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四川成都。清点旧档案时,工作人员常会遇到一种反差:同一片土地,既留下了古代王朝避乱入蜀的记录,也保存着近代四川子弟奔赴前线的名册。四川看似远离中原,却一次次被战争推到历史的要害位置。

四川的特殊,先在地理。青藏高原向东递降,群山、峡谷和盆地交错分布,成都平原被重重山地护在中间。古代交通艰难,外部军队想进入四川,往往要付出极大代价;可一旦战火突破关隘,盆地内部的城镇和乡村也很难迅速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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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很早便有成熟文明。三星堆、金沙等遗址说明,古蜀先民在青铜铸造、玉石加工和祭祀礼制方面都有独特成就。秦国灭巴蜀后,四川逐步纳入统一国家的政治体系。公元前256年前后,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改善了成都平原,也使这里从相对封闭的区域,变成重要的粮食和物资基地。

粮食多,地形险,四川便有了“天府”之称。乱世中,这既是百姓安居的条件,也是政权保存实力的依托。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都曾避乱入蜀,南宋末年,重庆钓鱼城又成为抵抗蒙古军的重要堡垒。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战事中去世。此后战争仍延续多年,四川军民承受了长期围困、攻伐和饥荒。元军最终控制四川时,当地人口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史料记载虽因统计口径不同而有差异,但人口锐减、城镇残破,并非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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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四川推入深重灾难的,是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明朝后期,灾荒、兵变和地方失控彼此叠加。张献忠部进入四川后,战争迅速演变为大规模杀戮。成都、重庆以及许多州县反复易手,军队、饥民、地方武装相互冲击,普通百姓没有可靠的避难之处。

有意思的是,民间传说常把四川人口减少简单归结为某一支军队的屠杀,真实情况却更复杂。战争、饥荒、疾病、逃亡和户籍失修共同造成了人口断层。清初重新登记时,四川在籍人口仅有数万至十余万的说法长期流传,但这类数字不能直接等同于当时全部人口。可以确定的是,许多地区已到了“十室九空”的程度。

清政府为恢复四川生产,推行大规模移民。湖广、江西、福建以及陕西、广东等地的人口陆续进入四川,垦荒、修渠、建镇,逐渐形成后来所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持续多年,既改变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也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方言、饮食和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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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患并未就此完全停止。三藩之乱、白莲教起义和地方冲突,都曾使四川部分地区再次遭受破坏。不过,清初移民已经让农业和城镇有了恢复基础,四川没有再回到明末那种全面崩溃的状态。

进入近代,四川又承担起另一种代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四川成为大后方的重要区域。1937年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部分机构迁往重庆;1938年武汉失守后,重庆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山城遭到日军空袭,民众伤亡惨重,但四川的粮食、兵员和物资仍持续输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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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能不能出兵?”有人曾这样问。回答很直接:“国家有难,不能只守家门。”这类话未必能对应某一位具体人物,却准确反映了当时大量四川军人的选择。抗战期间,四川出兵规模居全国前列,许多部队长期在正面战场作战,伤亡十分惨重。“无川不成军”因此流传开来。

抗战胜利后,四川子弟又出现在人民志愿军的队伍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于当年10月开始赴朝作战。经过三年多战斗,战争于1953年7月停战。关于志愿军牺牲人数,因统计范围和资料时期不同,公开数字存在差异;2011年公布的四川籍志愿军烈士名录中,确认人数为三万余名。

四川的历史,不只是“天府之国”的富庶,也包含人口反复流失、家园屡次重建的记录。古代有人从外地迁入,近代有人从四川走向战场。迁入者让土地重新生长,出川者则把四川的兵员和粮食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那一页页户籍和名册,记录的正是这片土地经历过的战争重量。