。夯层均匀,每层厚度差不太多,大概在八到十厘米之间,夯窝还隐约能辨认出来。
我用地质锤敲了一块边角,用力敲了七八下才敲下来一块,断面紧实密致,颗粒很细。
这种纯夯土工艺,不是民间能做的。
我绕着台子走,在南侧断面上发现了几块夹杂在夯土中的碎陶片。有一个是灰陶豆的圈足残片,还有一个是夹砂红陶的鼎足尖。
我拿水冲干净,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心里开始往上翻——这些陶片的形制特征,有宋代的气息。
但我当时不敢下结论。一个从未进入过文物普查名录的土堆,要确认它的身份,需要档案、文献、考古证据,缺一样都不行。而挖掘机不等人。
旧城改造的红线越逼越近。施工队先拆了土堆东边的两排老屋,轰隆轰隆一上午就夷平了,瓦砾直接用卡车拉走。大土堆孤零零立在场地中央,像一件等着清仓的旧家具。
设计部门给土堆让路改线,对施工方来说意味着成本增加、工期延后,对开发商来说意味着少卖一排临街房。那天下午,负责拆迁协调的城建干部来工地转了一圈,走之前扔下一句:“又不是文物,挡着道干啥?推了算了。”
这句话传到县文物局那边,局长坐不住了。他第二天一早把我叫到办公室,摊开一张民国三十四年绘制的武山县城地图。地图上的老城区标注了文庙、城隍庙、社稷坛的位置,字迹已经泛黄,但能看清。在城东郊的位置,地图上画了一个方形标记,旁边写着三个字——“风云坛”。
“县志上也有记载。”局长从柜子里翻出一本旧县志,翻到某一页念给我听:“北宋崇宁年间,建风云雷雨坛于城东二里,坛制三层,高四丈余。春秋二仲,祀风云雷雨之神。风调雨顺,护佑苍生。”
我把县志接过来看了看,白纸黑字,墨迹清晰。风云雷雨坛,北宋崇宁年间,约1104年,离那时候已经过去了九百年。
“九百年。”局长说,“这土堆要是真能对上号,就是咱们县现存最老的建筑。”
“但它等级不够的话,拆迁照样能推。”我说。
“所以得想办法把它定成文保点。”局长看着我,“你抓紧做鉴定材料。”
那段时间,我白天跑现场,晚上翻资料。大土堆的三层台面逐层量,夯层逐段拍照,陶片逐块编号。我还去县志办调了《宁远县志》的清代抄本,在“坛庙”一卷里找到了更加详细的记载——风云雷雨坛始建于北宋崇宁四年,与山川坛、城隍庙并列为宁远古城三大祭祀场所。明清两代多次修葺,最后一次大修是在清嘉庆年间。
我拿着这份资料去找城建部门的领导,对方翻了翻,皱了皱眉:“你说这是北宋的祭坛,有什么根据?”
“夯土工艺、陶片类型、县志记载,都对得上。”我把材料推过去,“它比县里现存的明代建筑还要早三四百年。”
“真的假的?”对方把县志接过去看了一会儿,“一个土堆,能有这种来头?”
我没回答他。那天下午,县委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县规划委员会要开会讨论宁远大道改线问题,请文物局派人参加。局长把名额给了我。
会议定在下午三点。两点半我到了县委会议室,里面已经坐了八九个人,城建、规划、交通、国土、开发企业各个口都在。项目经理坐在最角落里,面前摊着一卷图纸,表情不太好看。
三点整,主持会议的副县长说:“开始吧。先听文物部门的意见。”
我站起来,把随身带的那块夯土样品放到会议桌上。那块土块取下来之后用牛皮纸包着,打开来时还带着潮气。
“这是一块北宋时期的夯土。”我说,“从城东大土堆第三层台面的夯层里取出来的。同一断面还采集到了灰陶豆圈足残片和夹砂红陶鼎足,年代特征都指向宋代。”
我把县志复印件发了一圈,指着那一段“北宋崇宁年间建风云雷雨坛于城东二里”——“《宁远县志》清抄本里明确记载了这个祭坛的位置、形制、祭祀对象。三层坛制,高四丈,与现在土堆的实测数据吻合。它不是弃土堆,也不是自然土丘。它是宁远古城仅存的地面建筑遗存。”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项目经理先开口了:“那我们的路线怎么办?改线绕行,成本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工期也要拖。”
“如果确定是文物,依法必须调整规划。”我说,“不是改不改的问题,是这个点位不能动。”
项目经理张了张嘴,没再说话。副县长拿过县志翻了两页,又看了一眼我放在桌上的夯土块,停了一会儿。
“让设计院重新出线位方案。”他说,“文物部门赶紧把认定材料整理上报。”
当天晚上七点多,我从县委出来,天已经全黑了。宁远大道上的路灯亮了一半,远处的施工现场已经停工了,挖掘机停在土堆旁边,像一只被定住的铁兽。大土堆静立在夜色里,顶层台面的轮廓还能看出一条线。
家坡村的老陈不知道从哪钻出来,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我身边过去,骑出去十几米,又停了下来。
“哎,听说你们把它保下来了?”他问我。
“还没正式定。”我说,“但是应该能保下来了。”
老陈没骑走,在自行车上坐着,脚踩着脚踏板:“我小时候爬过那个土堆,在顶上那块平地上放过风筝。那时候老一辈就说那是有来头的地方,不能随便扒。”
他顿了顿,又说:“现在好了,能跟后人交代了。”
之后材料逐级上报。省文物局的专家来武山实地勘查了两天,最后确认风云雷雨坛为北宋宁远古城遗存,是国内罕见的保存完整的纯土质祭坛,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建筑工艺研究价值。2009年底,它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来又升为省级。
宁远大道最终向北绕了一段弧线,从祭坛北侧五十米外经过。那段弧形公路,开车经过的人看不出什么特别,只有在地图上才能看到——一条笔直的大路,在城东突然拐了一个弯,像在为什么东西让路。
那个弯里面,大土堆还立在原处,三层台面收分向上,顶上的荒草一季一季地长,又一季一季地枯。
2011年,省文物局拨了一笔维修款,对祭坛做了围栏保护,四周立了说明牌。施工单位退场那天我在现场,发现南侧台基裂缝里长出了一棵小榆树苗,大概半尺高,叶子绿得扎眼。我蹲下来看了半天,没舍得拔。
后来我调离了文物局,去了其他单位。但每年春天路过那段弧形路,我都会把车速放慢一点,隔着车窗看一眼那个土堆。顶上长了更多的草,围栏也旧了,说明牌上的字漆掉了两回,又补了两回。
有个周末下午,我带了家里的小孩去看。小孩站在围栏外面,仰头看着那座土黄色的高台,问我说:“爸爸,这是个什么东西?”
“祭坛。”我说,“古人求风调雨顺用的,北宋时候建的,快一千年了。”
小孩没太听明白,又问:“那它为什么不倒啊?”
我想了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随便说了一句:“因为它站在这里等着有个人把它认出来。”
那天下午起风了,土堆顶上的枯草被吹得哗哗响,像有人在上面翻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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